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谢子元
丁纯蓝同志给我寄来她的作品《献身信仰的革命伉俪——田波扬与陈昌甫》，这是“湖南英烈故事丛书”中的一种，这套丛书凡96种，把2018年中央媒体推出的“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中所列的95位（组）湘籍英烈全部囊括了进去，每位（组）英烈单独成册，另有一册综合本。丛书所采取的通俗故事表达方式和小册子形式，便于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接受，也方便广泛传播。在披读纯蓝此书之前，我虽然对田波扬与陈昌甫这对革命伴侣的事迹稍有所闻，然而关于他们的家世、心路、美德与爱情都知之甚少。正是这册小书，为我打开了一扇走近和了解两位英烈的窗口，使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
生活上的亲密伴侣 革命中的真挚战友
一部中共党史，是一部中国革命苦难辉煌的历史，也是一部无数革命先辈壮烈牺牲的历史。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先烈的事迹，是后继者的路标、教科书和营养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单是夫妻双双成为英烈的，就难以数计。人们耳熟能详的，如蔡和森与向警予，周文雍与陈铁军，陈觉与赵云霄，何孟雄与缪伯英，彭咏梧与江竹筠等等。他们因信仰而结合，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毅然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幸福和生命。他们见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道义与担当，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启迪后人。
田波扬与陈昌甫也是这样一对夫妻英烈。他们都是浏阳人，牺牲时田波扬仅仅23岁，陈昌甫22岁，他们短暂而绚丽的人生，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给了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牺牲时田波扬担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陈昌甫是他的助手。在蒋介石、许克祥等先后叛变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中，田波扬与陈昌甫如果听从同志们的建议，到乡下躲避一段时间，可能不至于牺牲。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向死而生，田波扬斩钉截铁地对爱妻和同志们说：“斗争需要我留下，即使死了也值得。”
小册子写出了田波扬和陈昌甫从小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革命者的历程。他们都出生于开明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田家本是浏阳富裕之家，田波扬的父亲原有50顷良田，100余顷林地，但因为支持田波扬夫妻上学和从事革命工作，出卖田地沦于破产。小册子着重揭示了田波扬走上革命道路的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他从小就富有同情心，好为穷苦百姓、为被侮辱被损害者鸣不平；从小怀有以天下为己任、救国家民族于水火的青云之志。他与小同学一起编唱禁烟戒赌的顺口溜；他到长沙去求学，与轿夫一起步行，还多给轿夫工钱；在长沙街头看到店铺里师傅毒打学徒，看到恶少坐在轿子上用橘子皮打轿夫，他都义愤填膺，要制止恶行，或者用诗歌写下他对不公平的旧世界旧秩序的愤懑。这些细节，描画出一个从小富于正义感、同情心的少年形象。可以说，这种我们先圣所谓的“不忍人之心”，正是他后来萌发出共产主义美德之苗的善根和种子。外因则是他得到一批革命先行者、进步师友的引导、帮助、“夹持”，也深受当时革命与斗争的时代氛围和周边环境的影响。从俄国十月革命到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时代的主题就是革命。而田波扬与陈昌甫所生活的湖南和浏阳，又正是一片革新革命的热土，从维新派主将谭嗣同，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家唐才常、焦达峰，都是浏阳人，他们都成为从小影响田波扬这代青年成长的楷模。而在他们走向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过程中，毛泽东、郭亮、夏明翰等我党领导人的示范效应更是不言而喻的。
小册子生动地表现了这对年轻夫妇对革命的忠诚、对爱情的坚贞。他们夫妇因叛徒告密被反动派逮捕后，敌人先之以利诱，继之以酷刑。面对敌人“悔过”即释放的诱惑，田波扬理直气壮地声明：“我走的道路是光明正大的，不需要悔悟，只有你们背叛革命才是绝对的错了。”面对酷刑拷打和死的威胁，他铁骨铮铮：“头可断，血可流，此志不可移。”临刑之前，敌人再次诱惑身怀六甲的陈昌甫，只要她代表丈夫自首，就能保住丈夫和肚中的孩子，但是陈昌甫坚定地说：“我宁可代替他死，也绝不代替他叛党。”这铮铮的誓言，出自一个柔弱的女共产党员之口，多么令人感动与震撼！
这对年轻的夫妻，“投身革命即为家”，虽然聚少离多，很少能享受花前月下、甜甜蜜蜜的小家庭幸福。但正如林觉民《与妻书》所言，“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汝体吾此心，于悲啼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共同信念，使得田波扬与陈昌甫甘愿赴汤蹈火，同生共死，并以这样的爱情与婚姻为至高的幸福。他们在狱中诀别时，田波扬对陈昌甫说：“爱贞，你跟我结婚以来，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你后悔吗？”陈昌甫的回答是：“我这一生，遇见你是我最幸福的事，我不后悔！如果有来世，我们还做夫妻。”
给史家做材料 给文学开生路
纯蓝这本小册子，说是通俗故事形式，其实属于严肃的非虚构文学，严格说来就是传记文学。作传在有的读者想来，可能比虚构的小说或戏剧影视文学要容易，因为只要把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一生记录下来即可。殊不知，这“真实”二字便非要作者有踏破铁鞋、磨穿铁砚的勇气和工夫不可。一是大量获取传主生平材料尤其是思想、心理方面的材料绝非易事，既要作艰苦的搜集工作，还要以史家的眼光进行甄别鉴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二是在掌握了传主大量的生平资料基础上，又要以作家的手段进行运思、布局、剪裁、行文，方能使传主血肉丰满、栩栩如生。须知传记文学乃历史与文学媾和的产儿，绝非史料的简单堆砌连缀，更非作者向壁虚构能够完成的。诚然，传主的心理活动、生平细节离不开作者以合乎情理的想象和生动的描绘来填补，但传记作者的所有想象虚构都应基于他所掌握的传主史料。作传如此不易，但传记文学又如此重要，在当代更是大行其道。我国现代新文学的开山人物胡适特别重视和倡导传记文学，他一生劝别人写自传，自己也躬身实践，作有多种自传和古今人物传记，甚至还为学生写过传记。根源在于他认为传记具有“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重要价值。
田波扬与陈昌甫牺牲近百年，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之下，二烈士遗迹遗存既非常少有，见证者也大多故去。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除少量史料，主要靠人们口耳相传。收集这些传记资料已十分不易，而加以去伪存真的鉴别，和填补空白的想象，其难度是可以想见的。纯蓝所做的艰苦工作，可以从书中读出，正是所谓“可与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比如，搜集田波扬和小伙伴们编的《戒牌歌》《禁烟快板》，得通过田野调查方式，从健在的老人口中去获取，且不排除适当加工；田波扬发表在他创办的油印的革命刊物《新民》上的诗歌和文章，或者还可以通过图书馆、档案馆、历史博物馆搜集得来，但像田波扬与送他的轿夫一起步行去长沙的故事，虽然有口耳相传的梗概，但要把这个故事立体化，就非得作家精心结撰了。比如他向轿夫们介绍革命的领路人毛泽东那一段：
“田波扬指着轿子又说：‘将来恐怕也会革掉这个东西的命，因为那时没人去坐，也没人肯抬了。’说得两个轿夫笑了起来。
“其中一个年老的轿夫急着问道：‘他叫什么大号？’
“田波扬从包袱里取出一份《湘江评论》，指着上面一个名字念道：‘毛——泽——东。’
“‘毛泽东！’年老的轿夫兴奋地念着，‘多好的名字，毛泽东！’
“年轻的轿夫恳切地说：‘田先生，把这份报纸送给我吧。’
“田波扬把《湘江评论》郑重地递给年轻的轿夫，说：‘好好看吧，有不认识的字，我下次回来教你认。兄弟，你可以去找潘先生，参加农会干革命嘛！’
“年轻的轿夫连忙接过报纸，轻轻地抚摸着‘湘江评论’四个大字，十分感激地回答：‘田先生，我们一定照你的话去做！”
这篇对话，既写出了田波扬对毛泽东的崇敬，对贫苦农民的深刻同情和发自内心的尊重，更表现了他启发农民起来革命的循循善诱。但毫无疑问，其中的动作、神态和语言，都是作者艺术想象和加工的产物。没有作家的艺术匠心，整个故事就只剩下了干巴巴的几根筋。
我相信，纯蓝为田、陈二烈士所做的艰苦的立传工作，是在口头遗存乃至部分物质遗存行将湮没之际所做的抢救性工作，毫无疑问，这份工作将起到“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作用。
为历史存正气 为世人弘美德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从孟子倡导“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养气”来修身，到颜真卿、文天祥、方孝孺，直到近现代的林觉民、夏明翰、田波扬与陈昌甫烈士夫妇，这样充满浩然正气，为国为民慷慨赴死之士，闪耀在中华历史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文艺工作者的职责，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所要求的，“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塑造好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民族英雄，不断丰富我们民族的英雄长廊，让他们的事迹传诵千秋万代，滋养子孙后代。
近现代史上，湖南英雄辈出，“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而浏阳又是湖南颇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深厚、慷慨悲歌之士特多的革命热土。谭嗣同大笑临刑，高呼“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决心为维新第一个流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当世和后人以其籍贯称呼他为“谭浏阳”，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赋予了浏阳人以血性，以革命品格、牺牲精神。
作为地道浏阳人的丁纯蓝，醉心于爬梳先贤史料，搜罗缺失，著为文史篇章，使桑梓先烈事迹和美德昭彰史册，并成为后人的营养剂。这是一项功德，也是对文艺工作者初心使命的践履担当。我相信她会在这方面继续坚持、不断努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