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又一款三国题材的动作游戏问世，这款名为《卧龙：苍天陨落》（以下简称《卧龙》）的作品在大作云集的开春季杀入STEAM平台热销榜前五。它的制作商是中国玩家的老朋友——光荣特库摩，一个可能最懂三国游戏的日本公司。
这一次，光荣在题材上突破了三国传统浪漫历史风格，做成了怪力乱神的暗黑风格。在玩法上把当下热门的“类魂”玩法（一种具有一定挑战难度的动作游戏玩法）糅合进他们本有的忍龙动作体系内，在两个方向都做了大胆的创新融合。
这让很多国内的游戏爱好者惊呼：我们想要的三国游戏，又被别人做出来了……尽管，这款游戏推出得略显仓促，在优化等问题上做得不是很好，但持续占据话题榜的存在力，还是让人无法轻视。
扎根中国历史文化的设计
《卧龙》的游戏设计上，大量应用了国内玩家耳熟能详的文化桥段，以下随便举些例子：
一、“一败涂地”“卷土重来”
《卧龙》中，玩家失败时，屏幕上会显现出繁体“一败涂地”的汉字，而不甘心失败的你，再次站到敌人前方的时候，屏幕上会打出“卷土重来”的字样，十分提振玩家的情绪。
二、“接化发”
该动作设计，奖励玩家在敌人出招的时候多使用化劲，转守为攻。玩家惊异地发现，接-化-发这个被马保国带出圈的武术名词，变成了能够在游戏内进行体验的武术设计。
三、“江表三虎臣”
三国中东吴势力的三位大将黄盖、程普、韩当，在游戏中联袂对决玩家，因为不讲武德的围殴打法和娴熟的偷袭套路，让玩家怒称为江东三鼠，或江表三狗。
除了以上这种被玩家频繁讨论的部分，游戏还有很多经得起推敲的细节。比如制作组对汉剑和环首刀的形制相当熟悉，在设计上合理想象了这两种古兵器可能有的实战身法。
再比如出现在游戏中两个宗教派别，“方仙道”和“太平道”，命名和设计也可见考据功底。方仙道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封禅书》里，用来描述宋毋忌、郑柏桥、羡门高等战国时期的方士“为方仙道，行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这些方士主要是偏向于个人或小群体性质的，通过方术技艺服务于帝王的长生不死之梦。与依托民间发展起来的原始道教有所区别。在卿希泰编撰的《中国道教史》里，对方仙道的定义是：“方仙道是战国至秦汉间方士所主张的成仙之道……他们提出了多种修炼成仙的方术，主要是寻仙人和不死之药，以及祠灶祭神等，特别是倡导化丹砂为黄金的炼丹术。”
在《卧龙》中，方仙道被设计为一个相对具有隐士气息，以修炼为主的道士群体，聚集在天柱山各自散修。而张角的太平则由于受到蛊惑，变成了妖魔化的割据势力。与一般游戏常见的杂糅堆叠符号的设计相比，《卧龙》的设计体现出了他们对中国历史题材的驾驭能力。
商业性不是游戏的全部
中国玩家对三国题材有多爱呢？在手游平台TapTap的“三国”标签下，有不下两百个作品。尽管其中不乏手游精品，营收远超《卧龙》的产品也不少。但这些产品，皆不具备《卧龙》这样的3A属性。何为3A属性呢？3A的定义在业内有很多种，但整体上它是对所有高技术、高投入、高品质游戏的代称。
游戏尽管是一种商品，但商业性不是游戏的全部，一款好的游戏具有超过商品本身的艺术性和文化性，这也是游戏行业追求精品游戏的意义所在。波兰游戏代表作品《巫师3》，甚至被本国总理作为国家礼物，赠送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承担起了代表波兰文化的外交使命。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要寻找一款三国文化的代表游戏去送给别人，那国内厂商还缺乏一个像《卧龙》这种水准的作品。
其实国内厂商，并不是没有意愿做三国游戏，早年也出现过《傲世三国》《赵云传》这样的佳作。但受限于市场环境和对主机游戏的管制，大都昙花一现，不能稳定保持团队，更遑论连续推出续作。我们要知道，自1985年推出第一款《三国志》之后，光荣几乎每两三年必须续作出炉的研发频率，再加上名为三国主题的无双割草系列，他们在《三国志》上的积累，已经有快四十年的时间。
这种稳定的研发环境，是光荣能孕育出一代又一代三国游戏的根基。与之相比，中国没有主机游戏，这变相催生了手游市场急功近利的畸形繁荣。
文化产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良性的市场和从业者，需要从涓涓细流开始孕育，是要在地化的生长出来，不折腾，对他们尤为重要。
学术与游戏互动
除了稳定的文化市场环境，日本在三国题材上的积累优势，还有其历史原因。
在明代，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江南地区书籍市场繁荣起来，书籍不仅数量繁多，在书籍中配以版画，图文结合的印刷设计，也十分流行。恰好一水之隔的日本社会，庶民文化正在广泛兴起，由武士和町人，组成了日本急速兴起的双元化的市民社会，群体决定了，人们对故事与图像，产生了近乎饥渴的需求。
在这一时期，日本进口了大量中国书籍。“汉籍交易”成了江户港的大生意。根据日本向井富氏提供的海关资料，在长崎港，在1693—1803年的一百一十年间，共有四十三艘中国商船运来四千七百八十一种文献典籍。其中除了常见的学术典籍，数量最多就是通俗小说和色情小说……明朝加印版画的绘本三国志，与这些市井娱乐小说一起，在日本关西地方兴起，逐步转移到江户，使得大众文化在江户地区迅速兴起。在《通俗三国志》流传了一百多年后的1836年，以图说形式来描述三国故事的《绘本通俗三国志》出版，绘图由当时的浮世绘名画家葛饰北斋的弟子葛饰戴斗绘制，问世之后在日本迅速普及。整个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带有浮世绘风格插画的三国故事，在日本社会不断传播和改编，三国文化在日本，形成了相当的国民度。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三国人物形象设计，深入追溯，往往都能找到浮世绘的影子。除了图像设计，日本汉学界对三国历史的研究也非常深入。比如佐佐克明在一篇文章中，把吕布诛杀董卓与日本战国时期的“本能寺之变”进行类比，把织田信长和明智光秀比作董卓和吕布，这种研究，帮助日本的文化创作人，更加深入地理解三国。在三国故事的改写上，日本游戏公司也常常借鉴学术界的一些最新成果，将之应用到游戏设计中。来自学术界的历史学的科普，与来自商业公司的对学术成果的商业转化。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文化从业者的彼此进步。
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正在经历一轮审美和工业化的整体升级。对雄心勃勃的中国游戏制作人来说，日本光荣公司这四十年的积累，是高山也是肩膀，是目标也是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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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