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笑：“前亚当论”视域下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流变

摘  要：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以“前亚当论”的提出为先导。“前亚当论”属于批判基督教正统神学的一种“异端”思想，强调亚当并非人类共祖，人类族群有多种起源。古典多源论在近代早期欧洲的复兴，为“前亚当论”再现提供了理论依据。美洲及印第安人被“发现”，为欧洲学者从实证研究角度论证“前亚当论”的合理性提供了素材。在此过程中，“前亚当论”受到一些欧洲学者青睐，建构了与传统单源论叙事有所区别的种族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为西方殖民政治辩护，成为现代西方种族歧视的重要根源。

关键词：前亚当论 种族主义 近代早期 单源论 多源论

种族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由它引发的一系列种族歧视事件常常引发社会的关注与争论。欧美学界对种族主义理论造成的社会危害已达成共识，但对于这一理论的历史源流却莫衷一是。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社会种族主义理论源头，在于18—19世纪产生的“科学种族主义”理论。这是一种基于不同族群的身体特征、利用生物学等方法证明种族优劣的学说。这一观点忽视了传统基督教神学中存在的种族主义叙事。而且，将基督教神学的种族主义叙事排除在种族主义理论源头外，同样有悖种族主义理论演进逻辑。在另一些学者看来，种族主义“科学”吸收了基督教神学中的“退化论”叙事，以论证有色人种的“低劣”。因此，科学种族主义与基督教神学关于种族分类的叙事，在结论与目的上具有一致性。由此可见，关于欧洲种族主义史的以往研究具有两极化特征：一种完全忽视基督教神学对种族主义理论的影响，另一种则将基督教神学中的种族主义叙事与科学种族主义视为一体，忽视了二者的区别。

国内学者意识到了欧美学界的上述倾向，一方面看到，“19世纪之前，基督教教义和欧洲传统习俗是种族主义思想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明确指出，种族主义理论围绕人类起源问题的论述展开，依照学说内容分为“人类同源论”与“人种起源多元论”两种种族主义叙事。他们的研究为厘清欧洲种族主义历史演进提供了清晰思路。然而，国内学者主要关注18世纪后的欧洲种族主义理论，鲜有关于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源流问题的深入论述。从历史视角看，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围绕人类起源问题的阐释逐步建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两种彼此颉颃的种族主义叙事。一种强调人类具有共同起源的单源论学说。秉持这一理论的学者以基督教神学中的“创世纪”叙事为依据，认为有色人种与白人都是亚当后裔，有色人种的“低劣”源于他们精神发生“退化”。另一种论证不同人种具有独立起源的多源论学说。持此论者强调，人种之间的“优劣”在起源之初就已确定，不存在变化的可能性；有色人种生而就是“低劣”族群。

多源论种族主义叙事，源于近代早期欧洲学者对基督教单源论叙事的质疑。他们针对人类起源于亚当的神学预设，提出“前亚当论”的人类起源理论，强调亚当并非人类唯一祖先。意大利学者乔尔达诺·布鲁诺率先论证“前亚当论”假说。17世纪法国学者艾萨克·拉佩雷尔撰写专著，系统阐释了“前亚当论”。此后，“前亚当论”主张的人类多源说在欧洲迅速蔓延。欧美学界曾对近代早期欧洲的“前亚当论”进行了一些研究，虽看到“前亚当论”在近代早期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却将其置于宗教史框架下进行研究，视为基督教神学内部的义理之争，并未过多关注“前亚当论”对多源论种族主义叙事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研究“前亚当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多源论种族主义叙事的影响，探讨多源论种族主义叙事在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的建构与演变，为理解西方种族主义理论历史源流提供不同面相。

人类起源于亚当是基督教神学大厦的基础，基督教关于“原罪”和“救赎”的理论，都建立在单源论的神学预设之上。17世纪英国学者威廉·尼克尔斯对此明确表示：“基督教似乎是由以下真理组成，或者至少是建立在这些真理的基础之上：第一，摩西给我们的关于创世的解释；第二，人类在创世之后的堕落；第三，耶稣基督带给世人的救赎，使得世人能够从堕落中获得拯救；第四，以上事实的权威性所赖以依存的《圣经》的真理性。”尼克尔斯此论指出了单源论的重要性。在基督教神学家眼中，亚当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类，自然也是所有人类的共祖。亚当犯下的“原罪”影响到所有人，因此，所有人种都需要基督教的“拯救”。基督教的种族主义叙事建立在单源论基础上，具有鲜明的神学色彩。

1613年，英国神学家萨缪尔·珀切斯所著《珀切斯游记：创世以来的世界与宗教》在伦敦出版。正如英国学者哈里·卡尔弗维尔·波特所言，珀切斯撰写此书是为了“基督教的扩张”，真实用意在于向欧洲基督徒宣示正统基督教的神学世界观，促进正统基督教神学义理的流布。珀切斯在书中嘲弄了那些“幻想世界是永恒的，认为所有人类不可能种出同源”的“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强调人的唯物质属性，主张人类和其他动物由自然而生，最终归于自然。基督教神学观与之针锋相对，认为人类作为神创之物，同时具备上帝不朽的“神性”与造物终将朽坏的世俗性。前者由不朽的灵魂体现，后者由具有生灭性的身体反映。这种特性使得人类成为连接“神之领域”和世俗领域的纽带。由于人类连接宇宙中一切物质与精神，人类的身体便包含了宇宙中一切元素，“人”由此成为世界的“映像”，亦即反映并汇集了宏大世界的一个“小世界”。

对基督教神学家而言，由于人类具备“世界纽带”特性，宇宙中一切生命形式都汇聚在人体中，因而人体包含了具备任何一种生命形式的潜能，成为“森罗万象的总和”。这种观点蕴藏的神学含义在于，人类形体因其精神优劣而变化。珀切斯在另一部著作中，论述了灵魂因沾染外尘而使人类形体发生的种种退化。人类身体发生退化的理论，为基督教神学理解人类族群的多元差异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不同人类族群之间存在的生理差异与人类皆源于亚当的单源论神学叙事，由此实现逻辑上的调和。

因此，人类身体发生“退化”的学说，成为基督教神学家解释种族差异的主要依据，对于维护基督教单源论体系至关重要。珀切斯将这一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种族演化的思考中，假定基督教教义中保留着源于上帝的真实知识，可以防止人类进一步“退化”。然而，亚当之子该隐背弃了上帝教谕，在祭坛前犯下弑兄罪行，造成原始宗教的“第一次分裂”。该隐由此成为所有“异端”宗教的始作俑者。另一位英国学者沃尔特·雷利也利用该隐叙事，强调除信奉基督教的白人之外，其他种族都发生了“退化”。在他看来，该隐的子孙后代成为“盲目的偶像崇拜者”，并且“随着世代的移易变得愈发低劣”。该隐不仅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恶徒”，也成为与基督徒对立的“邪恶种族”的始祖。

此后，基督教神学不断利用该隐叙事阐释人类族群的分裂。该隐的后代不仅是“崇拜太阳、月亮与星辰”的异教徒，而且变为“极端邪恶之人”。他们与真正的基督徒相隔绝，“在黑暗与愚昧中寂静无声”。更为重要的是，该隐的子嗣在远离基督教的“黑暗和愚昧”中，成为一个与基督徒截然不同的种族，“这个种族十分不幸，以至于发生退化”。基督教神学将迥异于欧洲白人的人类族群纳入该隐谱系中，该隐成为“世界上一切令人讨厌的生物之首”。通过该隐叙事，基督教神学家建构了一个稳定的、二元对立的神学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虔诚的基督徒居于中心，该隐的子嗣则成为环伺基督教世界的“邪恶种族”。

基督教神学对单源论的强调，还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在基督教神学家看来，人类起源于亚当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类学命题。由于亚当为上帝所造，因此，人类的一切知识与权利皆通过亚当传承自上帝。对此，英国神学家乔治·沃尔克在《创世史》中强调，在上帝创造亚当的“第一次创生”中，“人类拥有关于所有自然万物的完美知识。这些知识迅速从他的自然灵魂、力量与能力中崛起并扩散。这是上帝在他身体中创造的自然原理。在这种状态下，人类无须教授任何艺术与知识，也无须通过经验来学习”。威尼斯学者乔万尼·洛里达诺写道：“上帝给予亚当先验知识，使他通晓科学，知道所有动植物的名字；令他了解美德，通晓天空、大气与星辰的性质。”亚当在“失乐园”之后“堕落”于尘世，上帝给予他的知识受到了“污染”，一分为二。“真实的”先验知识被掩盖起来，人类此后只具有“潜在的知识”，亦即寻找“真实知识”的潜能。此后，随着该隐的进一步“堕落”，人类源于上帝的“真实知识”也愈发难以“恢复”。基督教神学家强调，只有研读《圣经》并且接受宗教人士的指导，才能恢复人类在起源之初的“完美知识”。

由此可见，基督教神学家对单源论叙事进行了扩大化阐释，不仅利用单源论解释人类的起源，而且利用这一理论解释人类知识与文化的起源。对基督教神学家而言，单源论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人类起源于亚当，因而都是上帝的子民，都应接受基督教“教化”，由此树立了基督教在世俗世界的权威。第二，人类的知识通过亚当传承于上帝，只有接受基督徒“教化”，才能最终“恢复”。由于神职人员将自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基督教的这一理论便确立了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权威。对此，17世纪英国神学家兰斯洛特·安德鲁斯不遗余力地宣扬：“牧师的口是用以保存知识的，他们应当成为上帝赐予人类奇迹的管家。”基督教神学中的单源论叙事将人类知识视为上帝“恩赐”，确立教会与神职人员作为上帝代理人对自然知识进行阐释的垄断地位。

基督教神学家以人类起源问题为核心，建构了一套为基督教神权政治赋权的理论体系。单源论学说成为基督教会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的理论工具。对基督教神职人员而言，人类起源与人种演变问题是敏感的政治议题，而不仅仅是无足轻重的学术话题。法国神学家皮埃尔·阿列克谢曾极力为基督教单源论辩护。他认为，“上帝创造第一个人类”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也是“基督教不可改变的基石”。人类皆起源于亚当的单源论，成为基督教神学体系的核心要义。

在此基础上，基督教神学家炮制了以单源论为核心的种族主义叙事。为了契合《圣经》中关于人类起源和人类族群演变的记述，他们利用该隐叙事解释黑人肤色的成因。一些神学家认为，黑人是该隐的后代，受到上帝“诅咒”，皮肤“退化”成为黑色。另一些学者将该隐叙事进行拓展，强调“该隐之恶”由诺亚之子含继承。基督教神学家结合上帝为诺亚三个儿子划定世界归属的故事，将受到诅咒的含视为非洲黑人祖先。一位匿名作者在一部神学著作中写道：“迦南人、埃塞俄比亚人、黑皮肤的摩尔人、巴比伦人都被包括在含的诅咒中。含是非洲的领主，与他的家族居于世界的第四部分。他的家族从未获得任何胜利。含在此世获得诅咒，在彼世也定然如此。”在单源论叙事模式下，黑人祖先成为受到上帝“惩罚”的恶人。英国学者尼克尔斯对此明确表示：“由于上帝不会在人类中单独创造一个如此令人厌恶的同胞，因而我们十分有理由相信，他们（肤色极黑的黑人）是那个受到诅咒的、不幸的种族。”英国学者乔治·贝斯特也描述了诺亚之子含获得诅咒的过程，宣称“上帝令他的子嗣世世皆为黑色，并且令人生厌”。他进而强调，“只有非洲这块受诅咒、干燥、沙土遍地、不结果实的土地”，才“适合这样的（受诅咒者）居住”。该隐叙事将不信奉基督教的人类族群赋予丑恶面貌与怪异形象，为欧洲殖民者丑化并奴役有色人种、建构种族主义理论提供了范式。以该隐叙事和“退化论”为核心的神学叙事，成为基督教正统神学建构的种族主义理论范本。

由此可见，基督教单源论种族主义叙事的特征在于：在叙事逻辑上，基督教种族主义理论赖以证成的逻辑线索，以契合《圣经》叙事的文本主义为主；在叙事目的上，单源论种族主义理论旨在宣扬基督教“优越性”，试图将有色人种与异教徒完全纳入以《圣经》为核心的神学世界。英国学者约翰·波考克在关于近代早期欧洲宗教问题的研究中写道：“依据《圣经》划分出的种族，其显著特点并不在于这个种族可能具有的身体特征，而在于他所信仰宗教的正确或谬误。”波考克此论意在表明，基督教神学家对有色人种起源的种族主义解释，旨在宣扬上帝的“神威”与基督徒的“优越”，充满了神学政治意味。

在单源论叙事模式下，基督教神学建构的种族主义理论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一理论体系的目的在于巩固基督教神权地位，宣扬基督教作为世界原始宗教的“先进性”，及其“拯救”有色人种、避免其进一步“退化”的“普世性”，为近代早期欧洲社会对有色人种的认知提供了一套模板。

然而，近代早期欧洲思想界的两大变革，使得基督教神学建构的单源论世界观受到冲击。第一个重大变革是欧洲古典哲学再现。古典哲学关于世界与人类起源问题的思考，在文艺复兴时代得到挖掘，不断引起欧洲学者关注。古典哲学理论与基督教神学建构的单一世界观大相径庭，从而引发剧烈的思想变革。古典哲学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理论要点在于：人类并非由神创造，而是自然生成；人类在空间与时间上具有多重起源。古希腊哲人色诺芬基于多元世界理论，即宇宙中存在无数个世界，每个世界中的生物都有各自的起源，提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自然发生论”。他认为，人类在土与水的混合与消解中不断自然发生与消亡。在论述世界起源时，他写道：“当大地沉积于海洋中，变成烂泥之后，所有人都被摧毁。此后，人类再度开启新的世代，这种变化发生在所有世界中。”柏拉图对古典多源论进行了系统阐释，认为人类都“在（大地）母亲的子宫中孕育，得以重获生命”。地上、地下存在不同人类族群，他们各自具有独立起源，彼此间有优劣之分。他的理论体系表明，多源论在古典时代就与人类族群的分类及等级划分具有密切联系。

古典哲学在欧洲社会再现后，受到反基督教神学的怀疑主义者重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乔尔达诺·布鲁诺利用古典多源论，建构了迥异于基督教单源论神学的理论体系。布鲁诺吸收了卢克莱修等古典哲人的原子论，提出多元生命论，认为宇宙中存在无数星体，这些星体上都存在与人类相似的高级生命。关于高级生命的发生方式，布鲁诺采取了古典多源论中“自然发生论”立场，认为人类等高级生命由星球通过吸收物质的方式自然创造，并给予生命营养，使其成长。因此，不同人类种族各自独立起源于“自然之母”，并非上帝所造。在布鲁诺的阐释下，人类起源问题开始受到欧洲学者关注。

正当此时，美洲与印第安人的“发现”引起欧洲学者关注，成为引发欧洲思想界发生重大变革的另一大因素。《圣经》中并未记述美洲的相关情况，对于印第安人更是只字未提。因此，印第安人的出现，使得基督教神学建立在《圣经》文本基础上的单源论假说受到冲击。欧洲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单源论神学叙事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由于《圣经》仅记载了白人诸民族的起源与演变情况，一些学者开始认为，这部被神学家奉为圭臬的经典，可能只是在西亚古代史基础上演绎而来的宗教故事，其中记载的仅仅是西亚地区的地方故事，并不是有关整个人类起源与发展的信史。布鲁诺质疑《圣经》中的大洪水叙事，认为其只不过是一场地方性质的洪水，因为“海洋与河流不可能完全覆盖两个半球”。在此理论基础上，欧洲一些学者愈发认为，《圣经》中记载的人类“始祖”亚当，可能仅是原始基督徒的先祖，而不是人类的共同祖先。布鲁诺利用印第安人编年记录，否定亚当作为人类“始祖”的神学理论。他明确提到，“新世界的民族拥有超过一万年的历史记录”，这与基督教官方认证的编年史大相径庭。布鲁诺据此判断，早在亚当诞生前就已经有人类存在。

布鲁诺的学说引起欧洲学者关注。他曾在伦敦旅居两年（1583—1585），其间撰写了论证多源论的主要学术著作。与其同时，伦敦也出现了一些试图论证“前亚当论”的学者。英国学者托马斯·纳什在一本小册子中记载道：“我听说有一群数学家正在证明亚当之前存在人类。”在另一本小册子中，纳什更是言之凿凿：伦敦的一些学者认为印第安人的祖先比亚当更为古老。布鲁诺撰写的多源论著作与英国学者的相关讨论表明，“前亚当论”已在欧洲学术场域引起关注。

在此背景下，法国学者艾萨克·拉佩雷尔撰写了《前亚当论》一书，试图从人类起源问题入手，拆解基督教正统神学理论。对于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演变而言，《前亚当论》提供了一种与基督教单源论叙事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基督教正统神学认为，人类的知识皆通过亚当传承自上帝。因此，一些自诩正统的教派强调，关于人类起源与人种差异的知识，也是“在神的杰出影响下获得，而非源于人类自己的论证与实验”。在此论调下，《圣经》文本成为解释人类起源与人种差异问题的权威。拉佩雷尔对此进行抨击，强调应当基于实证观察得来的证据探讨《圣经》中的各种问题。他论述道：“亚当不可能瞬间知晓世界各地的情况，除非他首先环游世界，亲眼见到它们。”他强调，应基于实证研究得来的知识，来思考人类起源与人类族群演变问题。

拉佩雷尔基于实证主义理论，对北美格陵兰岛原住民进行了研究，进而解释印第安人起源问题。格陵兰岛原住民起源问题曾在欧洲学界引起争论，一些神学家认为，格陵兰岛原住民是从北欧迁徙而来的。拉佩雷尔在北欧进行调查研究，认为格陵兰岛上的居民并非北欧人后代，而是岛上自古就有的原住民。此次调查研究使他愈发相信，美洲居民并非由“旧大陆”迁徙而来，其祖先早在亚当诞生前就已存在，与白人是两支互相独立的人种。拉佩雷尔利用“地理学、语言学与文化学方面的证据”，论证了美洲原住民是一个独立人种，起源与亚当并无任何联系。

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拉佩雷尔批判了基督教正统单源论叙事，提出系统的“前亚当论”。他认为，《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叙事并不能“推导出所有人类都源于亚当”。在其影响下，欧洲学者开始利用考古学、生物学等实证研究方法，论证“前亚当论”的合理性。意大利学者乔万尼·保罗·马拉纳谈到，考古学证据显示，世界上第一批人类的饮食是蔬果而非肉类，因为他们可能存在不宰杀活物的传统。然而，《圣经》记载，亚当父子宰杀牲畜对上帝进行祭祀。马拉纳据此推断，亚当不是第一批人类。以今人眼光来看，马拉纳关于史前人类文化传统的论述并不严谨，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却与拉佩雷尔一道，共同推动欧洲学者利用实证主义方法解构基督教神学的单源论叙事。

拉佩雷尔强调不同种族各自具有独立起源，但并不认同各种族生而平等。在他看来，亚当之前诞生的人种“是在初次造物中混乱的、不成熟的胚芽”，而亚当的子民才是“上帝创造亚当的二次造物中成熟的产物”。拉佩雷尔此论意在表明，不同种族具有“优劣”之分，他们的“优劣”属性与生俱来、无法变易，无论有色人种是否皈依基督，都无法改变他们的“低劣”。拉佩雷尔在关于格陵兰岛原住民的实证研究中表示，这些人种“十分肮脏与污秽”。拉佩雷尔强调不同种族“优劣”不可变易，推动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开始切断白人与有色人种在正统神学叙事中的“亲缘”关系，有色人种被视为与白人具有天渊之别的种属。在一些极端的“前亚当论”者眼中，有色人种由于和白人存在巨大生理差异，甚至不属于“真正的人类”。以“前亚当论”为代表的多源论叙事，由此转向更偏激的种族主义立场。

“前亚当论”使得近代早期欧洲种族主义理论，日渐超出基督教正统神学的传统叙事。基督教正统神学通过“退化论”，将人类起源于亚当的神学义理，与人种之间存在巨大生理差异的生物学现实进行调和，为欧洲学者理解人种多样性提供了解释路径。然而，“前亚当论”将存在不同差异的人种视为起源伊始就互无联系的群体，瓦解了基督教正统神学在单源论框架内解释人种多样性的逻辑链条。“前亚当论”者利用实证研究论证多源论的做法，促使人类起源与人种分类问题逐渐超出基于《圣经》文本的神学思辨，进入实证研究范畴。

《前亚当论》一书出版之后，多源论迅速在欧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英国学者理查德·卡彭特直言：“我曾读过一部名为《前亚当论》的著作，确认在亚当之前存在数个世代的人类。”此外，该书还引起英国皇家学会关注，包括皇家学会首任秘书亨利·奥登堡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阅读并探讨了其中涉及的人类起源问题。皇家学会会士弗朗西斯·洛德维克明确支持拉佩雷尔的“前亚当论”。他基于实证观察角度，提出了相关证据。第一，白人与黑人之间存在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无法通过通婚、迁居等后天因素改变。因此，“黑人绝对不可能与白人种出同源”。第二，世界上存在千差万别的地理环境，每个种族都有独属于他们自身的环境，环境的多样性证明人类起源的多样性。在洛德维克看来，如果所有人都源于亚当，起初都诞生于宜居的亚欧大陆中心，那么他们应当始终生活在这里，不会迁居到“天寒地冻或是酷热难耐的地区”。洛德维克意在强调，每个种族在起源之初就已具备适应特殊环境的身体结构，有色人种的体貌特征并非源于迁居等后天因素导致的“退化”。

洛德维克的观点得到病理学研究“佐证”。欧洲病理学家实验显示，不同人种在迁居到其他环境时，会患上特殊疾病。法国医生加布里埃尔·德隆发现，殖民非洲的白人中盛行一种“疝气”病，而土生土长的黑人却“较少受到这种疾病的影响”。英国医生托马斯·特拉汉姆系统研究了黑人、印第安人与白人在美洲环境下的病理反应，发现黑人与印第安人更容易感染性病，白人却不易感染。同时，他将“妖魔一样的雅司病”，视为源于“美洲印第安部落”和“非洲沙漠”的特殊疾病。德隆与特拉汉姆的病理学实证观察，使得一些学者愈发认为，不同人种的生理差异由孕育他们的自然环境赋予，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由此，人种生理差异的固定性指向多源论的理论取向。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威尔森直言，黑人“如此与众不同的外部特征”，“证明”他们“是一个独特的人种”，与白人具有不同起源；他们的身体构造“与生俱来，不存在变异的可能性”。威尔森的理论表明，欧洲实证研究开始关注多源论在解释人种差异问题时具有的合理性。

在《前亚当论》影响下，一些欧洲学者开始将人种的生理差异，视为论证多源论的主要依据。不同人种在相同环境中的病理差异，也促使欧洲医学研究者从实证角度研究不同人种的生理特征。1675年，英国医生马丁·利斯特在巴巴多斯进行了一项医学实验，他将20名黑人的血液与欧洲白人的血液进行对比，发现白人的血液在静置一段时间后，只有底部出现深色沉积物，而黑人的血液一开始就在表面呈现出黑色状态。因此，他认为黑人的血液“几乎与他们的肤色一样黑”。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娜·马尔科姆森认为，利斯特的研究指向“前亚当论”的人类起源理论。如果黑人与白人具有不同性质的血液，他们就很可能源于不同的祖先。利斯特的研究使得英国皇家学会一些成员愈发相信，黑人与白人为两个具有不同起源的种族。

在上述思潮影响下，一些欧洲学者更加确认，黑人与白人的生理差异不仅表现在肤色等外在特征，而且深入血液等内部组织中，促使他们对黑人体液展开实证研究。英国皇家学会理事会成员罗伯特·波义耳，在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黑人与白人血液差异问题。利斯特在关于黑人血液研究的报告中直言：“尼格罗人的黑色很有可能植根在其身体内部，而不是由太阳的灼烧造成。”欧洲学者对黑人血液问题的研究，使得他们将白人与有色人种的生理差异，视为无法改变的遗传特征。

对此，意大利探险家菲力波·皮加菲塔提到，黑人的“黑色皮肤并非源于太阳的炙烤，而是源于他们精液中的本质”。随着欧洲学者对黑人血液和其他体液研究增多，皮加菲塔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认同。波义耳明确表示，造成“尼格罗人黑色皮肤的是他们精液中的一种特殊物质”。在此基础上，他称黑人的其他器官也会受到“特殊物质”影响，从而与白人的外在生理特征产生区别。黑人的生理差异成为这个种族与生俱来的特征。由于黑人与白人在遗传特征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所有人类源于亚当并具有血缘关系的理论便失去了实证研究支持。

由于传统神学叙事无法对不同人种间的巨大差异给出合理解释，欧洲一些学者试图从病理学角度加以分析。在他们看来，黑人在血液方面呈现出的“异态”表明，他们的血液可能出现某种程度“污染”。英国医生约翰·弗洛耶认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一种“滋养性的黑胆汁”。这种体液在本质上是一种酸性物质，就像“红酒中的沉淀物”一样沉积于血液中，当发生病变后，会在体内形成病理性黑胆汁。这些黑胆汁使人体血液变成黑色，进而使全身皮肤呈现出黑色状态。因此，在欧洲医生关于黑人的实证医学研究中，黑色皮肤作为黑人的显性特征，逐渐与疾病画上等号。

弗洛耶等医生的观点，源于近代早期欧洲学者对肤色病变问题的研究。英国解剖学家赫尔基亚·克鲁克曾对“黑疸病”展开实证研究。“黑疸”是人体内黑胆汁发生病变所导致的疾病，在这种疾病影响下，病人全身皮肤会变成黑色。另一名解剖学家杰雷米亚·勒夫强调，“那些患了黑疸的病人，往往具有干燥、憔悴与黑色的身体”。同时，黑胆汁“十分顽固，几乎无法用任何方式加以清洗”。因此，“黑疸”往往“极难治愈”。“黑疸病”顽固的特性与黑色皮肤的显性特征，令欧洲学者猜测黑人可能患了遗传性疾病，才导致他们的肤色呈现出黑色样态。早在17世纪末，英国探险家乔治·贝斯特便推断，黑人的肤色可能源于“世代遗传的一种传染病”。随着欧洲病理学与解剖学的发展，这种理论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当时一些医学手册上宣称，远离一些“疯狂的医学实验”，就像“治愈尼格罗人的黑肤色一样困难”。

病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促使欧洲种族主义理论发生两点变化：一是黑人等有色人种的肤色开始被视为一种遗传性“病变”；二是一些欧洲学者利用“病变”论证黑人与白人并非种出同源，黑人的祖先比白人“低劣”。英国医生汉斯·斯隆在牙买加研究了一种“令体液产生毒性”的疾病，认为这种疾病“独属于黑人，源于他们黑色皮肤的一种特殊病变”。英国海军医生约翰·阿特金斯发展了斯隆的理论，在前往几内亚、巴西执行任务时，对黑人的病理情况作出观察与研究，发现黑人更易罹患一种“嗜睡症”。这种病症不仅会剥夺他们的理智，还会使他们营养流失，皮肤呈现出黑色样态。在他看来，黑人“病症”源于体液发生“病变”，是具有毒性的体液侵蚀大脑所致。在阿特金斯看来，黑人独有的“疾病”，说明其“与白色皮肤的种族源于肤色完全不同的两种祖先”。阿特金斯的理论表明，近代早期欧洲医学领域对人类起源问题的探讨，为“前亚当论”的证成提供了材料。英国学者诺里斯·萨克瓦门托注意到，近代早期欧洲学界出现的多源论，是“前亚当论”的“自然主义变体”，而阿特金斯的多源论正是这一变化的体现。萨克瓦门托所说的“自然主义变体”，意指“前亚当论”者利用实证研究，主张人种差异是自然生成，并非“诅咒”或“环境”等后天因素可以改变。在“自然主义变体”倾向影响下，白人与有色人种愈发被视为具有天然生理差异的种族，他们的差异不仅自然生成，而且具有“优劣”之分。这种论调最终使得具有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西方学者走上更为极端的种族主义道路。

近代早期欧洲解剖学与病理学研究的不断推进，促使越来越多的欧洲学者开始接受“前亚当论”关于人类起源问题的多源论阐释。英国神学家纳撒尼尔·拉德纳强调，虽然不同人种的“肤色差异”不应作为否定单源论的依据，但他坦承，“现有的研究无法确认所有人类都源于同一对夫妻”，人类源于亚当的观点仅仅是一种“未经证实的传统”。欧洲实证医学对“前亚当论”的探讨，使得不同人种的生理差异被放大。在此影响下，近代早期欧洲学者开始利用实证研究，全面论证白人与有色人种的区隔。

近代早期欧洲实证医学重点关注黑人与白人的身体差异，通过对比两者的身体特征，论证黑人具有独立种族起源，二者不具有亲缘关系。然而，这些研究较少涉及印第安人。因此，一些学者沿袭拉佩雷尔的研究路径，利用实证方法论证印第安人与白人不具有共同起源。在此基础上，他们试图建构更加系统的人种分类体系，进而从“科学”角度全面论证有色人种的“劣等性”。

关于印第安人的起源，近代早期欧洲社会曾盛行“迁徙说”。欧洲学者认为，印第安人是从“旧大陆”迁徙到美洲大陆的，他们根据《圣经》记载，认为印第安人在“大洪水”之后从欧洲大陆移居美洲。因此，在他们眼中，印第安人与欧洲白人种出同源。荷兰学者胡果·格劳秀斯认为，尤卡坦半岛的印第安人是从埃塞俄比亚漂洋过海而来。阿科斯塔与格劳秀斯对“迁徙说”的坚持，目的在于将印第安人纳入欧洲大陆人种谱系，维护基督教单源论叙事完整性。对此，英国学者马修·黑尔表示：“亚当及诺亚的子孙向美洲迁徙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是不容篡改的。”“迁徙说”符合基督教单源论，受到基督教神学家推崇。

在格劳秀斯等学者主导下，“迁徙说”在17世纪欧洲学界盛行一时。然而，主张“迁徙说”的学者无法举出切合实际的例证，因此论据缺乏说服力。阿科斯塔在关于印第安人的自然史著作中提到，他本人无法说明印第安人从何处迁徙而来，只能“依据信仰”，笼统强调所有人类皆种出同源。阿科斯塔的论述表明，“迁徙说”仅仅是欧洲学者在契合基督教神学义理基础上所作的猜想，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

“前亚当论”兴起后，印第安人起源问题再度引起欧洲学者关注。由于传统单源论叙事充斥着难以自圆其说的猜想，因此，欧洲学者试图利用实证研究探讨这一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愈发倾向于印第安人自成一系的多源论学说。英国学者亨利·霍默利用“前亚当论”，全面论证了印第安人与白人并非种出同源，认为依据《圣经》建构的“迁徙说”无法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他表示，倘若所有人种都是在“大洪水”后从亚洲逐渐迁徙到世界各地，那么美洲居民应当是文明最发达的种族。原因在于，霍默推断，文明程度越高的民族，其拓殖能力越强，能够迁徙的距离也越远。美洲距离亚洲最远，同时又是最后受到拓殖的地区，如果印第安人是从亚洲迁徙来的话，那他们在文明程度上应该经过了数次提升，当远远高于亚洲和欧洲的古代文明。然而，霍默指出，“这些边远地区的人民至今仍然保持着渔猎的原始状态”。他据此判断，印第安人与白人是源于不同祖先的两个独立种族。

霍默根据自然史的实证研究方法，对比了印第安人和其他人种的体貌特征，认为“美洲并未受到旧世界任何民族的移居”。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改造后的“前亚当论”，即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祖先，亚当仅仅是人类“始祖”之一，与他一同诞生的还有其他种族的人类。更重要的是，霍默反对启蒙思想家布丰在“退化论”中秉持的观点。布丰认为，自然环境会改变人体的生理特征，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种是白种人到达美洲后发生“退化”的结果。霍默不认为人的身体特征会随着不同的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更不认为有色人种的身体差异是从“原初种族”的完美状态“退化”而来。在他看来，“不同种族的始祖所具有的体貌特征会始终遗传给后人”。在实证观察基础上，霍默强化了“前亚当论”，将不同种族的身体特征视为能够持续遗传的特点，开启了欧洲学者依据不同身体特征定义“种族”概念的学术取向。

在这一理论风潮影响下，德国启蒙思想家康德对“种族”概念作出系统阐释。他认为，“种族”指的是“能够将同一个‘门’中的动物进行区分与分类的差异，这些差异必须能够永远在同一类动物之间进行代际遗传”。在康德看来，只有肤色才是人种之间能够代际遗传的身体特征。“种族”由此完全脱离了基督教正统神学范畴内的道德伦理属性，开始成为一个具有“科学”属性的实证概念。不同人种存在的生理特征，得到科学研究的“认证”与固化。在英国学者尼古拉斯·哈德逊看来，现代“种族”概念将不同人种打上特有的生理标签，并将其分门别类，排定次序，导致人类族群不再能够通过族群间的文化交融，凝聚成更大的共同体。诚如哈德逊所言，这种做法在不同人类族群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生理鸿沟，使得不同人类族群通过文化交流实现融合的理论路径彻底关闭。

“前亚当论”及其强调的多源论，推动欧洲学者在生物学上将白人与有色人种视为毫无联系、互相隔绝的种族，在文化上全面否定有色人种的积极形象，将其建构为“劣等”族群。霍默的“前亚当论”研究也遵循相同路径，成为欧洲学者论证白人优越性的重要理论范式。在霍默的研究中，有色人种的独立起源使得他们成为脱离文明社会的“野蛮人”，他对“退化论”的反驳并非出于理性科学精神，在他看来，“尼格罗人的肤色，足以证明他们是一个与白人完全不同的种族。他们在理解力方面的低下也支持了这一论点”；由于他们生而“低劣”，因此无法继续发生“退化”，而是始终保持着种族诞生伊始的“劣等”与“野蛮”状态。

  “前亚当论”包含的种族主义理论受到欧洲殖民者青睐，用于论证白人统治有色人种的“合理性”。英国探险家托马斯·哈利奥特炮制了一个印第安版的“前亚当论”。哈利奥特在报告中谈道，印第安人的“亚当”是一个女人，是所有印第安人的“始祖”。哈利奥特将印第安人的起源传说进行了演绎与拓展，他写道，白人与印第安人有所不同，并非这个女人的后代，而是在这个女人诞生前的“许多世代之前的人类”。经过漫长时间后，白人“再度崛起，成为不朽者”。哈利奥特认为，印第安人的创世神话可以为欧洲殖民者所用，他坦言：“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使得他们信仰真理（即信仰基督教——引者注），并且因此而服从、惧怕、爱我们。”哈利奥特试图改造“前亚当论”，为欧洲白人在美洲进行殖民统治服务，将其变为统治、奴役印第安人的理论工具。

随着欧洲殖民扩张的推进，利用“前亚当论”为欧洲殖民统治辩护的做法，在美洲地区愈演愈烈。法国殖民者路易·阿曼德在游记中反映了“前亚当论”与殖民主义结合的趋势。阿曼德记载道，美洲一些殖民者认为，印第安人在生理结构上与白人有巨大差异，表明他们与白人拥有各自独立的起源，是在亚当诞生前就已存在的种族。由于印第安人并非出自亚当，与基督徒也没有联系，并不知晓基督教教义，因此，印第安人应当“由于他们对基督教义的无知而受到谴责和惩罚”。阿曼德的论述表明，在一些信奉基督教的殖民者眼中，印第安人与基督徒并不具有亲缘关系，他们应当受到基督徒的管理与“教化”。这一理论倾向，使得“前亚当论”在近代早期的大西洋世界逐渐演变为欧洲殖民统治的理论工具。

在此影响下，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地区的有色人种展开镇压，将其纳入殖民统治中。哈利奥特记载，英国殖民者对弗吉尼亚印第安人进行系统清理，对于顺从的印第安村镇“不予惩戒”。美国史学家萨缪尔·莫里森认为，哈利奥特旨在宣扬基督教对印第安人的“教化”作用，掩盖印第安人对白人的反抗，因此，这些记载存在歪曲事实之处。哈利奥特还提及，一些印第安人村镇在白人离去后人口锐减，印第安人可能“由于他们对基督教义的无知而受到惩罚”，遭到殖民者清洗。此外，英国罗阿洛克岛总督约翰·怀特率军清洗了一处拒不接受殖民者统治的印第安人村落。他将一名接受基督教的印第安人曼蒂奥册封为自己的“封臣”，并任命他为罗阿洛克印第安人的部落首领，接受欧洲殖民者的统治。“前亚当论”与殖民主义结合反映了欧洲殖民者的现实需求，将有色人种建构为独立于白人世系之外的种群，为殖民者统治有色人种提供理论依据。

“前亚当论”与殖民主义的结合，在英国牙买加总督爱德华·朗恩的殖民统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朗恩是多源论种族主义理论的忠实信徒，认为有色人种与白人具有不同起源，有色人种在起源之初就是“低劣”种族。在他看来，黑人尤其“低劣”，甚至不能被归为人类，而是介乎人类与猩猩之间的物种。在此观点主导下，朗恩在担任总督期间，对牙买加黑人奴隶进行严格管控，推动牙买加殖民地政府出台一系列奴役黑人的法案，包括“规范和强化奴隶秩序与奴隶制法案”，“防止他人从奴隶主手中诱骗黑人奴隶法案”，以及“规范黑人奴隶买卖市场法案”等。为了巩固对牙买加的殖民统治，他主导成立基金会，划拨专款用于镇压英属美洲殖民地各处奴隶叛乱。此外，他还在实践中强化“黑人非人”的种族主义观点，将黑奴、耕牛与蔗糖并列为白人殖民者的三大财产，并且建立法案进行专项管理。朗恩在牙买加推行的殖民政策，成为多源论种族主义理论在殖民政治中进行实践的典型案例。

“前亚当论”作为一种“异端”思想，与基督教正统神学的区别在于：首先，在种族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上，“前亚当论”强调不同人种具有各自独立的起源，上帝赋予人类的“荣光”仅仅属于信奉基督教的白人。这一理论拆解了以单源论与“退化论”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种族主义理论，推动欧洲学者重新思考人类起源与人种分类问题。其次，在种族主义理论的论证方法上，“前亚当论”采取实证主义方法论。支持“前亚当论”的学者利用欧洲海外探险与殖民过程中收集的各种实证素材，论证人类具有多重起源。在此过程中，不同人种的生理特征，成为评判种族“优劣”的绝对标准。这一理论倾向于建构固化的人种等级制度，最终催生了以多源论叙事为核心的种族主义理论体系。

从宏观知识史视角看，“前亚当论”是近代早期欧洲实证科学试图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产物，反映了实证主义日渐兴起的历史趋势。对此，美国学者克里斯汀·埃利斯指出，实证主义在近代早期欧洲学术体系中的兴起，促使欧洲学者开始抛弃传统的人文主义想象，强调人类与动物的诸多共性，推动欧洲学者将人类按照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分门别类，排定次序。在实证主义影响下，“显著的身体特征、解剖学构造，以及其他可以测量的特征”，取代了基督教神学中超自然主义的玄思，成为欧洲学者论证种族问题的重要依据。埃利斯的论点似乎有些掩饰种族主义叙事的意味，因为实证主义与多源论叙事结合之后，并未在欧洲“弱化人类例外主义的原则，重构人类平等的逻辑”。欧洲学者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对实证方法的运用，最终催生了更为不平等的多源论种族主义理论体系。近代早期欧洲殖民者的确“重构了人类‘平等’的逻辑”，只不过是将多源论叙事与奴隶制进行了杂糅，在人类族群的政治关系中，建构了一种新的压迫制度，“前亚当论”强调的多源论最终发展成为更为极端的种族主义理论体系。

“前亚当论”在欧洲社会的演变对现代种族主义理论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以“前亚当论”为主的多源论叙事，一方面为白人社会对有色人种的排斥性政治运动提供理论工具，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美国社会，“前亚当论”再度甚嚣尘上，成为种族主义者实施种族隔离与种族压迫政策的借口；另一方面，强调白人自诞生伊始的“优越性”，将有色人种完全排除在“文明”与“进步”之外，这一理论预设为白人殖民者利用种族主义谋求世界霸权的政治实践大开方便之门，成为19世纪欧美殖民主义者奉若圭臬的理论工具。

时至今日，欧美社会仍存在试图利用“白人优越论”，打造极端政治体的种族主义者。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曾大肆鼓吹，“要把种族主义当作荣誉徽章”，试图将白人打压有色人种的历史在大西洋世界进行复现。从这个角度来看，多源论种族主义叙事在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的演变，打开了现代极端种族主义政治的“潘多拉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