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我又拖后腿了。
国内最大的猎头公司智联招聘日前宣布，第一季度全国平均招聘月薪超过1万元，其中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杭州以及苏州。
在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企业招聘薪酬报告》显示，2023年一季度，38个城市企业平均招聘薪酬为每月10101元，同比小幅上升0.9%。环比来看，较2022年四季度的10558元下跌4.3%。
今年一季度，上海以13433的招聘月薪跃居全国榜首，北京以13251元招聘月薪位居第二，深圳是12668元、杭州11737元，苏州则首次进入前五，平均招聘薪酬为11037，甚至超过广州的10913元。
从上面这张图我们不难看出，2023年一季度平均薪酬城市有超过12个都是在月薪上万的，如果再以平均数来平均的话，那么国内有38个城市的平均招聘薪酬都达到了上万元，这对我来说，多多少少感到有点震惊了。
那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智联招聘的背后，更多的是猎头公司的主动挖人，自然给出的薪酬和价码要远超同类其他招聘APP，智联招聘作为一家猎头公司，其接受委托的招聘薪水仅仅只是个例，远远达不到普遍象征。
除此之外，在目前的就业大环境下，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事实，可能会戳破很多人对未来的美好幻想，尤其是对大学生来说。
那就是有的招聘平台上显示的是月薪八千到一万元，但具体问对方的时候，其实也就只有底薪三千元，加上可能拿到可能拿不到的绩效。
这几天国内还有一个热度很高的就业困难的故事，那就是原南方周末记者陈涛，因送外卖抢不到单子失业，随即想要去青城山应聘道士，结果因为超过了35岁，就连道观也不要他，虽然他学的是哲学专业，又有南方周末记者的光鲜履历，但依然挡不住他“被失业”。
孔乙己脱下了长衫，却依然还是孔乙己，没有任何办法。
其实陈涛的事情并不是个例，有太多太多的大学生寒窗苦读二十年，最后却发现自己“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种巨大的落差感，其实并不比不读大学直接干苦力工作要强得多。
而现实情况是，有太多太多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毕业后，干着低门槛的繁重劳动，他们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大学毕业后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拥有稳定且增长的收入，某种意义上，他们和父辈一样，哪怕是读完大学，也依然难以改变“下苦力”的命运。
这对今天尚未踏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可怕的。
调查显示，顺丰快递员中有60%以上拥有大学本科学历，从2021年开始，应聘“三通一达”的快递员，三分之一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美团、饿了么的外卖配送员在一些城市的大学本科比例也超过了30%。
把这个数据和智联招聘的数据一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智联招聘属于猎头公司，重点服务对象是高科技方面的人才，因此也并不能体现真实世界里的薪资情况。
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现象，无疑说明了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那就是国内的大学生数量可能真的太多了，多到已经无法被市场满足和消化。
过去为了应对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才的紧缺，我们扩大了高校招生规模，每年毕业的人数顺应了经济高速增长下的人才需要，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数十年，但同样的问题是，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随着市场的饱和，反而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反而越来越多，一年比一年多，这无形之中就给就业，尤其是高质量就业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人口，尤其是大学生毕业人口的趋势，和目前时代发展的浪潮有那么一点点对应不上，从人才的角度来看，这两年的高校毕业生都高达千万人次，但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呢？
市场显然无法为这些大学生提供更多与之匹配的岗位，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以目前的经济模式来看，在14亿人口的市场下，增量已经做到头了，如果还想继续扩大市场，把蛋糕继续做大，那么可能需要改变一些分蛋糕的方式，这就需要结构性的改革。
这是这几年失业率、就业率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
当然了，对大学生来说可能更惨的情况是，自己寒窗苦读数十年甚至更长，出来后要想进入写字楼工作，月薪可能只有四五千甚至更低，还没有送外卖、快递高，久而久之，这些大学生就会做出更合理更理性的选择。
过去我们说孔乙己是因为脱不下长衫，但今天我们其实已经发现有太多太多的“孔乙己们”早已经脱下了长衫，因为现实是很骨感的，你不脱下长衫，就会面临没有生计、没有收入的窘迫，在这样的情况下，脱下长衫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不管是送外卖也好，还是跑网约车也好，那都是剩下的选择，都是无奈。
于是，我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这样一个高度内卷高度竞争的时代，普通人读大学还有用吗？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二流甚至是三流大学的本科，一个不知名没有市场的专业，例如考古、哲学等等，这样的人大学毕业后，还能做什么呢？
他的收入，可能还没有不读大学直接送外卖高。
这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绝大多数人都坚信读书改变命运，这一点我自己也深信不疑，但现实的问题却更为沉重，尤其是当许多人寒窗苦读之后发现求职市场中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时，根本没有对口的工作时，这种巨大的落差感，就很容易将一个人击垮。
除此之外，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哪怕你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可在时代的浪潮下，尤其是在35岁以后，恐怕也不得不面临中年危机。
陈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川大研究生，原南方周末记者，失业半年多了没有找到工作，投出去的简历几乎都石沉大海，他感叹称，即使有很好的工作经历和研究生学历，但年龄过了35岁也无人问津。
陈涛的例子可能并不是一个个例，随着一代人逐渐老去，逐渐步入35岁以后，未来的这一代90后、80后会有更多像陈涛这样的人出现，因为年龄的原因，哪怕是有很好的工作经历和学历，恐怕最终也不得不被市场抛弃。
如果说学历歧视针对的仅仅只是个人的能力高低，是市场化的选择，那么对年龄的歧视，则是对寒窗苦读的一种蔑视，这背后既是劳动法的失灵，同样也是市场的增量走到了尽头。
我们一直以为影响经济走向的是一些非常宏大的东西，例如房地产、债务、外部环境等等，但我们往往忽视了人口这个变量，尤其是可预见的未来几年里，我们的毕业生人数还会保持增长，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唯一的问题在于：工作从哪里来？好的工作，大学生需要的工作，又从哪里来？
随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增长，我个人预计未来还会更内卷一点，今年就已经有北京硕博毕业人生首次超过本科，未来我相信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的不景气和增长的放缓，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公。
一方面是巨大的确定性，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公，以抱得铁饭碗；另一方面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研、考博以应对市场的内卷，这两个趋势，看似是两种极端，但却反应的是不同的人在同样的宏观环境所做出的截然不同的选择。
那么问题来了，中间的那一批人呢？那批又不能考公，又不能考研考博的那批人怎么办？
我想，这部分人要么是被“平均掉”；要么，继续“拖后腿”。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