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孝稷：评平山长富对《历史评论》的评论

著名英文史学理论期刊《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于2022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以《历史评论》相关选题为对象的评论文章，题目是《历史在政治中——中国与英语学术界关于身份认同的历史叙事之“战”》，作者为中国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平山长富。平山氏是一位日本学者，分别在美国杜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史，熟悉中国和西方的学术动态，拥有多重文化背景，不失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该文主要向西方读者呈现中国学者与英语世界学者围绕中国历史统一性和延续性问题展开的学术对话，其整体风格是严肃的。客观地说，这篇文章的确抓住了某些问题的症结，但对中国学者的观点仍存在不少误读。

平山长富关注的这场学术对话，一方是《历史评论》撰稿人及其同道，另一方是英语学界的中国史学者，主要是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对话主题是中国历史书写中的空间问题和族群问题。

《重思历史》是英语学界史学理论领域的著名学术期刊。图为刊载平山长富长文的该刊2022 年第2期封面

平山长富将这场对话提炼为两种对立的解构主义路径。一是美国的“新清史”。他分析道，“新清史”学者旨在解构中国历史的统一性和延续性，追求中原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断裂、差异乃至对立，而且把清朝视为与欧洲殖民帝国相同的“帝国”，甚至把中国建构成“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大国。二是中国学者对上述解构主义的解构。他评论道，《历史评论》的撰稿人借用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驳斥英语学术界中的学术霸权和东方主义偏见，批评一些汉学家严重忽视中国历史事实和当代现实并为帝国主义与扩张主义辩护。在平山长富看来，对话双方都采用了解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但结论却是冲突的。按照他的描述，这甚至是一场“历史叙事之战”。尽管如此，平山氏并不认为这场学术对话或“叙事之战”是对等的，相反，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称的。

首先，英语学术界的解构主义具有侵略性（aggressiveness），中国学者则是反应性挑战（reactive challenge）。平山氏认为，20世纪末，英语学术界不加反思地使用解构主义方法，制造各种历史神话，以质疑中国边疆地区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正当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被迫反驳西方明显具有主观性和政治性的历史知识，以便更加合理地解释中国历史”。

其次，与西方学者的咄咄逼人相比，中国学者的立场始终是防御性的。平山长富直言，英语学术界的解构主义者对内能够容忍不同的声音，对外则极力维护根植于殖民主义历史遗产的认同叙事。而中国学者不仅致力于确证中国历史的统一性和延续性，还坚持以多元文化和多元现代性的视角解释世界历史。这显然与西方学者秉持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观念截然不同。

再次，双方的影响力悬殊。平山长富看到，从19世纪末以来，面对包括汉学在内的西方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支配性力量，中国学者一直在艰难应对这一主导性的历史分析范式。他也知悉当前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术的处境，指出“在这个世界中”中国学者“只能倾听而不能教导他人”。无疑，中国学者的声音仍然是有限的。不过，平山长富提醒西方读者应该关注中国学者的关切，而不应该以指责或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来否定《历史评论》传达的信息。

因此，平山长富试图避免对《历史评论》作刻板印象式的解读。他力图从平实的态度出发，发现《历史评论》中更多“严肃的讨论”，比如，重申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性质、西方扩张主义的资本主义起源、民国时期的历史真相，以及揭橥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套用诸如“帝国”、“族群”、“微观史学”等概念和方法所引发的问题。在族群问题研究上，平山长富的观察也较为客观。他认为，中国学者呼吁将“历史中国”理解为一个互动互嵌的动态实体，“这种‘多元一体’路径，使得他们对英语学术界‘新清史’及类似研究的反驳更加公允，因为‘新清史’等研究采用汉族与其他民族二元对立的身份叙事结构”。

总体来说，平山长富对这场中西学术界对话的梳理是大致准确的。他能够严肃看待《历史评论》撰稿人的观点，认真倾听中国学者的声音。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新清史”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偏颇和差谬。他评价英语学术界的解构主义者“不能带来更大的客观性和更坚实的道德基础”，可谓一语中的。另外，他还引用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指出差异政治不仅解决不了任何现实社会经济问题，反而可能破坏既定的社会政治结构。那么，为什么英语学术界仍一味地追求基于身份认同的差异性和断裂性叙事？答案只能是政治性的。

英语学术界的解构主义者宣称，他们的学术与政治价值观分立，不持政治立场。这显然是毫无说服力的说辞。他们的表现恰恰反映了学术与政治的联动。正因如此，西方汉学界的学术政治化现象遭到了《历史评论》撰稿人的严厉批驳。平山长富对此也有清醒的观察和揭示，其结论与《历史评论》相关文章的观点是大体一致的。

平山氏发现，西方汉学界尤其是“新清史”学者解构历史中国的整体性，并把中国古代王朝视为殖民帝国，这些观点恰好呼应了针对中国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的分裂主义活动，为其提供认识论基础，并为分裂中国的行为赚取反华势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平山长富还发现，“新清史”学者并非进行纯粹的中国历史研究，他们同时在西方社会中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发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时事评论，比如米华健、柯娇燕等人为《纽约时报》《外交政策》撰写抨击中国民族事务的文章。正如平山长富所言，“新清史”学者“以欧美殖民历史经验为基础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政治效应”。我们对这些学者公开发表的各类文章稍加关注就会发现，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时事评论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边界，这恰恰显示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内在一致的互文性结构。

当然，西方汉学的政治化不是近二三十年才出现的。对此，平山长富追溯到了19世纪，他认为当时盛行的“中国长期停滞论”，“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19世纪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二战以后，汉学政治化变得更加具体而微妙，特别是“现代化”范式的广泛传播，不少西方学者坚持认为中国不可能凭借自身力量迈向现代化，这种目的论论调在现实层面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提出质疑。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冷战的持续，西方意识形态战略进一步加强了向汉学研究的渗透。虽然80年代出现了所谓“中国中心主义”视角，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解构主义已经登场了。

西方汉学家声称的价值中立是经不起推敲的，稍微予以学理剖析，他们身上的学术政治化现象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尽管如此，平山长富的揭示与批评仍然值得肯定。尤其难得的是，在文章最后，平山长富正告英语学术界的解构主义者，如果不能认真倾听中国历史学者对历史事实的坚定追求，他们与冷战时期甚至更早持本质主义观的前辈一样，将继续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冲突火上浇油。

近几十年的历史大势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当代中国走对了道路、做对了事情，也说明中国历史富含深厚的价值底蕴，值得深入挖掘。因此，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历史，不怕客观，怕的是偏见。中国、日本、欧美都不缺乏以严谨著称的历史学家，为理性地认识中国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从西方经验出发的汉学与汉学主义，也有意无意地制造了太多偏见。平山长富是成长于日本、求学于美国的青年汉学家，从其文章观点来看，也试图秉持求实求真的治学目标。然而，要么囿于西学的学术背景，要么缺乏对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的全面了解，他对中国历史工作者的努力仍存在一些误读。

第一，从平山氏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场中西学术对话性质的把握最终落在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把《历史评论》撰稿人视为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可能激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众所周知，西方学者和媒体倾向于把非西方国家与西方普遍主义相异的意识形态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平山长富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一认知习惯，所以他对这场“历史叙事之战”的总体评价是，“不同阵营的历史学家之间展开了政治斗争，因为他们关注的是不同类型的话语霸权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这里有两点必须澄清。其一，面对西方汉学带来的偏见，《历史评论》撰稿人及其同道不得不从事的一个工作，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揭示历史的事实、真实与真理，对“西方中心论”制造的各种“历史”，尤其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虚像和假象予以拨乱反正。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场尊重历史者与虚无历史者之间的学术论争，绝非简单的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其二，《历史评论》撰稿人及其同道致力于批评和纠正帝国主义话语和西方文化霸权，进而为当代中国的繁荣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真正的历史关怀。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有“以己度人”和“二元对立”的毛病，但在《历史评论》中，这类观点不存在，甚至是遭到严肃批评的。心平气和地翻阅《历史评论》就可知道，它的撰稿人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具有干涉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动机和立场，他们的观点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有着根本区别。因此，对中国学者的民族主义指摘，未免有些“器小”和落于俗套，可能陷入新的本质主义偏见。

第二，低估了中国学者在学术上求实创新的努力。前面提到，平山长富清醒地认识到《历史评论》是严肃的，但又把供稿人和相关学者的文章笼统地称为“政治化的知识”，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历史评论》对英语学术界解构主义者的反思与批评仍然没有超出学术研究的范围，比如，平山长富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作者，如汪荣祖、钟焓、周轩等对欧立德、米华健的学术批评是建立在大量历史事实之上的，而魏孝稷、苏航提倡从中原与边疆的互动一体化的关系视角超越英语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对立观，强调一种史学范式的创新，以便更加合理地阐释中国历史空间的发展过程，既拥有方法论的支撑，又有坚实的史实基础。

第三，忽视了（也许是并不认同）中国学者对自身历史，特别是近代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历史的反思。平山氏特别指出，《历史评论》缺乏“自我反思”。事实上，《历史评论》刊发的有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治理经验的文章，是立足于“扬弃”立场的。特别是近期又刊发了多篇讨论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文章，对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都有认真的反思与总结，也许出于文章写作时间较早的缘故，他没能看到这些文章。另外，平山氏批评《历史评论》对中国自身的“汉族霸权”、“殖民统治”缺乏反思，这又似乎转回了他一再批评的西方学界的帝国主义立场。作者可能不了解（也许并不认同）的是，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学者已经对大汉族主义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反思。《历史评论》撰稿人强调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互嵌的一体化进程，以及对“胡汉二元”对立视角的剖析，就是把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视为中国历史的主体，这正是对自身历史的深刻反思。

平山长富对“中西学者基于身份认同的历史叙事之战”的把握，局限于“政治”、“民族”、“帝国”等显性要素，这限制了他对《历史评论》的整体认知，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对这场“历史叙事之战”认识的持续深入。仅就个人而言，笔者更关注以下几类主题。

第一，如何整合各种史学资源，走出史学的“碎片化”。恐怕没有历史学者愿意承认自己的研究属于“碎片化”史学，但这确实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专注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先秦不知明清，民国不顾秦汉，中国不问世界，世界不看中国，专业不理大众，这种情况非“一日之寒”。贯通意识的缺乏，伤害了历史学的魅力。《历史评论》一方面揭示“碎片化”的现实困境，呼吁开展有生命、有思想、有灵魂的历史研究；另一方面“身体力行”，有计划地持续推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性、贯通性、延展性、思辨性和跨学科研究的选题。这说明《历史评论》已经为扭转史学“碎片化”、凿破各学科的森严壁垒，作出打“持久战”的努力。

第二，在借鉴西方史学的基础上反思西方史学的消极影响，增强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平山长富注意到，“帝国”等西方史学的概念与方法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应用局限，也属于这方面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积累的问题太多，笔者认为《历史评论》应该继续将相关讨论推向深入，因为中国学者的目的是捍卫历史事实，而不是对“中国话语”的“过度痴迷”，所谓“给民族主义火上浇油”云云更无从谈起。

第三，如何真正提升史学的致用功能。“史以致用”既是中国史学也是西方史学的优良传统。西方史学在发轫之初，就注重历史智慧的借鉴和道德训诫作用，长期以来，历史被西方社会视为“政治家的学校”、“培养公民教育的学校”。最近，林恩·亨特也提出“历史从未如此重要”。显然，“史以致用”不等于学术政治化。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双重价值是对立统一的，关键在于如何推动二者的互促共进而不是相互消解。纯粹从学术政治化的角度理解“历史的使用”功能，显示了解构主义方法本身的局限性。

与西方史学期刊的庞大阵容相比，中国的史学期刊还是太少。《历史评论》注重史学批评，鼓励不同观点在平等而又说理充分的基础上交锋交流，强调经验智慧的总结，重视历史理论的阐释，提倡对中外历史进行长时段考察。这一鲜明的办刊理念，在当前中国史学期刊当中显得尤为稀缺，也尤为重要。作为一个新锐史学旗舰杂志，《历史评论》刚刚创办两年有余，能够得到西方权威期刊《重思历史》以及同行评议专家的高度关注，一定程度也说明了这份杂志的重要性，至少反映了学术对话应遵循“尊重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