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了一条震惊中外的新闻：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日方在上海签订了“汪日密约”，新闻标题的其中两行是这样写的：“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这条惊爆性新闻刊出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向《大公报》联名揭发汪精卫签下卖国密约的，竟然是汪精卫身边的两名得力助手高宗武和陶希圣，这就是“高陶事件”。
高宗武1905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乐清县，他于1923年到日本去留学。1931年，高宗武获法学博士学位，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1932年春，高宗武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日本问题专员。1935年5月，高宗武又升任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陶希圣出生于1899年，是湖北黄冈人，曾就读于武昌英文馆。1922年，陶希圣从北大法科毕业，在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担任教员。1924年，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
1927年初，陶希圣被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1929年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劳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立达学院及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与周佛海、樊仲云等创办新生命书局。1938年7月，陶希圣升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同年底，随汪精卫出走河内。
1939年8月，陶希圣加入汪伪政府，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赴香港，披露汪日签订“密约”的内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陶希圣又去了重庆，担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1947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那么，高宗武和陶希圣这两个曾经的汪伪政府高级官员，为什么会“临阵脱逃”，在最紧要的时刻以民族大义为重，脱离了汪伪政府，揭发了汪精卫的卖国密约呢？
杜月笙
在二人的转变过程中，杜月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8年10月26日，汪精卫在重庆上清寺寓所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秘密讨论对日“和平活动”。
11月20日，汪精卫派高宗武和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祯昭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7号的“重光堂”，秘密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史称《重光堂协议》。
12月19日，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春圃、曾仲鸣、陈昌祖等人乘机前往河内。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声明，声称要“彻底击灭抗日之国民政府，与新生之政权相提携”，以建设“东亚新秩序”。
12月29日，汪精卫签署主张中止抗战对日求和的《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声明稿，交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并于12月31日在汪系报纸《南华日报》发表。这就是汪精卫以和平救国名义公开叛国的所谓“艳电”。
1939年2月1日至5日，高宗武每天与汪精卫进行长达八个小时的商谈，初步议定于当年10月10日在南京建立“中央政府”，向日本政府借款2亿元，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每月提供3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商讨结束后，汪精卫特派高宗武再次访日。
这样看来，高宗武也算是汪伪政府的始作俑者之一，最初，他是汪精卫最信任的亲信，也是汪伪政府的坚决拥护者。然而，1939年2月21日，高宗武乘船在长崎登岸时，拜访了父亲高玉环的同乡好友一一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黄溯初。黄溯初指出高宗武追随汪精卫绝对是错误的，劝说高宗武悬崖勒马，这次交谈，让高宗武对汪伪政府产生了怀疑，也为后来的“高陶事件”埋下了伏笔。
高宗武在日本期间，先后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外相有田八郎，以及多田骏、板垣征四郎等军政首脑进行会晤。
汪精卫
1939年3月16日，高宗武回到香港。3月18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将内阁五相支持汪精卫组织“新中央政府”的决定通知了高宗武，并决定从4月初开始，每月划拨给汪精卫30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
1939年5月初，高宗武离开香港赴上海与汪精卫会合，在与汪精卫会合前，高宗武去拜访了杜月笙。正是这次拜访，促成了后来的“高陶事件”。
高宗武去拜访杜月笙时，杜月笙劝告高宗武，一定不要被汪伪政府蒙蔽，一定不要背叛民族大义，一定不要做日本政府的傀儡，是中国人，就要维护中国的权利；是中国人，就要坚决抵抗外来的侵略者。在杜月笙苦口婆心的劝说下，高宗武终于决定，“我不会做傀儡，我将采取断然措施”。
从1939年11月1日起，日本的“梅机关”开始与汪伪集团谈判，“梅机关”在谈判中，提出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这意味着日本将与苏联合谋瓜分中国几乎全部的领土。这让高宗武和陶希圣终于决定悬崖勒马，二人于1939年11月3日致电汪精卫和周佛海，表达了对这一谈判的反对。而高宗武，则在谈判中，寻找机会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原稿及其附件带回了家，全部拍照留作证据。
同时，高宗武迅速秘密请人将写着“高决反正速向渝洽”八个字的字条送到了杜月笙手里，杜月笙收到高宗武的字条后，迅速从香港飞到重庆，将此事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对此也极为重视，下令杜月笙迅速部署营救计划，营救高宗武和陶希圣。
1939年12月31日，汪精卫召开“干部会议”，最后审议《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并要求与会人员在该项密约上签字。然而最后，在该项密约上签字的，只有汪精卫和周佛海，陶希圣装病没去参加此次会议，而高宗武也找了个理由，退出了签字仪式。当晚，高宗武和陶希圣就决定秘密逃离汪伪集团。
高宗武与陶希圣
1940年1月3日，高宗武和陶希圣在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的保护下，以假名登上了前往香港的“柯立芝总统”号轮船，二人极为紧张，以至于上船后，连彼此的假名都忘了。二人在船上商定，到了香港，就给香港《大公报》主编致信，将汪精卫与日方的密约公之于众，二人在船上，就起草好了这封信。
1940年1月5日，高宗武和陶希圣安全抵达了香港，同时，高宗武的父亲高玉环的同乡好友黄溯初已派人潜回了温州，将高宗武在温州的亲属全部秘密转移走了。
高宗武与陶希圣一到香港，就找到了杜月笙，高宗武将拍摄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原稿及其附件的照片交给了杜月笙，杜月笙一刻也不敢怠慢，当下就乘飞机赶到重庆，把这些照片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迅速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亲自来监督《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稿及其附件的发稿事宜。而高宗武和陶希圣联名致香港《大公报》主编的那封信，也于1940年1月20日送至香港《大公报》。
1940年1月22日，日本与汪伪集团之间的密约被香港和国内的各大报刊披露。这一密约一经披露，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不仅彻底揭开了汪精卫等叛国汉奸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也给汪伪集团以沉重的打击。而高宗武和陶希圣，也在杜月笙的帮助下，安全地脱离了汪伪集团。
高宗武、陶希圣在中国历史的紧要关头幡然醒悟，毅然脱离汪伪集团，并将汪伪集团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媒体上公布于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阴谋，给汪精卫等卖国叛徒以沉重打击，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影响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