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温柔带着留了一个冬天的长发、身穿绿色衬衫，出现在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的旁听席上，“去亲眼见证了，这耗费六年时光的一刻。”
“豫章书院”案重审异地开庭，这一天，距离温柔撰文揭露豫章书院虐待学生的罪行时隔近6年。
过去6年，他和数位志愿者四处寻找受害学生，想方设法收集证据，自掏腰包为受害者请律师、承担交通住宿费，最终促成了这场国内获立案的起诉戒网瘾学校第一案。
他一度为此遭遇威胁、网暴和质疑，“他们和你有什么关系？”温柔回答，“从我知道的那一刻，就和我有关系了。”
今天，温柔和受害者们没等来一个结果——庭审进行5个多小时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庭辩焦点集中在刑期、精神损害赔偿等，从庭审过程来看，目前我们对于结果是很悲观的态度。”代理律师尚满庆说。
休庭后，两位上庭的原告受害者情绪激动到无法说话。庭审期间，23岁的原告人湖州女孩初悟紧张到腹泻，中途离开，坐在旁听席，对着被告始终“愤怒又害怕”。温柔也感叹，“我有点承受不住了，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
开庭前，温柔既怀着些许期待，也在心底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开拓了一个先例，让潜在受害者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希望这成为一个契机，让更多人关注戒网瘾学校的问题，希望这些年我们的努力变成一株火苗，尽管微弱，也能成为他们走下去的动力。”
温柔
“从我知道的那一刻，就和我有关系了”
“他们一边说着为孩子好，一边源源不断地将他们送进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2017年10月26日，一篇题为《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的长文引爆舆论。它以17岁男孩贝贝的经历为基础，揭示了豫章书院的魔鬼一面——以戒网瘾为名，对学生进行囚禁、虐待、殴打……
发文的人就是温柔，只比贝贝大两岁，是一位从业两年的网络作者。当时，他住在广东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出租屋。发文十天前，远在辽宁大连的贝贝通过知乎找到他，讲述了这段令温柔震惊的经历。
温柔一度不敢相信，经过约十天的资料搜集后，越来越愤怒——彼时，媒体上关于各种戒网瘾学校虐待学生的报道已有不少，2009年，杨永信的电击疗法曾遭到全国讨伐。
贝贝提到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惩罚方式和电击疗法如出一辙，而那里还有100多位学生在遭受煎熬，温柔感觉“无法坐视不管”。
19岁的温柔也刚从童年噩梦中挣脱。他出生在河南一个不和睦的贫困家庭，父母每天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八九岁大时，父母离异，一年后，温柔多了个继母，遭到虐待，“在那个黑暗时刻，我特别希望能有个人来救我，可是没有。”
贝贝描述的一切，让温柔仿佛看见了那个身处黑暗中的绝望的自己，也想起了看电影《熔炉》时内心的悸动。他决定发起挑战，揭露豫章书院的罪行。
贝贝和温柔的聊天记录
文章的最后，温柔呼吁受戒网瘾学校迫害的学生们联系自己，“告诉我，你的遭遇和涉事学校，我会尽我所能，来帮助你的。”
只是，写下这些文字的温柔，内心却是迷茫和惶恐的，“因为我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人，我只是一个会写点东西的普通人，区区几万粉丝在偌大的互联网上连个水花都掀不起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让事情真的变好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辜负他们的期待。”
文章招致的风暴远超温柔的想象。自那天起，他收到源源不断的求助私信，“最多的时候，一天几百条。”媒体采访也接踵而至，他连续三天三夜没时间睡觉。后来，他聚集起四五位志愿者，一同联络受害学生、整理资料、协助维权。
在志愿者和勇敢站出来的受害者共同的努力下，11天后，豫章书院主动申请停办，遣散了还在经受折磨的学生。12月7日，通过多位受害者的联合报案，豫章书院被正式立案调查，成为戒网瘾学校的第一案。
短暂的胜利和漫长的无力感
在短暂的兴奋后，温柔又被无力感抓住了——此后两年，“豫章书院”案陷入沉寂。
维权中，家长的不配合成为最大阻力，“他们阻止孩子报案，怕惹来麻烦，只想息事宁人。”志愿者们联系上五六十位豫章书院的受害学生，却很少有家长支持孩子的维权。
即便有受害学生愿意讲述自己的遭遇，他们也往往拿不出有效证据。豫章书院有各种严苛校规，比如，不允许带手机等录像设备、受罚后不允许和家人见面等，规避了学生留下证据的很多可能性。“学生们能提供的大多是缴费证据、和学校签订的协议、家长入股书之类的。”温柔回忆说，四五位志愿者找了七八天，都没找到一张能证明学生遭到虐待的照片。直到他们联系上一位已出国的女孩，聊了三天，女孩才想起自己有一张臀部被“龙鞭”（豫章书院的一种体罚工具）打得伤痕累累的照片。
期间，温柔和几位志愿者还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威胁和网暴。有人就职的公司连续接到骚扰电话、不堪其扰，最后被迫离职；有人因承受不住这种心理压力而尝试自杀；温柔收到过几张断手的漫画，对方威胁说，“这就是你的下场。”……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消化着心理创伤，但此后，事件的进展一度令温柔感到悲哀，“没有一位豫章书院的负责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
2019年11月，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检察院对吴军豹等5人批准逮捕，随后以涉嫌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诉，贝贝成为三位原告之一。
2020年4月底，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7月，该案一审判决，被告人吴军豹、任伟强等五人构成非法拘禁罪，其中四人被判刑，另有一人免于刑事处罚。豫章书院理事长吴军豹、校长任伟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十个月和二年零七个月。三名原告所提请的附带民事诉讼，即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和退回学费等，被驳回。
一审宣判的那一天，温柔凌晨两点就醒了。下午，他坐在旁听席，等了两年半的判决很快宣读完毕。走出法院时，南昌电闪雷鸣，温柔被困在一场突袭的暴雨中。他觉得结果不符合预期，但他比自己想象中平静，“我们没有彻底胜利，但也不算失败。”
对温柔而言，在国内第一次把戒网瘾学校负责人送上法庭，已经是意外之喜。“我们至少推动形成了抵制这种戒网瘾学校的社会共识，至少有十位家长和我说，‘后悔把孩子送去戒网瘾学校了’。”温柔说，“以前，无论孩子怎么哭诉，他们都不相信那是真的。”
中国还有多少个“豫章书院”？
近6年前，温柔曾在那篇引爆舆论场的长文中写道，“我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联合那些受害的孩子们，共同向这个庞大、根深蒂固的黑色产业发动进攻，把这些学校，一所一所，连根拔起。”
如今，他意识到，这是一场旷日良久、需要一代代人接力的战役。
豫章书院关停了。可温柔觉得，中国还有更多的“豫章书院”。
豫章书院侧门
六年来，他收到来自几十所戒网瘾学校受害者的求助，最小的6岁，最大的30多岁。他时常面对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庭审）两三小时前，就有人发微博私信给我说，‘我有个朋友被父母送去戒网瘾学校了，我该怎么救他？’”温柔无奈地说，“我也毫无办法。”
两年前，他曾为了一条求助信息远赴湖南。一个16岁男孩在戒网瘾学校上吊自杀，姐姐想要帮弟弟维权，悄悄联系了温柔。在这对姐弟的家，温柔却没有得到理睬，反而成为孩子的父母和学校谈判的筹码。“父母不让姐姐说话，和校方谈好了赔偿，根本没有维权的想法。”这对父母的漠然给温柔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那之后，他持续一个月做不了任何事。
6年间，卷入此案的人都和温柔一样筋疲力尽，有原告撤诉，也有志愿者退出。但在艰难的过程中，事情也一点点地往前推进着。
2022年3月1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明确“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以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方式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但温柔认为，目前，暴利驱动下，私人创建的戒网瘾学校大多处于畸形发展。“应该挑选专业的、有资质的人，公开透明、在接受社会监督和伦理审查的前提下去进行矫正教育。还需要严格规定招生的范围，得先界定清楚什么样的孩子需要送进矫正教育机构，而不是由家长来决定这个标准。”在温柔看来，很多孩子只是因为家长认为“不听话”而被送进去，但“家长就永远是对的吗？”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温柔、贝贝、初悟均为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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