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第41届香港金像奖的提名大名单中，有部外人很难会一眼看到的电影。
那就是于2022年在香港公开上映的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
一部拍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累积影片素材长达三十万小时，历经三年的时间剪辑出6个版本，最终定格在136分钟的纪录片电影。
这就是由张婉婷执导及旁白、黄慧监制，以六位在千禧年代出生的女学生为对象，借由纪录“英华女校”重建的机会，讲述这些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时代变迁与个人故事的《给十九岁的我》。
这本是一部分前途一片光明的纪录片式电影。
一部在金像奖之前，早已荣获了诸多日影展、影节大奖与认可的电影。
可好景不长，谁能想到一部在专业影评人眼中口碑极好的电影，却在公开上映之后引发了一场舆论口诛笔伐式的狂潮。
电影中所记录的女学生公开受访：不仅指责学校与制片方漠视自己不愿公开上映的要求，更在电影中使用了一些以偷拍手段获得的素材与内容。
与此同时，同样在电影中出现的香港自行车运动员李慧诗也在社交平台发声，指责电影中使用关于自己的受访片段，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剪入电影的。
如此一来，社会大众一片哗然，并在此之后不断爆出对于《给十九岁的我》不利的消息与内容。
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导演张婉婷不得已在电影上映4天之后，便公开宣布《给十九岁的我》将于2月6起暂停公映。
而今天，当《给十九岁的我》被第41届金像奖纳入提名名单之后。
本以为会慢慢平息的风波，再一次甚嚣尘上。
但对于一些并不了这部电影的朋友来说，这终究是一个搞不清楚的“罗生门”。
对此，笔者将《给十九岁的我》事件进行了一番整理，希望能帮助看官更好地了解来龙去脉。
《给十九岁的我》最初的故事
这原本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一个用以记录“英华女校”历史的纪录片。
作为“英华女校”的校友，导演张婉婷受时任校长李石玉如所托。
为“英华女校”在2012年因半山区旧校重建，而临时迁往深水埗青山道校舍，之后又得新搬回重建校舍这一过程，拍摄一部纪录片。
按石校长最初的想法，希望这部纪录片可以对2011年入校的6名女生，进行记录采访。
这6位女生的中学一年级在罗便臣道的旧校舍读书学习，在中学二年级至五年级这段时间迁往深水埗的临时校舍学习，直到中学六年级重新返回重建后的罗便臣道新校舍毕业。
可事与愿违，由于旧校舍的重建工作不断延误，直到这六名女生毕业，都没有再次重返旧校舍。
而张婉婷为“英华女校”所拍摄的这部纪录片，也远远超出了石校长的预期。
她一直采访这6名女生直到她们中学毕业并就读大学，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了近十年之久（2011年-2021年）。
可以说这里面记录了太多的历史与故事，而使用的视角却是这六名本不想成为成电影主角的女生。
直到《给十九岁的我》公映，她们才知道自己这十年的人生经历，这十年间所说、所做，全都被张婉婷记录了下来，并向全香港的电影观众展示了出来。
《给十九岁的我》的制作过程
《给十九岁的我》并不是导演张婉婷与“英华女校”的第一次合作，在此之前她便与同为校友的黄慧为“英华女校”拍摄过两部纪录片。
从2011年开始，张婉婷与她的拍摄团队先从30多名英华女生中挑选出12位做追踪式采访与报道，并最终确定下6位性格、家境与嗜好各异的女生为作纪录片的主角。
同时将本该只纪录6位女生中学时光的计划，变更成为纪录她从中学到大学这十年光阴的长度，并将这十年与香港的变迁进行了深度融合与连接。
与大多数纪录片不同，这部《给十九岁的我》是一部完全没有剧本的纪录片，她的拍摄初看起来是完全没有目的性与方向性的。
也因为如此，《给十九岁的我》成为了这6位女生的聆听者，无论她的喜与乐还是苦与悲，都将被张婉婷和她的《给十九岁的我》所记录并留存。
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本就该是花季少年的6位女生，逐渐开始忽略导演和摄影的师的存在，她们慢慢开始做起了真正的自己。
也因为如此，她们在十年间所经历的种种事件，以及她们的想法与看法全都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给十九岁的我》引发的争议
在电影公开上映之后，影片中以“阿聆”作为昵称的当事人王卓聆，公开接受杂志专访。
表示学校在一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时，并没有提及这是一部会公映的纪录片，只会做作为校内播放及制作DVD以作筹款用途。
但学校却在事后突然改口称将会公开放映，并在自己向校方多次反映后，依旧无法阻止《给十九岁的我》的公开放映。
而影片中以“阿佘”作为昵称的当事人佘丽薇，则在与受访中表示导演张婉婷不肯让演出者在电影过检前先看最终的剪辑版本，并且之后还以电影已过检为由不肯对影片中的内容进行删减。
甚至影片中许多的镜头都是被人在远处以长焦距镜头偷拍而来。
而影片中以“香港小姐”作为昵称的当事人江冰滢，则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力挺王卓聆和佘丽薇二人。
并声称自己是在“被误导的情况下”签署的同意书。
另外《给十九岁的我》中，所涉及关于“2016年亚洲单车锦标赛”采访的内容，则是几乎全都没有得到当事人同意，便擅自剪入影片的。
对于李慧诗所说“自己并没有同意访问内容用于电影”这一说法，作为导演的张婉婷，在一档受访节目中并仅做了亲口承认，并且对此从未表示出丝毫的羞愧与内疚。
对此种种，“香港体育记者协会”与“香港单车总会”相继发布回应并表示遗憾。
不过监制黄慧却另外发表了一篇声明，其内容与张婉婷亲述团队是在没有申请许可证之情况下，以欺骗场馆人员的手法进入比赛场馆拍摄有着很多的不同之处。
《给十九岁的我》重大事件时间轴
公开放映前
2021年12月1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举行校内筹款放映场。
2022年8月21日及25日，在第46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圆方戏院举行世界首映，当中有五位受访者阿雀（伦凯颐）、马燕茹、Shirley（陈可儿）、阿佘（佘丽薇）和 Madam（罗晓淳）出席典礼。
2022年9月13日，在圆方戏院举行慈善观映场，为“青年全球网络”的事工筹款。
2022年9月30日，在高先电影院上映优先场，至2023年1月份大部分场数近全院满座。
2022年10月27日，此电影入围第7届伦敦东亚电影节2022“纪录片竞赛”项目四强，在Chiswick Cinema放映一场。
2022年11月12、14－15日，入选金马影展2022“华语影像”系列电影，在台北市微风影城放映三场。
2022年11月24日，在MCL荷里活广场戏院举行香港科技大学放映专场，导演和主角及科大校友伦凯颐（阿雀）参加映后座谈会。
2022年11月27日，由英华女校温哥华校友会筹办，在加拿大里士满SilverCity Riverport Cinemas举行私人放映场。
2022年12月4日，在第18届布拉格亚洲电影节“当代电影”系列及“光影浪潮 香港电影新动力”巡回影展系列上映，在2022年12月4日于Bio Oko影院放映一场并设导演座谈会。
2023年1月1－21日，在西九文化区M+戏院公映优先场及1月7日导演放映后座谈会。
2023年1月15日，电影荣获2022年度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电影奖。
2023年1月18日，由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筹办，于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举行电影欣赏及导演映后座谈会。
2023年1月19日，张婉婷接受商业电台节目访问，亲述拍摄团队为了拍摄马燕茹的比赛片段，假装已申请许可证进入比赛场馆进行访问及拍摄。
2023年1月26日，曾任记者及编辑的吴芷宁于社交平台撰写《给十九岁的我》的影评“好睇，但就系有啲唔舒服”，文中质疑摄制团队有否尊重受学生的权利，并指导演的旁白等处理手法有违纪录片伦理引起热议。
2023年1月28日，在港主要受访者阿雀（伦凯颐）、马燕茹、Shirley（陈可儿）、阿佘（佘丽薇）和 Madam（罗晓淳），导演及台前幕后工作人员，于英华女校为电影举行正式上映的感恩会和誓师仪式，学校并订造游泳池蛋糕，期许影片票房收益可资助学校兴建游泳池。
2023年2月1日，电影由香港大学学生发展及资源中心主办，在高先电影院放映一场。原定在2月8日，导演和目前仍在港大就读的主角佘丽薇（阿佘）参加在香港大学举行的影后讲座。名额仅限香港大学学生。但随着本片暂停公映，活动亦暂定延期至另行通知。
公开放映后
2023年2月4日，片中主角之一王卓聆撰写万字长文表达心声，质疑受访的学生权益没受重视，呼吁校方保护学生隐私，并表示自己因此片公演而情绪大受困扰。另一主角佘丽薇亦表示不满部分片段是以偷拍手段而得。
2023年2月5日，香港自行车运动员李慧诗撰文表示对自己受访片段被用于纪录片内不知情。同日下午，导演张婉婷在参与谢票活动时向现场观众表示，由2月6日起《给十九岁的我》将会暂停公映。
2023年2月6日，第三位片中主角发文，片中称为“香港小姐”的江冰滢表示，她签署公映同意书，是因为制作团队说除了她以外，所有人已经签署（事实上王卓聆从未签署该同意书）。同日，香港体育记者协会发出声明，对于张婉婷在未持有采访批准而进入单车场馆采访李慧诗一事，感到遗憾。协会批评张的行为影响本地媒体形象，及使本地媒体申请海外采访时产生困难。
2023年2月7日，香港单车总会回应张婉婷指经单车总会的“名誉董事”协助访问李慧诗一事，指该会根本没“名誉董事”职位，当日亦没有派人在场协助。
2023年2月8日，监制黄慧发声明指校方有替摄制团队申请进入场馆拍摄并获得许可，并表示片中有关李慧诗的访问是由单车总会前名誉秘书长陈仲雨（2018年去世）负责安排。此声明与张婉婷接受商业电台节目访问时所说不同。
2023年2月9日，纪录片入围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及“最佳剪接”三项大奖。英华女校随即发声明表示经过审慎考虑后决定退出“最佳电影”的遴选。一个月后，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表示金像奖参选机制并非采取片方报名制度，亦无退出机制，所以该片仍在提名名单内，并希望制作方能提供片段给金像奖给评审于颁奖典礼中放映，但英华女校经咨询校内意见后决定不会提供。
写在最后
至此，当我们将《给十九岁的我》事件进行一番详细梳理之后，会发现无论是导演张婉婷还是英华女校校方，都轻视了电影中作为主角学生的想法与感受。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在长达十年的拍摄过程中，或许导演张婉婷从时代大潮中发现了“商机”或“出名的机会”。
这让她将本该早早结束的拍摄进行了不断地延长，直到一切尘埃落定。
可当她与校方对这部本以为能让他们名留历史的纪录片信心满满时，却被影片中那些不想被世人检视的学生“摆了一道”。
或许这6位学生的中学时代并无任何不妥，但大学之后的她们呢？
她们是否在那段历史、那段学生时期，做出了一些让自己后悔不已的事情？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早已不在港生活的江冰滢能轻易的签署公映文件，而那些依旧要在香港这片土打拼的孩子，则要面对自己内心与行动被世人检视的压力。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她们选择了拒绝《给十九岁的我》的公映，现在的她们或许比学生时代的她们更加明白，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区别。
当张婉婷与校方希望借助这部《给十九岁的我》成就自己的时候，她们可能曾想过这些被自己“利用”的孩子。
可曾想过她们的生活与人生，很可能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而彻底毁掉。
当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拒绝《给十九岁的我》退出评选的要求之后，当英华女校决定不提供影片给第金像奖播放之后，当《给十九岁的我》制作团队依旧有人决定参加金像奖颁奖典礼之后。
《给十九岁的我》与她背后的故事，必定会再次掀起一场不小的风波与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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