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军喜：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笔谈（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的历史，同时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有了初步认识，并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进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本质上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中国先进分子会聚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它来思考中国命运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也就开始了。

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在清末就有人介绍过，但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西方文明的缺陷，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为苦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及由此引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追求真理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巴黎和会召开前，中国各界对未来普遍抱有一种乐观情绪，期待通过和会解除列强对中国的束缚和压迫。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有关实现和平的“十四点”计划及其后历次演讲阐明的各项原则，一度被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是对自由与平等、公理与正义的捍卫。陈独秀把威尔逊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然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遭遇，将他们对自由平等的渴望连同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浪漫想象一齐打碎了。李大钊说：“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巴黎和会没有实现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和建立有美国参与的国际联盟的构想，事实上宣告了威尔逊主义的失败。“于是美国的幻术破了，中国数百万的学生，活动的知识分子无出路了。另一方面又看见俄国十月革命，一面推倒了沙俄专制，一面推翻了帝国主义干涉，建立了工人国家，以前认为是洪水猛兽的，现在转而倾向俄国了。故知识阶级中起了一个分化，已有一部分倾向俄国，倾向社会主义了。”

李大钊是中国转向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9年9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指出，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其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直到马克思，“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加以证明，使之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完成思想转变，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要晚于李大钊。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批评了无政府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观点，主张通过“阶级战争”的方式实现“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的解放，建立“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这表明，陈独秀也完成了思想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李大钊、陈独秀影响下，在时代潮流推动下，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在经过反复的“推求比较”之后，也会聚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先进的中国人终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是通过阅读译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的过程也是理解的过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强调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精髓。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由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部分组成，“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蔡和森认为，唯物史观、资本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学理的根基，“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正是因为它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共产党宣言》的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其二，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列宁的学说，呼吁还原被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湮灭了的“马克思的真面目”。因此，他们接受的是没有被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曾说过，他是先学列宁的东西，后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五大在决议中强调：“列宁主义不仅标志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振兴，而且标志着它的理论内容和实践内容的扩展。”该决议还首次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概念，并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统一”。1925年1月21日，中国共产党在列宁逝世一周年之际发表宣言，强调“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列宁主义才是我们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指出了一条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道路，是科学真理，但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也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具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1919年李大钊就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921年施存统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死板的模型，所以“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1922年周恩来指出，“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1923年李达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究竟怎样来进行政治运动，“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并未为中国共产党筹划”，因此要“按照目前中国国情”来决定。1926年蔡和森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世界各国共产党是一致的，但当应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的”。可见，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很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点。这表明，当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会聚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观念就已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也随之开始。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是建立在对欧洲历史、社会和经济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它是否适用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在歪曲马克思主义时，又意图限制马克思主义的应用范围，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适用于欧洲产业发达的国家。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时，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国民党右派也以“国情”为借口，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所谓“中国产业落后不能搞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国无产阶级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等论调，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适应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道路。

关于中国产业落后问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工业发达的先进国家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能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然而，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落后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早在1921年4月，李达在与梁启超等人的论战中就指出，“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1922年底，周恩来也指出，俄国虽然是工业后进国，但俄国的生产状况的变动“已不复能与君主独裁、地主专横的制度相适合，于是乃必然地需要一个革命”。“共产社会的真实完成总是要先见于工业发达之国的。但这话却不是说工业后进国必须等到资本主义将国内实业发展够了的时候才去革命”。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右派以所谓“中国经济落后，共产主义不适宜中国”为由，进行反共活动。对此，瞿秋白指出，“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状况有周密的研究”，共产国际对于各国都有相当适应于当地经济状况，并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相联络的政策，中国具备革命的条件。当然，如果国民党右派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共产主义制度，“那么，不用说在中国，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国，将来革命后的美国，也不能立刻涌现”。另一方面，革命的确需要一定的条件。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925年初，一些国家主义者援引上述马克思的词句，认为“经济落后的中国，旧社会的生产力毫未发展”，“必须先以资本主义求其尽量发展，才说得上什么共产主义”，恽代英针对此等言论指出，中国旧社会的生产力固然没有充分发展，但西欧、美国、日本生产力的发展“早已笼罩了一切经济落后的地方”，“欧美日本生产力的尽量发展，已经为全世界旧社会组织的倾覆，与全世界新生产方式的发生，预备了一切必需的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已经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论战中，一些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宣称中国社会没有明显的阶级划分。对此，李达指出，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和日本那样发达，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还要大”。“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这两句话不是说明中国贫富两阶级的悬隔吗？”“中国田主佃户两阶级的分立，是固有的。现在受了产业革命的影响，又形成了资本劳动两阶级。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显明，无产阶级的贫困增大，有产阶级的财富增加，社会革命的机会到了。”大革命时期，国家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都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借此反对马克思主义，攻击中国共产党。1925年恽代英在一篇文章中坦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反对国家主义，“正因为一切国家主义者都是要拿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萧楚女也认为，国家主义者否认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但国内混乱的时局，特别是绅商阶级与军阀妥协破坏统一的事实表明，在“国家”这个标的之下，各阶级并不能“一致趋赴”，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中国共产党绝对不是像国家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要“打破国家”、“推翻本国文化”，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本国文化”被中国共产党推翻过。中国共产党“反对人们专门去讲精神文明的原故，乃正因为有经济上的不平等阶级存在”。针对国民党右派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言论，1925年8月30日，陈独秀在给戴季陶的信中指出，国民党右派的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又从而破坏之”，“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瞿秋白强调：“中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事实俱在，现时工人阶级所处的实际地位俱在，何以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他进而指出，阶级斗争的意义不但在“麦饼米饭”之上，而且还在民族解放之上。“国民党右派要反对国内的阶级斗争，要否认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有一方面的共同意义，并且要工人的战斗目标限于外国资本家，正足以见他们完全只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

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是否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在社会主义论战中就已提出。张东荪认为中国遍地皆兵、遍地皆匪，却缺少真正的劳动阶级，因此“止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换言之，中国并无实行社会主义的资格，还需“长期的忍耐”。梁启超则说得更直接，他认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针对这种观点，陈独秀指出，同是中国人，何以劳动阶级不可靠，只有资本家可靠呢？“资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劳动阶级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废除了”。李达则驳斥那种认为中国劳动者素质低下的说法，认为劳动者的素质完全可以通过训练加以提升。李达深入剖析中国无产阶级所具有的特点和革命性，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经济上受本国有产阶级的压迫，政治上受封建阶级的压迫；有产阶级直接受封建阶级的压迫；而两者又同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前者是三重的，后者是二重的。”“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否认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他们所反对的，是以“中国的特殊性”来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错误主张。他们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同时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中国社会又有特殊性，所以才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奠定了理论基础，扫清了思想障碍。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选择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目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陈独秀指出，“马克思所以与别个社会主义者不同，因为他是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列宁在俄国成功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瞿秋白认为，列宁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者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最能综合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他不仅是坐言，并且还能起行”。可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已经触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即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国革命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此为依据决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在探索中形成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

首先，初步明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确定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是制定正确战略策略的前提。一般认为，最早将近代中国社会正式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共中央文件，是1928年中共六大的决议。但此前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及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已多次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1922年中共二大根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认为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了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事务，“中国已是事实上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了”。同时，因为中国社会“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中国共产党据此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援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1923年中共三大通过的决议案使用了“半殖民地中国”的表述，强调“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中共二大的宣言和三大的决议案表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对象包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既是对内的革命也是对外的革命，包含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性质。因此，中国革命的进程和结果也必然与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和结果不同。“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及其非资本主义前途由此确立。

其次，初步形成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战略和策略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他强调，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根据列宁的思想，1922年2月和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连续召开两次全会，讨论统一战线问题。当共产国际在讨论和拟定反帝统一战线策略时，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党派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宣布中国共产党将“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1922年7月，中共二大正式通过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决议指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的无产阶级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1922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分析了被压迫的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对此，陈独秀指出：“共产国际第三次、第四次大会，依据世界经济状况发达的程度，为东方的无产阶级指示出目前争斗所需要的两个策略，即民主的联合战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无产阶级的目前争斗，应该以这两个策略为不可离的根本原则，应用在各种实际问题，以消除为中国民族发展的两大障碍物——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宣告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

最后，初步形成工农联盟的思想。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获得农民的支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理论原则。1852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随着农民认识到自身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对立，他们“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而无产阶级一旦获得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他指出：“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资本和大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摆脱破产，摆脱在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时必然会一再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农村劳动群众只有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奋勇地援助无产阶级为推翻地主（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的压迫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此外别无出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与中国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认识到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无产阶级在东方诸经济落后国的运动，若不得贫农群众的协助，很难成就革命的工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强调中国共产党“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再次强调，农民问题在中国特别重要，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民族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应该和农民建立“革命的同盟”。此后，随着革命的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化。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社会、分析中国问题、制定革命方略、动员广大民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一些开创性的理论成果。这既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的过程，也是一个“笃行真理”的过程。然而，由于当时“党在幼年时期”，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还很“肤浅”、“贫乏”，加上“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重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些理论问题上还不彻底。比如认识到农民的重要性，但又夸大农民的落后性；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但又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种不彻底是党内产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的重要根源。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据统治地位，导致当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时，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强大的敌人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意义重大，它确立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开启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观点，这些都是在探索中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而为中国革命打开了胜利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