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
张曦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厦门大学教授张曦的新书《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最近在三联书店出版。著名学者林毅夫作序，称赞该书创造性地以72件中国历史文物为载体，用最朴素的现代汉语，解读了数千年来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
上周，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了张曦。
厦门大学教授张曦。
曾侯乙墓的漆箱改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
《观念的形状》这本书里，处处可见一些机智有趣的句子，在趣味表述之下，是张曦对中国几千年来核心伦理价值的思考：“如果没有一次次追求永恒和不朽的观念试验，那么古代文明也就不可能以物质的形式，在时空流转中雕凿出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上地下的文物、博物馆里的展品，他们都是某种思想的载体、某种观念的形状。特别是在汉语文字还没有发展到精微成熟的阶段，古人更加会把思想观念刻画在“器物”上。
1980年的一天，已经定稿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在即将付印时突然返稿修改，原因在于其中关于二十八宿最早文字记录的表述存在错误。此前两年，在湖北随州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件漆箱，学术结论由此被刷新。
这件漆箱如今陈列于湖北省博物馆。箱盖正中赫然标出大大的篆体“斗”字，下面又紧连着一个“土”字。二字合并构图，共同表达“天地轴心”的意象。这件小小的漆箱是一个“微缩的宇宙”：箱底是大地，箱盖是天空，在须弥方寸的至小中，凝缩了至大的悠远时空。这件漆箱的意义，不是将宇宙变为曾侯乙大人凝视、征服、占有乃至把玩的对象，而是让他在地下世界里继续获得观望天空的机会。正因此，这件漆箱确认了一项古老的东方智慧：宇宙和环境不是征服与超越的对象，而是人类生活栖息的唯一家园。
云气纹与汉朝的诞生
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漆器，几乎所有漆器的表面都有一种典型纹样，这就是“云气纹”。
“云气纹”的影响一直延绵至今。最近的一次著名运用，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其标识图案的设计就广泛采取了“祥云纹”。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没有哪个时代像汉代那样，如此密集、普遍地运用云气纹作为装饰。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观念，激发了人们对云气纹的选择和使用？
古人认为，不仅自然世界与社会人事彼此纠缠关联，而且万物本身就组成了一张无边无际的沟通网络，彼此之间在这张网络上相互影响。这种观念最终演变为中国哲学特有的“万物感通”思想。
在中国最早的官办智库机构“稷下学宫”，学者们从烟气、云气、蒸汽、雾气、风气乃至人兽呼吸之气中，找到了诠释“万物感通”的新灵感。他们将“气”视为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基本因素。万物都是由“气”所构成，随着“气”的流动而生成变化。古代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世界观理论由此诞生，这就是“气化宇宙论”。
气化宇宙论在齐国地域形成后，很快就流行起来，不仅成为社会精英的一般观念和认识，而且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气化宇宙论框架下，宇宙由万物组成，万物又各自构成一个小宇宙。人不是被动地在万物之中被“气”缠绕，而是能够根据气态宇宙的结构和原理，主动地调节自己的小宇宙。这种调节，既有可能发生在人群之中，根据“气”的运行状态来安排社会人事；也可能发生在一个人自身之中，使他依循“气”的运行原理，来治理调养自己的身体。由此，以“气”为基础的宇宙观，不仅塑造了古代中国人看待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方式，而且也塑造了他们看待自身身体的方式。
天津历史博物馆现藏“行气玉柲铭”就是证据，这块柱状玉器磨制了十二个立面，每个立面上刻有若干铭文，通篇讲的都是如何通过呼吸吐纳来均衡体内气息。
气化宇宙论一经发明，就被古代中国人当作能够解释一切的普适原理，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版的“统一场理论”。在现代西方科学观进入中国之前，气化宇宙论的解释力，长达2000多年都无可撼动。战国形成的哲学文献《易传》，就依托气化宇宙论构造了一个从混沌之气中生出阴阳二气、又从阴阳二气中生出雷风水火山泽，最终化生出万物的“宇宙生成论”模型。
一个以“气”为构成根据、靠“气”互通互联的网状宇宙，有机而充满活性。它多样但不乏统一，各个部分互相交通感应，同时在互通互联中构成严密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在宇宙中赋予人以独特的位置，使人处于联通万物的枢纽，承担起重要的协调性责任。这个庞大而统一、有机而灵动的宇宙观，为一个即将到来的统一王朝做了观念准备。
这就是汉朝。
张曦为玄妙无比的“气”找到了形状；在《观念的形状》中，他用72件文物，勾勒出了古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湖北省博物馆藏彩绘二十八宿图漆箱（战国），这件小小的漆箱是一个“微缩的宇宙”：箱底是大地，箱盖是天空，在须弥方寸的至小中，凝缩了至大的悠远时空。
【访谈】
中华文明从源头开始，就关注“大地上的事”
读+：您认为，曾经传入中国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由于其“末世论”色彩，没能被珍视此刻、注重当下、热爱现世生活的中华文化主流所接受。那么，中华文化是一开始就具备这种特质的吗？
张曦：中华文化很多的核心哲学观念起源和西方的起源方式是不一样的。
“两希”文化，希腊—希伯来文化，它的起源方式根植于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人能不能超越尘世的生活环境，达到一个尽善尽美的彼岸世界？
中华文化起源于另外一种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一种历史意识，它关注的是人如何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中获得他的生存。历史总是发生在具体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的，是大地之上的时间和空间，而不是“彼岸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这就造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从血脉源头上就坚持了一种历史意识的导向和关注。这种导向和关注，使得它的“在世性”深植于我们文化的源头深处。
我举老庄的例子来说明。《老子》虽然也探讨了世界宇宙的本原问题，但是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始终是与他要探求的人世间的问题有关，即，在人世的社会生活中能够按照“道”的要求来过一种和美长久、自我保全的生活。《庄子》更加是一种人世间关注的导向，他关注人怎么样在一个意见纷扰、派系林立、思想多元的世界，与不同观点的其他人来共处，并且在内心中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和心灵平和。
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关注的是，生存于特定历史阶段、特定人世环境的人，生活应当怎么做，应当怎么样获得自己的良好的内在和外在秩序？
这种特殊的生存意识、生活意识、处境意识，使得我们民族的文化从一开始就关注大地上的事，它不像基督教、犹太教文化关注的是彼岸的永恒世界的事，这是我们中华文明和“两希”文明所体现的末世论文明最大的不同。中华文明不假设存在一个此生之上的有待飞跃的彼岸，它相信所有的美好都只能在此生此世中去开展。
“在世性”并非中华文明进入成熟阶段之后才发生的。由于甲骨文的发现，我们对商代有所了解。商代人的意识系统中是有神灵世界和生灵世界的，但是二者的关系并不是“两希”文化所设想的那样。
文物附着的观念滋养当下
读+：您这本书选择了72件文物来说明中国人观念的变化，最后一件文物是王阳明的画像，他应该是古代中国人探索心灵世界的最高峰了。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对世界和心灵的观念又发生了许多变化，我注意到，您说过您是最早将《三体》纳入大学课堂的。那么，您的书如果要收录第73件物质文化载体的话，会是《三体》吗？
张曦：看来您对我的思考历程有所了解。我可能是国内最早将《三体》作为严肃的素材放进大学哲学课堂的老师。2016年，我在中山大学工作时开了一门课，“《三体》中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我把《三体》作为一个时代精神的某种呈现和表达，把它作为哲学反思的素材来严肃对待；《三体》是我写《观念的形状》这本书的逻辑和思想起点，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中国年轻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三体》的思想品质，我们会发现它所表达的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人和人关系的看法、对于一些重大的根本的人类问题的看法，其实延续的恰恰是一些所谓西方思想现代性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它其实是西方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文化世界、思想世界的再现和浓缩。我一方面对《三体》的奇思妙想深感敬佩，另一方面，我也感到这种理解人类文明可能性、人类文明前景的方式是有一些局限性的，我想我们中国人想问题的方式不是这样的。
当初虽然我自发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完整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因此还不知道破解问题的正确道路在哪里。我只是直觉中华文化有医治这种西方文化思想现代性病症的良药。
2019年，我在《哲学动态》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从哲学角度讨论《千与千寻》。我觉得《千与千寻》很好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就是让活在西方现代性中的人们，能够走出被资本压制、受资本逻辑所裹挟的物化、异化状态。我觉得虽然日本人也曾经在几十年前探索过“日本式现代化”，但是他们的探索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构建出自己的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的经济社会运行逻辑和方式；而我们中华文明作为厚植在五千年文明沃土之上的现代文明，我们有可能、也有责任走出一条文明的新路。
对《三体》的讨论，对《千与千寻》的思考，这些因素的叠加，是我写《观念的形状》的一个出发点。这本书虽然讲的都是过去的事，但是其中的每一个内容，我觉得都是指向当下、滋养当下，供当下的人去感悟和吸收的。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让我们今天的读者对我们文明的来程去路、对我们民族的文化精髓，有敬畏、有热爱、有信心。
中国的历史性变革，为中华文化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
读+：您在书中说过“思想世界的运动，时时刻刻都镶嵌在生活世界的运动之中”，今天生活的世界，有史上从未出现过的AI与全球化，也有上演过多次的歧见纷争。在您看来，这样一个生活世界，呼唤着怎样的思想世界？
张曦：伟大的思想恰恰是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性的生活世界的刺激下所形成的，没有一个伟大的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的变动，不会诞生伟大的、变革性的、革命性的思想变动。
我们中国人用一代人的时间，经历了生活世界巨大的变革性的重组和重塑，才走到今天。今天的生活实践呼吁的不是一种“枝枝节节”的理解和表达，呼唤的是一种整体性、总体性的思想，来告诉大家，未来的世界怎么样，未来的时代怎么样，未来的中国怎么样，未来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民怎么样。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有一些学者觉得哲学已经不需要去关注宏大问题了，宏大性本身是一种逻辑的虚构、思想的虚构。可是我们今天发现，如果哲学这门学问还值得存在，恰恰需要在总体性上、在宏大问题上、在历史及世界级的问题上，面对生活世界的革命性变动，给出新的理论、新的观点。
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生活世界的近百年来的变革性、革命性的变动，所产生的经验性的反思，如何以思想的方式贡献给全世界，这个问题也特别重要。
我坚信解决不少问题的答案是在东方文化之中。可以看到，不管西方全球化和西方式现代化席卷到东方民族的哪一个角落，都曾经遭遇过文化和理念上的抵制。只有当一个东方民族真正依托自己的文化力量，实现物质精神上的强大后，东方民族的思想文化才真正能够得到别人的重视，才能真正有资格参与到引领全球思想未来的竞争当中去。
所以我认为，在东方的各个文明体当中，我们中国目前拥有非常好的历史机遇，有机会为未来的世界、为未来的人提供总体性的、引领性的思想。因为今天生活世界发生的最大变革就是中国在物质上、在综合国力上崛起了，这当然就为中华文化、中国思想更积极更主动地参与到全世界的思想市场的竞争当中，提供了历史条件和历史前提。
读此书油然而生文化自豪、自信
林毅夫
我个人在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时喜欢采用费孝通先生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物质的器物层次，经济、社会、政治的组织层次和伦理、价值取向的精神层次。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没有外来文化撞击的时候，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个层次会形成一个自洽的整体。两种文化接触时，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在于作为经济基础的物质器物层次，而文化的绵延则在于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伦理价值的延续不断。埃及、罗马、希腊、巴比伦，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闻名的文明古国，但是今天这些名词对应的仅为政治和经济实体，它们曾拥有的古文化已经消失了，原因在于其上层建筑的核心价值理念被其他文化的价值理念取代而消亡。中国有绵延不断的文化，指的则是过去数千年中，在器物、组织层次不断变化、不断演进的过程中核心的伦理价值理念一脉相承。要拥有文化自信，需要认识到数千年来中国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如何在中国大地先民的社会上萌发？为何在历史长河中面对分分合合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挑战仍能历久弥新？
作为经济基础的物质器物层次会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组织和精神层次，上层建筑的组织和精神层次的内涵也会烙印在作为经济基础的器物之上。在《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一书中，张曦以恢宏的视野，创造性地以公共博物馆里展示的自上古到明朝的王阳明这数千年里的72件中国历史文物为载体，用最朴素的现代汉语，围绕18个主题来呈现中国先哲往圣面对着他们的时代最重要的精神难题时，如何以不同于西方文明先贤的求索，回答“人是什么？他们在宇宙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此生的幸福如何获得？死后的归宿又在何处？”
此书构思新颖，既严谨又有很高的可读性，是一本理解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佳作，让读者如同在剧院欣赏典雅的曲目一样，“在目光与文物的接触中，感受器物上隐隐闪烁着的求道故事，触摸那一个个如今已经褪色、但却曾经喧嚣过的思想世界”。相信每一位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都会和我一样，被伟大祖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再次震撼，不知不觉中文化自豪、自信油然而生!（节选自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为《观念的形状：文物里的中国哲学》写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王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