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月底、四月初的孔子博物馆，首届中华印信文化精品展上，陈列珍贵文物级展品200余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关内侯金印，更令观众对印章蕴含的诚信文化叹为观止。
这枚东汉晚期的“关内侯印”为黄金铸成，上有龟钮，印面呈正方形，边长2.5厘米，重134.4克，铸工精细，篆法浑厚古朴。这枚印章起初作为一种信用物，其所附带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已远远超过实用价值。这枚印章最近一次被发现的历程，彰显着“唯印示信”的内涵。
一堆“黄铜”，折价三毛九分钱
这枚“关内侯”金印发现于1970年春。当时，新泰市石莱镇东石莱四村赵宗保、张志明等少年在村南寨子沟拾柴火时，一镢头下地，刨出这枚金印，之后上交新泰文管部门，被山东博物馆收藏，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埋藏金印的那个地方很特殊，在大沟西崖底的一片斜坡上，有一个两米见方的黄土疙瘩，再往上是高高的悬崖，下边是村民开垦的荒地，还没种庄稼。这个金印埋得不深，也就一镢的距离。在埋藏点的上边，还种过一棵瓜蒌，长得很旺，根系很深。”4月22日，赵宗保在现场对记者回忆道。
当年荒凉的沟底，如今已种满杨树。沟平均深约五米，两侧为嶙峋的石壁。当时，十多岁的赵宗保带着八九岁的张志明在此拾柴火。张志明走得快，在沟西崖下边黄土疙瘩处，发现一墩圪针根，他抡起镢头刨去，只听咔嚓一声，似乎刨到硬东西，起初以为是石头，待用镢头搂出来，发现有许多黄色金属物品，其中有黄印一枚、小黄砖三块、金饼一块和戒指类的物品若干。
张志明高声喊道：“大哥，快来看看这是什么！”赵宗保赶过来看，说可能是黄铜。听到喊声的几个伙伴，也一起赶过来看，他们都以为是黄铜。张志明从里边选了两件，一枚印章和一块黄砖。赵宗保觉得这些黄铜扔了可惜，便把剩下的大部分物品放进柴火筐里拿走。在回家的路上，有两个正在浇菜园的大人听说孩子们刨出来黄铜物品，便各自向赵宗保要了枚戒指。
回家后，赵宗保便将这些“黄铜”物品拿到采购站当废品卖，经称量后折价为三毛九分钱。采购员开出单子，将其中一联交给赵宗保去取钱，并把东西倒进废品箱子里。正好会计手里没现金，要到银行去取，便让赵宗保等着。
等待间隙，小伙伴陈富家跑过来告诉赵宗保：“别卖了，这不是黄铜，是金子。”原来陈富家的父亲是铁匠，他拿着戒指回家后，让父亲看看到底是什么。他父亲看后，觉得不像黄铜，要是铜埋在地里得生铜锈，就用夹子夹着放进火炉里烧烧试试，结果烧了一会儿没变样，要是黄铜早就变得通红。得知是金的，陈富家很高兴，就一路小跑着去劝阻赵宗保别卖了。
这时，会计正好回来，赵宗保说不卖了，在废品箱子里费力找回物品，结果发现少了一件。“可能是掉箱子缝里了，我没再继续找，把剩下的拿着回了家。”赵宗保说，此后张志明的父亲等人带着东西到银行去鉴定，结果证实为金子。得知是金质的，浇菜园的两个村民，将两枚金戒指还给了赵宗保。
“当时金印上刻的字，俺们都不认识。后来张志明的父亲拿着去卫生室找医生蒲健民看，他认出是篆字‘关内侯印’。”赵宗保说。
关内侯之名，沿袭800余年
细究关内侯这一爵位名，其在历史长河中延续时间较长，从秦汉创立至南北朝共计800余年。关内侯的名号，虽始于战国，但当时不作为一种爵位的等级，而是对封君的通称。清人俞正燮曾指出：“盖战国时大臣实封称君，如孟尝、昌国、安陵、龙阳、平原、信陵等，皆通名关内侯。”
关于关内侯的名义，前人多以为“关”是指函谷关，“关内”即是关中。俞正燮力排众议，指出“所谓关者，凡国皆有关”，“关是封弧之界”，即一般所说的关塞，而非实指，“非定崤函始谓关也”。
秦统一后，制定了二十等爵制，从此时起，关内侯才成为其中的一个爵位等级。汉承秦制，也设有关内侯爵。《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关内侯为二十等级的十九级，位在通侯（列侯）之下，一般封有食邑，有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之权，但不能立国。
到了东汉后期，旧的爵位制度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于是新的爵位制度应运而生。《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具体为号侯十八级，关中侯十七级，关内侯十六级，五大夫侯十五级，旧列侯、关内侯合为六等。新建爵位“皆不食租”，只是一种虚设的名誉罢了。
西晋时原为虚设的爵位皆食租。《晋书·武帝纪》载，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下诏“五等之封，皆录旧勋，本为县侯者封次子为亭侯，乡侯为关内侯，亭侯为关中侯，皆食十户十分之一”。
对于关内侯的规模，当下尚未厘清，学者们对其有一些碎片化的解读。历史学家柳春藩认为，西汉高帝时期的关内侯为113人，平帝时期两次共赐爵关内侯138人；东汉关内侯人数大减，但不少于53人。
关内侯与山东的渊源较深。西汉关内侯的籍贯分布在鲁国者有宣帝时期的韦贤、丙吉、韦玄成、丙显、史高、史曾、史玄，元帝时期的孔霸、孔福、丙昌、史丹、孔房，哀帝时期的韦赏、孔莽（后因避王莽名讳而改名孔均），平帝时期的孔永，合计十五人，与作为文化教育重镇的鲁国出现了大量的帝师、外戚密切相关。
在山东，还有两枚“关内侯印”，不过其质地为铜。在青州博物馆，有一枚铜质方印，钮残。印面宽2.4、厚1.1厘米，印文为阴刻隶书“关内侯印”四字；在滕州，有一枚印面正方，边长2.4、通高2.3厘米的关内侯印，印为铜质龟钮，龟背羽状纹、曲折纹与圆点纹组合，龟首双目圆睁前视，形象栩栩如生。印文单刀阴刻“关内侯印”四字，布局严谨，字体笔画圆润遒劲，用笔寓方于圆，落笔收笔顿挫有力，篆体严谨工整。
全国范围内，出土的两汉三国“关内侯印”还有多枚，如湖北云梦县、河南驻马店泌阳县均出土了金质龟钮“关内侯印”，在四川雅安芦山县、甘肃古浪县出土了铜质龟钮“关内侯印”。
主人到底是谁，山大王？
金印连同其他金质物品为何会出现在新泰石莱镇？顺着逻辑延展，十分耐人寻味。石莱镇位于新泰南部山区，山岭众多，沟壑纵横。金印埋藏地位于白马山北麓，东边是有名的将军寨，古代曾经在此驻军。西南边白马寺距此约1.5公里，历史悠久，古时香火旺盛香客不断。
常理推断应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物主觉得这些贵重物品放在家里有危险，就把它们拿出来，临时放在这里保存。也许是时间匆忙，没带什么工具，就匆匆埋下，所以埋得并不深。不知为何，物主没有再来取。
该地距通往白马寺的羊肠小路不远，或许是远处香客路过所为，今亦不可知。这事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引得村民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山大王逃跑前，把东西埋这儿，后来出事了，再也没回来。反正俺们这儿两辈子人都不知道是谁埋的。”赵宗保说。
在历史上，“关内侯印”也频频在书画中钤盖，这兴许能为我们探究石莱镇所出土的金印提供一些线索。明代收藏家黄琳所收名家字画数量极多，但不同于其他的藏家，黄琳对这些藏品没有著录、没有题跋。
黄琳的收藏不仅有书画、古籍，还有古印。古印往往是藏家的收藏范围，如北宋李复《潏水集》就谈到，他曾收藏过“关内侯印”和其他古印。
在黄琳收藏的字画中，有传米芾行书纸本《秋夜》、北宋文彦博《三帖卷》、南宋魏了翁《提刑提举帖》、南宋康与之《宫使帖》、元道士邹复雷《春消息图卷》、元赵孟頫《趵突泉》等作品，皆钤盖有“关内侯印”。
对于这些藏品上的古官印，学者多以为，此是“好事者”所钤盖，甚至认为是好事者“伪钤”。通过对黄琳与其藏品上“关内侯印”的研究，其钤盖古官印的目的可能是“美观”“博古”，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将这些钤盖的印痕与新泰发现的这枚金印对比，并不是同一个印章所盖，兴许随着对更多文人笔记、古代字画的探索研究，能开启对石莱金印研究的另一扇大门。
赵宗保发现金印后三天，与当时的新泰县文管部门取得联系。张志明与父亲张宝友等人来到新泰文管局将20余件文物全部上交，得到县政府奖励900余元。“这些东西是文化，本来就属于国家，应该由国家来保存，俺们上交一点儿也不后悔。”至今，赵宗保对将文物坚决上交的态度依旧斩钉截铁。（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昱通讯员 崔仲恺 巩玉龙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