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特赦1959》里，有一个角色名叫刘安国。此人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一直拒不接受改造，多有抵触。
熟悉历史的人应该都了解，刘安国的原型其实就是曾任军统东北区中将区长、徐州“剿总”副参谋长、黄埔四期生的文强。
1949年1月10日，文强与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1950年，文强被押解到北京功德林监狱。
据他本人回忆，被解放军俘虏后，他一直关押在山东济南，周总理专程派萧劲光去济南看望文强，并欢迎他上北京。
但文强到了北京后，连周总理面都没接到，直接被押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从1949年被俘，到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特赦，文强在这20多年里一直没有好好改造。
那文强为何一直怀有抵触情绪，不愿好好接受改造呢？
从共产党员到军统特务的身份转变
1907年9月，文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据说他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
其父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中国近现代风云人物都是好朋友。
因家庭条件富庶，文强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小学到中学都是在长沙贵族学校就读。
中学时期，文强与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是同学。加上文强与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有些亲戚关系，所以毛泽东兄弟俩自小就把文强当成弟弟看待，彼此感情很好。
1925年6月，文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八月，刚刚中学毕业的文强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
1926年初，文强在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下，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时的蒋介石也不再是当年的热血青年，为了打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势力，他接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与一系列血案，同时要求所有黄埔军校学生“退党”。
1927年7月，汪精卫发表“反共宣言”后，文强离开武汉来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归属于第20军军长贺龙管辖。
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辗转返回长沙老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但文强一直没有放弃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在重庆活动时被反动派抓住，经特工人员营救后得以逃脱。
经过多方打听，文强与妻子前往上海，准备找寻周恩来总理。好巧不巧，文强刚抵达上海后不久，正赶上中央特科二把手顾顺章叛变。
周总理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弃用旧的联络方式，于1931年底前往中央苏区工作。
文强夫妇到达上海之后还是没有与党取得联系，在上海苦熬三个月，夫妻二人不得已返回长沙老家。
因机缘巧合，文强遇到了昔日黄埔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早年间与文强一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离革命，投入国民政府军统局。
他深知文强聪颖机灵，擅长写文章，于是极力拉拢他加入国民党军统。1935年底，文强来到浙江杭州，见到了军统的负责人戴笠。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党中央及时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开始经营东北。
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处长。戴笠给文强交代的主要任务是“防苏，反苏，反共”。
在东北这段时间，文强认识了“救火大队长”杜聿明，二人相处十分融洽。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后，毛人凤、郑介民、唐纵争夺权力，军统后来被撤销，改为保密局。
文强此时脱离了军统，利用与国民党元老程潜的同乡关系，担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
1948年9月，文强接连收到蒋介石和时任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亲笔信，点名让他去徐州担任副参谋长。
临行之前，程潜好言相劝，让文强留在湖南长沙，言语中有意无意透露率部起义的内容。
文强自知此次徐州之行必凶多吉少，但为了“兄弟义气”，他还是前往了徐州，与杜聿明共进退。
淮海战役爆发后，粟裕将军用60万反包围国民党80万，杜聿明、黄维、文强等国民党前高级将领，在这场战役中相继被解放军俘虏。
关押功德林，拒不接受改造
遭解放军俘虏后，文强先是在山东济南关押一段时间。1950年春，他被押解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初到功德林监狱，文强自知罪孽深重，拒绝写悔过书。
还有一件事情令文强耿耿于怀。当他还在山东济南时，周恩来总理曾专程派萧劲光大将去济南看望文强，传达了周总理希望他好好改造的意思。
文强当时很高兴，就跟着解放军一起到了北京。这时的他认为自己不是战犯，而是周总理的客人，去北京只是交代一下历史问题，将来还是要回归党组织的。
但最终文强到了北京之后，立马被押往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周总理也没有见到，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这让他非常生气，于是就生起了逆反情绪。
据党史记载，文强曾经对功德林管理人员说过这么一段话：“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班同学。
这么多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我在一起，我最后却成了军统特务，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肯定不会写！”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文强非常不服气，甚至还有些失望。不过在功德林最初的几年里，文强除了不写悔过书，其他方面表现得还是很好的。
他向管理人员递交了厚厚的一份材料，包括在劳动学习和遵守监狱规定之外，文强一直都是“优等生”。
由于表现好，文强还当了功德林的学习组长、劳动组长。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大礼堂举行“第一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杜聿明、宋希濂等十名战犯首批得到特赦。
虽然这次特赦没有文强，但他非常高兴，连夜回到寝室写了一首诗。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在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先后特赦了五批战犯，只是前后六批特赦战犯名单里面都没有文强的名字。
1974年，周总理给毛主席写报告，希望能找个合适的时间，把关押在功德林里的战犯全部释放。
毛主席表示同意，并亲自批示：一个不留，全部释放。
1975年3月19日，文强、黄维等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特赦之后的文强与黄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当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可以留在祖国大陆等待分配工作；二是申请去海外或台湾投靠家人。
但经过一番慎重考虑，文强与黄维决定留在大陆。
1975年，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总理把文强叫到了病榻前。文强看到昔日风度翩翩、开朗潇洒的周总理病入膏肓，止不住地流眼泪。
周总理刚一见到文强，就用他那标志性的淮扬话说道：“你怎么不肯写悔过书？早写就没这么多事情了。”
此时的文强才终于明白了周总理、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周总理之所以没有亲自看望文强，主要是希望他在党中央宽大政策的感召下，能够发自真心地接受改造，不要有抵触情绪。
周总理原本认为只要文强老老实实交代错误，虚心接受改造，他很快就能被特赦，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只可惜，文强心里一直有口气没出，总认为是毛主席、周总理没有教育好他。
然而，文强就没有好好想想，若毛主席、周总理执意要治他的罪，何苦还把他从山东济南调到北京？
从一名共产党转为军统特务，文强的经历是带有一定的“偶发性”，他也不是没有想过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但老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火炼。共产党人就是要有一种迎难而上的优秀品质，若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又如何与反动派抗争到底？
特赦后的文强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
1983年，在一次公开发言中，文强说道：“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心愿。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当年黄埔军校毕业生，也是被特赦释放的前国民党将领。
现在我们要利用我们自己的条件，为祖国统一大业出谋划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衷心希望台湾的故旧朋友以国家民族为重，与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图民族振兴大业。”
文强也说到做到，他与黄维为两岸统一积极奔走做了大量工作。2001年10月，94岁的文强因病逝世，结束了他坎坷又传奇的一生。
文强与黄维一样，拒不接受改造的原因都是心中有气。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国民党军队与自己失败的根本原因，总把罪过推到别人的头上，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当然，浪子回头金不换。特赦后的文强与黄维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参考文献：
[1]陈辉.文强人生的几个十字路口[J].党史博览,2021(09):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