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Timothy Brook）是加拿大著名的汉学家，师从史学大家孔飞力，分别接受过加拿大、中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中国史研究教育。他著作丰富，学术视野广阔，擅长从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角度，立足于全球史，以观察者的身份通过多重视角对历史细节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勾勒出长期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图景，尤其是别样的明代中国。
▲明人手札（中新网资料图）
困惑与解答：以旁观者视角观察中国
与部分只在西方接受大学教育的汉学家不同，卜正民有机会在中国求学。1974年，23岁的卜正民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他先在北京大学求学，第二年转至复旦大学，师从李庆甲教授学习中国古代文学。1977年，在英国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的安排下，他参与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七分册的编写，这一册主要是对比中国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这样丰富的学术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卜正民后来的学术道路。
作为北美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卜正民著作等身，但他依然时常困惑：作为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历史有何价值和优势？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此问题请教复旦大学朱维铮教授。朱维铮教授把中国比喻成一个有窗户的屋子，他说中国人是在屋子里面，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外国学者可以透过窗户看屋子，能知道屋子的位置和外面的情况；中国史研究既需要从里面看中国的历史学家，也需要从外面看中国的历史学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以他者的视角更立体、更客观地描述中国，这一回答解决了卜正民的困惑和疑虑，坚定了他研究中国的信念。
探讨中国的方式：全球史视角看明代中国
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卜正民研究的时段涉及古代、近代和现代，最主要的领域是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他注重从外部世界考察中国，即将明代中国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之下，从国家与社会、商业文化、社会群相和生态环境等视角进行研究，探讨明代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与互动，为读者展现出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下明代社会的商业文化革新和中西融会贯通。
1.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明代中国。
西方学者们最初谈到明朝及其政治机构的权力之时，会选择诸如“政府”（government）或“王朝”（dynasty）之类的词汇，回避使用“国家”（state）这个词。但卜正民查阅明代史料后发现，国家的身影无处不在。他引用法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福西耶“国家的概念属于任何时代”的说法，认为不能仅仅因为不符合近代国家的标准而拒绝承认国家的存在。
明代的国家与欧洲早期国家不同，为确保王朝的财富和安全，明朝设计了有效的信息、资源和人员的流通传播系统，而皇帝处于这一体系的顶端。实际上，皇帝虽身处顶端，却与社会、民众的联系很少。实际运行中，明代的“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是彼此竞争、彼此调整的，在晚明时期更呈现出既对抗又融合的状态。在《明代的社会与国家》一书中，卜正民结合大量地方志史料，从乡村的空间组织、地方地图绘制、江南圩田、水稻种植、藏书楼、书籍贸易以及佛教寺院等角度探讨了明朝“国家”与“社会”对民众的影响。与以往学术界总是强调国家具有强大的支配力不同，他认为是社会领域内商业关系、社会网络变迁的及时应对，维系了明朝稳定而动态的国家体制。但这并不是把国家边缘化，相反，卜正民多次阐述，明朝统治者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相当的统治和干预能力，只是其中也伴随着社会力量对国家的限制，以防止国家变成绝对权威。晚明时期，地方经济贸易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很大程度上是由士绅主宰而不是朝廷委派的地方行政官，这也表明国家已不能有效地掌控地方。同时，大多地方士绅有地位有钱但无权，他们还需要依靠国家权威建立威信，这就导致了社会与国家两个管理层面既互相分离又互相依赖，这在他的《为权力祈祷》一书中有明显体现。
2. 从商业文化变迁看明代社会。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远洋贸易体系得以建立，全球在15—18世纪建立了更广泛的新联系。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新兴的商品货币经济为中国创造了新的社会财富，同时也带来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借助方志、文集、墓志铭和当时的书信等，卜正民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在早期全球化中商业文化的变迁。
《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了元代中国富丽堂皇的宫殿和无与伦比的财富，这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强烈的探寻意愿，他们希望通过采购中国的瓷器和丝绸等商品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远航技术的提升和足够的白银储备，为欧洲人进入中国市场大大地提供了便利。卜正民认为，这样的探寻中国市场之路足以表明大西洋的浪潮是由中国这个月亮牵引着，当时的世界中心是中国而不是欧洲。《维梅尔的帽子》一书通过研究当时的绘画向读者展示了世界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比如“持秤的女子”一画明显展示了白银已将地区性经济连成了一个整体，南美、日本和中国、欧洲之间形成了供需结构关系，并表明中国已成为17世纪全球经济的中心等等。
在全球贸易发展以及欧洲人对中国的探寻背景之下，明代也是中国社会的变革时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在《纵乐的困惑》里，卜正民描绘了明代人对纵乐的困惑和抗争，他认为明代中国已变成了一个商业社会。虽然洪武时期为了恢复农业发展限制人口流动，但产量的提升使得农产品出现剩余并进入贸易流通领域，它们的经常性流通又促成了商品生产，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商业发展。同时，逐步完善的交通为远距离商贸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商业社会的形成。在商业文化发展变迁的同时，明代社会各阶层形成了一股拜金逐利、奢侈享乐的社会风气，这些经济、思想、文化的冲击，不仅仅停留在上层社会，更多的是发生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
3. 从社会群相看明代变迁。
16、17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在世界来回穿梭，中国人广泛参与了这样的空间移动，也被裹挟进商业变迁的浪潮中。《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中，卜正民以一张地图为线索，串联起了与地图密切相关的人和事，包括收藏者、捐赠者、阅读者、使用者、展览者、绘制者，并把这些人物和波澜壮阔的大海以及海上航行联系在一起，将一个个分散的点整合成一个有关17世纪大航海时代全球联系的大网络。
在关注不同阶层对全球贸易和商品文化变迁的同时，卜正民重要的研究方式之一是从社会底层看明代发展，即他思考的重点是明代社会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纵乐的困惑》生动地描绘了从事商业活动以适应当时日益增长的金钱关系的各种底层民众，如瓦匠、织工、土匪、书商等，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处于社会底层，从事着并非自愿也不被世俗所接受的工作。各阶层不同人物的表现串联成了生动的社会众生相，创造性地描绘了一幅王朝成长过程中值得留恋的社会图画。
4. 生态环境视角下明代兴衰。
众所周知，气候是历史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环境史研究著作颇丰，但对全球环境气候变迁在政治史上的意义这一问题的关注度仍远远不够。卜正民在《挣扎的帝国》的论述中用“小冰河时代”贯穿了整个13—16世纪的中国历史，充分使用了跨学科的方法，以多重视角使得历史本身和观察更加多元化。他指出，整个世界的寒冷和干燥程度是回答元明时期许多历史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元明两代气温明显降低，正值气候异常时期，但这一结论不是根据亚洲地区的史料重构出来的。回到中国，通过史料的查证，卜正民认为明朝的气候总体上是寒冷的，并多次出现极端天气，尤其是在晚明时期。明代一些官制在设立之初也是为了应对环境问题，如巡抚和总督。同时，卜正民特别注意到了环境视角下的史料运用。他认为方志中的《灾异志》、正史中的《五行志》收录的气象异常和灾害的各种记录，绘画作品中的雪景图，部分官员的气象日志等，都是了解气候变化的重要史料。综合这些数据和记录，可以帮助我们勾勒出当时自然和社会的面貌。
相辅相成：开拓的视野推动跨学科研究
卜正民参与了多个科研项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使得他视野开阔，能够以多重视角思考处于全球变迁中的明代中国。完成硕士学业后，他便与李约瑟合作研究“中国科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多次前往英国查阅整理资料，并完成了《资本主义中国近代史的书写》等论文，还与格力高利·布鲁共同主编出版了《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一书。在读博最后两年，他参与了哈佛大学社会研究学位委员会主席戴维·兰德斯主持的社会研究的项目，这使得他有机会置身于跨学科的项目之中，对他观察历史产生了影响。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卜正民还花费了两年时间搜集整理了关于明清时期史志地类的专题性资料目录、撰写了一篇关于明朝交通历史资料的介绍。正是因为有这方面的研究，牟复礼和崔瑞德邀请他为《剑桥中国史》第8卷撰写明代交通与商业一章，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收集了大量史料，写成了《纵乐的困惑》这一著作。得益于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史料和多元的视角，卜正民的研究不断深入，不只限于明代，还涉及中国近现代，不仅在商业文化领域，亦有历史地理变迁，既有研究著作，还有资料汇编，为读者更全面了解中国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19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出现了全球史转向，学者们以融合的、多元的、跨领域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各国的历史。卜正民认为，全球史揭示的就是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普遍联系，他的思考角度多元，擅长叙述和细节描写，并以微观叙事阐述宏大主题，注重全球的历史变迁。以多重视角的全球史研究方法和宏富的中国史研究成果，让卜正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著名汉学家。（完）
作者/李梦冰 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