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罢工是你能想的吗？
1956年，教员同志在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一个建议：
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建议直到1975年才被写入宪法，然后又在1982年公布的第四部《宪法》中，意外地取消了相应论述。当时官方的解释是：
由于工人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罢工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罢工自由的规定不予保留。
但在改革开放若干年后，我国企业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工人与企业的关系，远不是国家利益可以简单概括的。
这就导致了一个尴尬的问题：
员工以不上班的方式来表达某种诉求，不但违反了企业/单位的内部规定，甚至违反了法律法规。
这一结果，让夹在事件中的人们左右为难。
——例如汕尾罢工事件中的众多骑手。
❷ 他们在争取基本的生存权
4月21日，广东省汕尾市的美团外卖骑手因不满配送单价与管理等问题，宣布集体罢工。具体而言，美团不但取消了之前的多项补贴，还在两方面引发了不满：
首先是调整结算方式，骑手收入由此前按单计算改为按公里数计算。这导致了当地骑手收入的锐减。据悉，同样的路线配送，骑手们实际到手的收入近乎腰斩，只有：
3.8元。
其次是加强了关于缺勤的考核管理。按照最新规定，骑手必须每天保证接单，缺勤的话不但颗粒无收，甚至还要上缴罚款：
50元/天。
恰恰是美团新规出台前两天，汕尾连续遭遇暴风雨天气。冒雨送餐的骑手不但没有得到天气补贴，实际收入还有所下降；至于未能配送的骑手，则毫无悬念地遭到了罚款。
然后，“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的革命老区人民沸腾了，他们继承了彭湃同志的精神，希望和美团公开谈判，并在此之前暂停接单。
而美团拒绝任何对话，直接从惠东、河源、梅州等地调集骑手，为此不惜开出较高的待遇：
包吃住，单价按10元/单结算，保底200元一天。
甚至于，为了体谅外地骑手不熟悉路况，美团还罕见地“特事特办”：
外地骑手超时免责。
有美团本地商户反映，由于没有差评追责，近期商户收到的差评大幅增长，送餐时间意外拉长也导致了菜品下降、回头客减少等情况。
但短期内，商户也没办法迅速地更换配送平台。这是因为：
中国外卖行业曾经的三足鼎立（美团外卖、饿了么、百度外卖）局面，在经过多轮资本补贴的残酷角逐后，已经只剩下美团和饿了么两家规模企业。尤其是美团以本地生活服务破局，其规模碾压饿了么（前者营收规模是后者的三倍），已经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
对于商家而言，被垄断的外送市场的确不爽，但更改平台需要一定时间适应。此外，商家在转换成本之余还存在现实问题——离开了美团，其他送餐平台的外卖员严重不足，直接影响配送效率。
然鹅，对于美团而言，这甚至不是第一次遭遇骑手“杯葛”。
2017年，海南省海口市发生骑手罢工抗议；
2018年，海南省儋州市的众包骑手不再接单；
2019年，福建省福州市出现了罢送的情形…
而众多“事故”的背后，都有着同样的诱因：
美团试图通过结算的改变，降低骑手们的配送单价。
面对各地的抗议，美团强势地表现出亿点点“资本的任性”——丝毫不予退让。因为他们明白，一旦答应了某地骑手的要求，当其他城市的骑手纷纷模仿后，他们将退无可退。
实际上，美团对国情有深刻的认知，并熟练地“在战斗中学习战斗”，总结出一套有效的应急预案。
某位与美团有过亲密接触的人表示：
美团骑手分为不同级别，包括专送全职、乐跑半专职、兼职众包三部分，在总体上以自由参与的兼职众包为主。然鹅一旦出事（例如某地配送人手出现结构性不足、出现意外罢工），专职骑手立马就被调拨过去…
我们知道，美团的不少高管都喝过洋墨水，都具有敏锐的互联网思维。我不要求你们整出火箭、芯片、AI等高科技，但我求求你们：
多少干点互联网企业应有的开拓性事业，而不是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放在“开拓人矿”的事情上。
❸ 外卖骑手，浑身软肋
毫无疑问，在持续发酵若干天后，美团骑手的处境是最艰难的，而且还面临着一系列莫名其妙的诘问。
例如有自媒体厚着脸皮发出“阴谋论”，就差恬着个大脸补充一句：
难道XX就没有责任吗？
有人悲观地认为，美团的罢工骑手必然遭遇失败。综合起来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一盘散沙般的组织。2022年11月，广东省总工会发出一条新闻，汕尾美团工会正式成立，与众多负责分发月饼的工会一样，XXXX（此处省略83字）。
另一方面是窘迫的经济地位。哪怕是极度推崇自由市场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肯定地说到：
尽管雇主拥有抑低工资的力量，但工资仍有其最低水平，它只能低到劳动者维持基本生活的程度。
而现实中，自发组织起来的汕尾本地骑手，其实是想表达对最低生存权的诉求。他们本身就是为了补贴家用才从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外卖工作。
试想，在现行大环境下，离开这份工作的骑手，还能顺利地找到更好的替代性工作吗？
最后同时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团骑手的工作面临过度竞争的风险。疫情的紧急状况结束后，大家期盼已久的经济反弹迟迟未能出现，例如2023年第一季度，广东省轻工业企业的外贸订单减少了30%-50%。
这直接导致两个后果：被迫转换职业的人员增多（例如2023年初，美团广州宣布提前完成全年招聘计划）；以及消费市场的萎缩（点外卖的人变少了，间接加剧了配送员的竞争）。
在这样严酷的现实下，美团骑手的耳边，无奈地响起了一句熟悉的话：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而在互联网上，总有一帮“何不食肉糜”的人，叉着腰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指点点。他们不但“愤怒于本地骑手的忍耐与麻木”，还把调拨而来的外地骑手痛斥为：
工贼。
我就纳闷了，根据少奇同志的阐述，除了“罢工时进行劳动”的外部特征，工贼的最关键特征是“被资本家收买，并出卖工人阶级利益”。请问，无论是本地骑手还是外来全职骑手，如果一个月/一个星期不能获得收入，他们的积蓄能否支持自己及…家庭的基本生活？
被污名化的美团骑手，浑身上下都是软肋。
❹ 摆在骑手面前的应对三策
在《三国演义》中，面对“取荆州、下益州”的棘手问题，凤雏先生轻描淡写地给出了经典的“上中下”三策。
在此，俺也一样，试着给出美团骑手的应对三策。
下策显然是对外地骑手重拳迭出。例如以地域、骑手身份（合同工/临时工）的不同，团结本地骑手同志，同仇敌忾地推进斗争的深入持久——经验表明，无数热搜事件，都被互联网上的地域黑给带偏了，说明这种套路虽然卑鄙，但却有效。
这一计策的副作用在于，以“推动群众斗群众”的方式寻求突破口，实际上瓦解了骑手们的统一战线，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以当地骑手的力量，显然是无力对抗大厂的。
中策是以工时管理、安全保障、沟通渠道等切入点，向“有关部门”（如工会、劳动保障、当地政府、人大）反映情况。例如强调双方僵持和收入过低一样，都会造成社会的割裂与不稳定。
这一策略充满煌煌正义，但对技术要求颇高。甚至于比起罢工骑手而言，大公司的法务与公关部门更熟悉这种斗争方式，后果难以预测。何况，如果有关部门出于维护权威，还会想尽一切办法对事件定性，XXXX（以下省略37字）。
而上策则是主动破圈，团结更有话语权的群体（例如中产阶级、城镇青年甚至小企业主）。例如从“平台垄断”、“资本力量”、“财富分配”等角度，阐述“大资本今天可以对付骑手，明天也可以对付普通打工人、金领阶层甚至中小企业。反正最后的结论就是：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乎。
该策略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在实际中，骑手这样的体力劳动者虽多，但无力对外发声；而顶层人士则出于各种原因，一直谨慎地发言。真正嗓门最大、传播性最强的，是看似人数不多的中间阶层——设身处地地把他们拉入同一道战壕，骑手的情况才能引发全社会关注。
至于说缺点嘛，就是这味儿太冲，与贩卖焦虑没什么两样。
❺ 计将安出
话说，我国古代谋士动不动就“上中下三策”“的老毛病，很可能源于《史记》中薛公向刘邦的献策。
薛公认为，面对英布起事，上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中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下计则是“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於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
而耐人寻味的是，薛公建议刘邦出下计：
上曰：“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令尹曰：“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後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
在这里，薛公举出的上计和中计，都是以最干净利索的手段根本性地解决问题，代表着“万事俱备的时候应当这样干”。而下策则是“囿于条件所限，最不思进取的保守疗法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我得与你签个免责协议…”。
更何况，上策中策需要主公你亲力亲为，哪有下策“坐山观虎斗”的爽快？
同理，外卖骑手看似有着做与不做的决定权，但实际上，他们真的没有太多选择。
在一代神剧《是，首相》中，奈杰尔·霍桑说穿了“上中下三策”的本质：
三个选择中，有两策在本质上一模一样，还有一策则完全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