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子山,孕育了父女两代人︱江花

桂子山,可拟作华中师范大学的别名,如同说起珞珈山,人们大都知道那是武汉大学的所在一样,华中师范大学就坐落在美丽的桂子山上。桂子山,华师大,于我的父亲彭平、于我,应是父女两代人的人生经历中的特别印记。最早听到华师、桂子山的词儿,还是孩儿时代我随父亲与他的同事、同学串门往来、聊天交谈的过程中的耳闻。他们说得多了,我听得也多了,便有了些许的印象。我的父亲彭平,1959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就读于中文系,1963年毕业分配到湖北教师进修学院,不久调入省直机关,是单位里屈指可数的笔杆子。在我印象里,父亲忙多闲少。忙时,或调研出差,往来奔波于地市县乡,行色匆匆,风尘仆仆;或伏案撰稿,思考于烟香袅袅浓郁时,行文于笔端嗽嗽纸声处,通宵达旦,废寝忘食,被领导和同事戏称为“拼命三郎”。闲时,父亲或一册在手,浅吟轻诵,摇头晃脑,沉恋其中,他可以一整天背诵唐诗宋词、一首首下来不重样,说这是在桂子山上练就的功夫;或入厨烹饪,制作美食,邀约同事好友品鉴厨艺,欢度佳节,评说菜品菜系,传播美食文化;或说事论理,出口成章,时而清峻沉静,时而诙谐风趣,往往于不经意间显露出几分读书人、文化人的气质。他告诫我:一个人越是想要精进,越需要书本的沉淀和文化的加持。读书能使你拥有打破人生边界的底气,积累不断超越自己的资本,是让自己变得辽阔的过程。好好读书,用书本的厚度,去丰富自己的生活,垫高自己的人生。让我顿时心生敬仰,无比钦佩。
印象里,父亲对工作全身心投入,对别人比对我们好,为了工作上的事常常忽视了家人。每次答应节假日陪我们一起去公园游玩,几乎每次都因为工作而爽约。有一个周日,好不容易等到父亲有点空闲终于可以带我去看一场盼望好久的电影,六岁的我“雀跃蹦跳”地和父亲走在通往电影院的路上,没料到,在半路遇到了父亲的两位同事,他们非常开心地叫住父亲,知道我们父女要去看电影,就在大街上与父亲寒暄起来,本来他们只说两句话,结果话匣子一打开,就完全刹不住,谈起他们自己在单位的委屈,眼睛似乎都要红了,听到父亲似乎在开导他们,我在一旁心急如焚,一会儿扯袖口,一会儿拽衣角,提示父亲要去赶电影的场。父亲轻轻握住我的手,不让我拉拽,而继续着他们的谈话。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和父亲赶到电影院时,已经快散场了。我噘着嘴,瞪着眼,用“七窍生烟”来形容我的生气也不为过。而父亲却说,看电影以后还有机会,这两位同志是基层单位的,工作上受到了一些委屈,思想上有了疙瘩,需要疏导和化解,不能敷衍冷落人家。通过聊一聊,消除误会,化解矛盾,使人家心情舒畅,不背思想包袱。那天的电影虽没看成,但父亲把这一次“闲”,付与了两位同事的街头偶遇,宁可委屈自己的孩子,也尽其可能地给予他人帮助,留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回顾父亲点点滴滴的往事,蓦然间不禁想起了华师大“求实,创新,立德,树人”的校训,它作为桂子山的灵魂,影响着、激励着一代代华师学子,用自己的品学、才识、能力以及不同的方式,为党和国家的事业、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的幸福安康而勤奋勠力,踔厉前行。而我的父亲彭平,应是其中的一员。而我,与华师大、桂子山的直接关联,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我先后考入华师一附中初中部和高中部,接着进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的生活充实而有序,学习的氛围浓厚而热烈。华师大治学严谨,名师如云,我们求学若渴,精神世界和文学修养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我们文秘专业总负责人是沈振煜老师,他经常教导我们说,每个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学习奋斗的人,人生都能有所改变。
那时学习之余,桂子山的学生社团很活跃。我报名参加了记者协会,后来还当上了副会长。最难忘的,是我的第一次采访活动。我的第一位采访对象是校党委书记戴诸恭。当我走进宽敞的办公室,面对长辈年龄的校领导,一时心怯,把早已准备好了的采访开场白,说得结结巴巴。戴书记赶紧招呼我先坐下来,又去倒杯热水,微笑着,宽慰我说,别紧张,我第一次见领导时,还不如你今天的表现哩。几句聊天式的话语,如春风拂面,吹走了我的紧张情绪。采访按预定程序顺利结束了,访谈内容也变成铅字,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校报》上。由此,让我对当好校园“记者”充满了信心,也从此一发不可收,频繁发表采访报道和人物专访等文章。当时的华师校报编辑部领导和老师非常注意学生记者的培养工作,对我们指导良多,这些为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从事编辑工作,后来担任《中国文化报》兼职记者工作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毕业以后,不管在哪个岗位上,我干一行,爱一行,将母校所学尽数用在工作中。
南湖浪涌,桂香灵动。百廿风华,踔厉扬鞭。华师的气质和精神已渗进我们的灵魂深处,得益于桂子山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父亲彭平。虽然父亲于2017年因病仙逝,但桂花飘香沁人心脾,我们父女两代人对桂子山的情愫始终绵延,永远情系华师,感恩母校,感念师恩。
(作者:彭蓉)
【编辑:王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