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德：“普林尼种族”观及其对欧洲人认知美洲的影响

摘  要：“普林尼种族”是欧美学界对异域怪异人种的称谓，自古典时代以来便是欧洲人观察异域族群的观念之一，反映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种族观。欧洲人总是以自我为尺度衡量异域的一切，当美洲映入眼帘时，受“普林尼种族”观影响，欧洲人竭力在美洲寻求能够证明怪异人种或奇异之事存在的“证据”，以求在对比中强化种族优越感。“普林尼种族”观以美洲的“野蛮”与“邪恶”来衬托欧洲的“文明”与“理性”，以某些土著族群的“非人化”来证明欧洲白人是上帝创造的“标准”人种，进而表明欧洲文明征服、改造和消灭“野蛮”人种具有“合法性”。

关键词：普林尼种族  印第安人  种族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  美洲

自古典时代以来，欧洲文化精英一直以自我为中心来认知异域文明，以欧洲文明为标准构建有色人种的“他者”形象，怪异人种是“他者”形象的极端化，在欧美学界相关讨论中，这些怪异人种被命名为“普林尼种族”（Plinian Races ）。普林尼是罗马帝国时期著名博物学家，他撰写的多卷本《自然史》详细描述了异域怪异人种，导致怪异人种观念在欧洲社会被广泛传播和演绎，因此学界把怪异人种称为“普林尼种族”。怪异人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是欧洲文化精英为凸显自身文明优越性，对异域“无奇不有”的想象和构建，最早见于欧洲冒险家和旅行家撰写的文本中，一些早期博物学家未经考证记入相关著述，成为早期欧洲人异域观的组成部分。

怪异人种在古典时代被虚构或创造出来，长期被不明真相的欧洲人视为真实存在，成为他们构建非白人“邪恶”形象的来源之一，反映出欧洲以自我为中心的种族观。当异族文化展示出与欧洲的本质不同时，欧洲人遂生出一种我“优”他“劣”的满足感。英国学者费尔南多·塞万提斯指出，从“普林尼、梅拉、索利努斯、伊西多、博韦的樊尚和曼德维尔等人的著述中，欧洲人越来越习惯期望从中感受异国情调，并以‘稀奇古怪’作为衡量世界偏远地区的标准”。受此影响，欧洲人“重复描述想象其他民族的陈词滥调，在中世纪晚期几乎变成情不自禁的行为方式”。当一个“新大陆”出现在欧洲精英的视野时，他们不由自主地以自我中心主义世界观观察美洲，怪异人种观念因此体现在欧洲人的美洲观中，使他们对美洲的认知充满了白人种族优越的遐想。

“普林尼种族”是欧洲精英虚构出来的极端“他者”，他们具有“人”的扭曲外形，与常人相比显示出奇形怪状，外表比凶残的动物更恐怖。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约翰·弗里德曼是研究欧洲境外怪异人种的专家，他认为中世纪欧洲流行的怪异人种观可追溯到古典时代。有学者研究了东方怪异人种的起源及其对欧洲人东方观的影响；有学者在研究民族志或种族主义时对怪异人种有所涉猎。怪异人种观对早期欧洲人认知美洲产生了较大影响，关于这一论题的系统研究却付之阙如，不过一些与美洲相关的论著都曾提及“普林尼种族”，将之视为古典传统中相关描述在美洲大陆的再现。对“普林尼种族”的研究，欧美学界已有一些相关成果，但对于为什么数千年来“普林尼种族”一直被欧洲文化精英广泛传播，为什么描述异域稀奇古怪之物种的作品在欧洲社会广为流传等问题缺乏讨论，本文旨在探讨上述问题。

长久以来，自我中心主义是欧洲精英观察异域的基本出发点，他们往往站在本民族文化立场上构建异域“他者”形象。以自我为中心的异域观发端于古典时代，体现在当时知识人的相关著述中。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著有多卷本《历史丛书》（Historical Library ），这部世界史著作自然少不了对异域民族的描述，字里行间体现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作者把非洲黑人描述为与野兽无异，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习俗来衡量，他们提供了鲜明的对比”。这部影响广泛的著作既是“文明”希腊人对“野蛮”异族人的看法，又进一步强化了希腊人的中心主义观念。英国古典考古学家戈恰·采赫拉泽指出，所有古典文本，无不有意识地夸大其他民族被假定的缺陷，旨在强调他们在人种上的低劣。希腊人自诩为“文明人”，非希腊人被视为“蛮族”，“文明”的希腊人奴役“野蛮”的非希腊人乃“天经地义”。因此，奴隶制是“希腊社会的一种基本制度，绝大多数奴隶是野蛮人”。

亚里士多德从生物有机体学说角度论证了奴隶制的“合理性”，认为天赋理性高的人能够发号施令，天赋理性低的人只能听命服从；前者天然是“主人”，后者自然是“奴隶”，“主人”支配“奴隶”合乎天理。在他看来，动物中的“统治”与“被统治”同样适用于人类，地位较低贱的人“天生就是奴隶”，他们“应当接受主人的统治”，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理性”。这是大自然的精心安排，上天“赋予自由人和奴隶不同的身体，它使一部分人身体粗壮以适宜劳役，使另一部分人身体伟岸挺拔”，适宜统治。因此，“有些人天生是自由的，有些人天生就是奴隶，对后者来说，被奴役不仅有益而且公正”。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正常”的人，就是生活在按照希腊模式建造的城邦内的居民，而“生活在城邦之外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活不受任何法律指导”。与此同时，自然环境也成为古希腊人论证种族优劣的“证据”。历史学家色诺芬称：“雅典城位于希腊中央，无疑是全世界的中心。我们旅行距离雅典城越远，遭受炎热或寒冷的几率便越大。”言外之意，希腊作为世界中心，自然环境最可称道，距离中心越远，自然环境便越加恶劣。由此可推出，欧洲最适宜人类居住，能够产生最发达的文明与最优良的人种，而非欧洲地区则因自然环境恶劣变得野蛮。欧洲是中心，异域必边缘；欧洲优越，异域必野蛮；欧洲是标准，异域必反常。这种古典时代的观念成为欧洲精英构建异域怪异人种的思想根源。

在古代，“东方”很长时期是欧洲人的一种想象，不乏浪漫色彩，体现了异国情调，存在着与欧洲迥然不同的人和物。然而，当欧洲人以自身文明优越性的视角来观察异族生活方式与风土人情时，“文明”与“野蛮”就成为欧洲白人与其他人种的分界线，异域民族表现出不同于欧洲文明的特性被肆意夸大。欧洲精英并不关心异族“他者”是否与实际相符，只是为了衬托欧洲文明的“优越”与“进步”。欧洲人构建的异域“他者”中既有浪漫的“高贵野蛮人”，也有充满“邪恶”风俗的“卑鄙野蛮人”，怪异人种成为他们想象异域“他者”的极端形象。

“怪异人种”的出现与古典学者尼多斯的克特西亚和麦加斯梯尼有关。克特西亚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为波斯皇室的医生，也是当时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一生撰写了20余本著作，涉及亚述、巴比伦和印度等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麦加斯梯尼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后，被继位皇帝塞琉卡斯·尼卡特于公元前303年派往印度。在印度居留期间，他撰写了对研究古代印度颇有参考价值的《印度记》。克特西亚和麦加斯梯尼在书中对印度等地的怪异人种进行了描述。现代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克特西亚公元前4世纪出版的书，印度“才被打上神奇土地的烙印”。

克特西亚“重复了自荷马时代以来一直流行的关于东方所有难以置信的传说，还补充了许多新描述”。据其记载，印度中部生活着名为“俾格米”的黑人，“身材矮小，最高只有2腕尺（腕尺是古希腊测量长度的单位，约等于16厘米——引者注），大多数人身高为1.5腕尺”。麦加斯梯尼亦补充了很多怪异的动物与人，如一些人脚踝长在前面，脚背和脚趾能够向后翻转；一些野人没有嘴，靠闻煎肉味与花果香为生；有人寿命可至千年；有人没有鼻孔，嘴的上半部分凸出很多；还有人长着狗耳朵，前额只有一只眼。俄罗斯南部塞西亚（Scythia）东北地区定居着一个名叫纽利的部落，据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塞西亚人和居住在塞西亚的希腊人信誓旦旦向他讲述，纽利人每年都要变成狼，持续数日之后再恢复人形。希罗多德把纽利人描述为“食人族”，他们的生活方式“最野蛮”；利比亚西部“生活着狗头人以及眼睛长在胸部的无头人”。古典时代的旅行家与学者，对异族生活方式和风土人情的描述多为捕风捉影或以讹传讹，与实际状况相去甚远，其目的在于展现异族社会与希腊“文明”社会的不同，在希腊人脑海中牢牢树立“他者”形象。正如墨西哥人类学家罗杰·巴尔特拉所言：“文明人的身份总是伴随着‘他者’的形象，未开化之野蛮人的‘他者’形象，终归要与西方人对立。”以此观之，希腊人“界定了生活在他们世界之外的各种野蛮人，有的具有人的本性，有的具有一半人的本性”。希罗多德等人的著述影响很大，书中所记怪异人种再通过其他学者的著述广为流传，满足了希腊人的种族优越心态。

罗马帝国不断对外征服，与域外民族交往亦不断扩大。罗马帝国疆域内对不同阶层有明确等级划分，对不同种族也有优劣尊卑之分。优越感使得生活在帝国内部的精英阶层看待域外世界时，常把罗马视作地球“中心”，以自身文明为标准衡量异族的一切，体现出我“优”他“劣”或我“正”他“怪”的心态与倾向。其实这是自希腊文明以来欧洲社会精英对异域认知的普遍心态，只是到了罗马帝国时期，随着与异族交往的增多更加明显。普林尼宣称，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征服了地球，让整个世界俯首称臣，册封部落和王国，对外族发号施令，可以说是人类中天堂的象征”。这一看法流行于罗马帝国上层社会，尤其是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成为罗马国教后，文化优越感在罗马人观念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普林尼对怪异人种的记载主要集中在《自然史》第二卷中，讨论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地理学以及各个地区的人类特性。在普林尼看来，生活在非洲和亚洲大陆的人种比较奇特，如布莱米伊人据说不长脑袋，嘴和眼睛长在胸脯上；萨蒂人除了人形外，毫无正常的人性可言；斯特拉斯菲特人长着像皮带一样的脚，靠爬而不是走路前行；在非洲地区，尼斯卡西亚人与尼斯泰人“或长三只眼或长四只眼”；有个地区的国王“据说只有一只眼，长在前额”；有人“长着狗头”；阿塔巴蒂泰人“有四条腿，像野兽一样到处流浪”。关于黑海、印度和远东地区，普林尼写道，据“确凿无疑的报告……一些部落的居民不长鼻子，脸部完全是平的，还有一些部落的居民没有上嘴唇，另一些居民则没有舌头。还有的人长着紧闭的嘴巴，没有鼻孔，通过一个单孔口呼吸，用燕麦杆吸水，收割野生燕麦做食物。一些部落居民不讲话，靠点头和手势进行交流”。普林尼书中关于长相稀奇古怪和生活方式野蛮残暴的人类族群数量繁多。除此之外，书中还涉及生活在欧洲外围地区的“野人”，他们“不能发出清楚的声音与话语”，但可以发出“一种令人恐惧的噪音”；他们“举止粗野，浑身长满毛，有一双像猫头鹰一样的红眼睛，牙齿则像狗牙一样”。对怪异人种的描述让“处于世界中心”的罗马人充满了优越感，加强了文化认同。普林尼特别强调：“在全世界所有种族中，在道德方面最杰出卓越的毫无疑问就是罗马人。”罗马人或欧洲人在相貌上属于上帝赐予的“标准”体型，普林尼虽未明确作出类似判断，但他对怪异人种的描述提供了一种有形比较，让欧洲人体会到本种族的优越性。

在古典时代，大概没有一位欧洲旅行家或文化精英目睹过怪异人种，他们构建的怪异人种形象完全出于想象，旨在“界定他者的形象，形成对恶魔的恐惧”。把异族“妖魔化”或“怪物化”是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目的是使异族人“看起来不像西方人或拥有欧洲人的文化规范”“外族人”或“他者”由于“自身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成为极端生物”。怪异人种，是欧洲人根据自身文化、语言和外貌创造出来的，与“标准的”欧洲白人种族反其道而行，欧洲人总能从中看到很多不可思议的怪异之状，从而产生文化和种族优越感。

在很长一段时期，欧洲文明基本上等同于基督教文明。换句话说，基督教对欧洲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基督教不是欧洲原生宗教，形成于“东方”，却在西方找到归宿，经过早期神学家的系统阐释，逐渐演变为一种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在他们看来，与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首先是让人类获得拯救的宗教，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取向；其次，基督教体现出上帝让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理性”，在全世界传播这一信仰，让异教徒皈依，目的就是要改变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基督教在中世纪主宰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意识，成为欧洲精英观察异域的重要意识形态来源。

基督徒把《圣经》奉为神圣不可亵渎的经典，把上帝视为能够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唯一真神，认为基督教之外的神皆为假神或撒旦，其信徒是受撒旦控制的“异教徒”。基督徒信奉无所不能的上帝，代表“正义”，异教徒把撒旦奉为“至尊”，因此会做出邪恶之举。在基督徒眼中，上帝与撒旦难以相容，前者最终必然消灭后者。因此，基督徒对异教徒有着必欲征服的强烈冲动，将以自我为标准的文化中心主义展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要从思想意识上对欧洲中心主义追根溯源的话，那么基督教无疑是主要来源之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布劳特认为，中世纪欧洲人普遍相信只有信仰基督教的人“才真正具有人性：上帝创造了其他地方的人，但他们却是非人类的或低劣于人类的不同物种”。以此观念观察，非洲人和亚洲人“不仅是低劣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邪恶的”。布劳特批评基督徒妄自尊大的中心主义观，从神学角度道出欧洲精英构建域外“他者”的根源。

罗马帝国时期普林尼等人构建的怪异人种形象，没有在中世纪欧洲人的视野中消失，他们既有“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感叹，又有自身“种族优越”的自豪。即便遥远种族表现出某些优点，在欧洲精英眼中同样是反常的或怪异的，包含着非文明的“野蛮”意蕴。普林尼那一代人对怪异人种的想象和创造以讹传讹，缺乏考证。然而千年之后，随着陆地交通条件的改善，一些冒险家、旅行家、商人、外交家和传教士来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后，他们的作品中依然是事实与虚幻交织，极尽所能地描述“东方”在风土人情与自然环境上的不同，其中亦不乏对怪异人种的描述。

“普林尼种族”在中世纪演绎为欧洲人对异域想象的一种传统，打上浓重的神学色彩烙印。英国研究种族主义的史学家罗伯特·迈尔斯等人谈到，这是基督教文化对异族的偏见，在中世纪，“怪异、罪孽和黑肤色构成了欧洲基督教文化中另类的三位一体形式”。关于“他者”的话语成为“一种形体与文化的偏离。这种‘他者’表现出各种奇形怪状，其中一些纯粹为想象，而另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非欧洲民族的经验性观察”。中世纪学者在涉及异域民族时很少能够摆脱这种影响。英国解剖学家爱德华·泰森169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古代侏儒的小册子强调，所谓欧洲域外怪异人种，纯属那些所谓睿智之人“闲着没事干时的想象”。对虚构的怪异人种如何“出自他们的脑海中”，他感到难以理解。泰森总结了欧洲人虚构出来的怪异人种形象，有的人“缺少鼻子，嘴的上方只有两个洞；他们无所不吃，但所吃东西必须是生的；他们寿命很短，嘴的上半部分明显凸起”；有的人“耳朵垂至脚跟，可以躺在耳朵上睡觉”；有的人“没有嘴”，“靠闻煮熟的肉与果实和花的味道生存繁衍”；有的人“只有一只眼睛，长在前额中间，并长着狗耳朵”。泰森的罗列不一而足，但他的批评却没有触及“睿智之人”构建异域怪异人种的根源，他们不完全是出于猎奇或“闲着没事干时的想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欧洲白人的种族优越感，与他们把异族描述为“野蛮”、“邪恶”、“落后”的目的是一致的。

中世纪旅行家和学者撰写的有关异域的著述中，怪异人种成为常见形象之一。中世纪早期人种学家亚当·冯·布莱梅描述了一些地区生活着怪异人种：有的人“头长在胸部，发出狗叫的声音，他们作为俘虏常常在俄罗斯能够遇到”；有的人“心狠手辣，贪得无厌，生下来就是一头白发，狗保护着他们的家园”；有的人“面色苍白，肤色为绿，寿命很长，也生活在这些地区”。布莱梅称其考察的地区“生活着许多其他类型的怪物，船员们声称他们经常看见这些怪物，尽管我们的国人觉得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只要是欧洲人撰写的关于异域的游记或著作，很少有不提及怪异人种。

约翰·曼德维尔14世纪中期出版的游记，以记述“东方”的奇闻怪事著称，对欧洲人想象中的“东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使“普林尼种族”观在欧洲社会大行其道。曼德维尔在历史上并无其人，是作者的笔名，作者为何国人士，学界尚无定论，为何作者没有使用真名亦不得而知，但作者无疑是个旅行家，到过当时欧洲人视野中的很多“东方”国家。《曼德维尔游记》成书略晚于《马可·波罗游记》，两本书刊行后即刻引起轰动，在欧洲社会掀起一股“东方热”。在出版后约50年间，《曼德维尔游记》被译作8种语言，在欧洲广为流传。马可·波罗在游记中给欧洲人描绘了一幅“东方”富饶昌盛的画面，主要从正面描述了其足迹所到之处。曼德维尔则以描述“东方”的奇异之事为主，如称树上长着貌似葫芦的果实，成熟之后人们采摘下来切开，发现果实内有一个小动物，骨肉皆全、血流不止，看起来像一只无毛的小羊羔，人们以这种果实和动物为食。长相怪异的动植物在这部游记中有颇多记载。曼德维尔所记多是道听途说，但他强调其所闻的确为真。

曼德维尔对“东方”怪异人种的描述，让欧洲人从中体会到优越感。他对怪异或畸形人种的描述与前人相比并无多少创新之处，无非把古典时代以来留存在欧洲人脑海中的怪异人种形象进一步加工包装，让自己的“所见所闻”更能吸引读者眼球。在书中，怪异人种通常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岛屿。据说有个岛屿“生活着身材高大的巨人，他们样子看起来很可怕，长着一只眼睛，位于前额中间，只吃生肉和生鱼”；有个岛屿“居住着身材奇丑之人，他们没有脑袋，眼睛长在肩膀上”；有个岛屿“生活着面部完全扁平的人，没有鼻子，但脸上有两个圆形小洞，取代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的嘴也是平的，没有嘴唇”；有个岛屿生活着长相极其丑陋之人，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嘴唇，致使他们在太阳下睡觉时，嘴唇可以盖住整张脸”；有个岛上“生活着称为侏儒的人。他们矮得可怜，没有嘴巴，只有个小圆洞来代替，当他们吃喝时，会通过一根管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吸吮，因为他们没有舌头，所以不会说话，发明了一种嘶嘶叫的交流方式，就像蝰蛇发出的声音，他们犹如修道士那样相互打手势，通过这种方式交流”；有个岛上居民“长着又大又长的耳朵，可以垂到膝盖”。类似奇形怪状之人在书中还有很多，曼德维尔宣称：“在另外一些岛上还生活着许多不同特性的族群，无法逐一讲述，因此只好忽略不计。”言外之意，还有很多比欧洲人低劣的种族存在。

怪异人种的畸形长相在欧洲文人关于域外“他者”的话语中十分常见，再加上土著人“不可思议”的生活习俗，让欧洲读者越发感到异族“野蛮人”可憎可恶，从而达到凸显欧洲文明“优越”的效果。“食人族”在欧洲文人描述异族的作品中司空见惯，曼德维尔书中亦有相应记载。据他讲，在拉默里岛，土著人有一种邪恶习惯，与吃任何其他动物肉相比，他们更喜欢食人肉，尤其喜食童子肉。岛上的人并非食不果腹，而是有丰富的肉、鱼以及玉米可食，手中还握有大量金银财宝。一些商人知道当地人喜食童子肉，便把购买的儿童带到该岛，以高价卖给土著人。他们买下小孩后，要是小孩长得比较胖，他们便很快杀而食之；要是小孩较瘦，他们就给小孩喂食直到长胖后才杀食。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一个名为唐顿的岛上，食人为家常便饭，毫无亲情可言，其残忍之状不堪为文明人所言。家庭成员之间也相互食之，“父亲吃掉儿子，儿子吃掉父亲，丈夫吃掉妻子，妻子吃掉丈夫”。一个岛上居住着俾格米人，他们身材奇小，半岁时便结婚生子，寿命至多六七年。曼德维尔还谈到，在一个岛上生活着身高为28英尺或30英尺的巨人，他们身披兽皮，不吃面包，所有食物皆为生肉；他们喝野兽的奶汁，这是他们身上具有大量兽性的原因；他们居无定所，吃人肉时比吃其他任何肉类都显得更为兴奋。一个岛上居住着体型更高的巨人，身高为45英尺或50英尺。曼德维尔承认他与这些巨人无缘相见，但目睹过生活在巨人岛上体型大如牛的羊。有些海员声称多次看到巨人，两只手各提两人，边走边吃，很快就吞食一空。还有一个岛上居住着凶残邪恶的女人，眼睛里长有宝石，要是暴怒地注视一个男人，此人便会立刻死亡。这些描述显然出于想象或道听途说，却给神秘的“东方”蒙上一层恐怖色彩。为了让游记更具权威性，曼德维尔还在书中收录了三位欧洲著名旅行家撰写的旅行记录，与其所记“相互印证”。

中世纪欧洲人多相信遥远地区生活着怪异人种，但如何解释怪异人种的存在，成为基督教徒关注的重要问题。既然普天之下皆为上帝创造的子民，为何有些区域的子民呈现出怪异或畸形之状。公元11世纪，三首以“维也纳创世纪”（Vienna Genesis）著称的德文诗歌，宣称亚当有很多子孙天生畸形，“一些人长着像狗头一样的脑袋。一些人的嘴巴长在胸口上，眼睛长在肩膀上，没有头他们不得不想其他办法做事。一些人的耳朵如此之大，以致遮住全身。一些人只有一只非常大的脚，却在森林中跑得像动物一样快。一些人像牲畜一样四肢着地携带着小孩。一些人完全失去美丽的肤色，变成黑色，令人厌恶，他们眼睛放光，牙齿明亮”。由此推断，怪异人种的存在是人类灵魂堕落的表现。还有的基督徒把“怪异人种与他们的始祖该隐联系起来，认为这些人种承受该隐在地狱遭受无尽折磨的诅咒”。曼德维尔的解释是，在古代巴比伦塔开始建造之时，地狱的魔鬼光顾多次，与那个时代的妇女交媾，生出各种畸形之人。曼德维尔把怪异人种的出现与上帝欲要消灭的恶魔联系在一起，目的是凸显欧洲白人是名副其实的亚当子孙。12世纪著名神学家亚历山大认为，大千世界的美主要存在于理性生物身上，“通过与畸形人对比，理性生物更值得自豪，显得更加美丽，他们成为世界上最高贵的存在”。亚历山大的看法对中世纪欧洲人构建异域“他者”形象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哥伦布远航美洲大陆之前，亚洲和非洲“存在”的怪异人种无疑是为了满足欧洲人的种族优越感。对欧洲人而言，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多处于文明初始阶段或前文明阶段，“野蛮人”成为他们形容亚洲和非洲人最常见的称谓。正如弗里德曼所言，在中世纪，欧洲人“对异国情调的偏好在某些方面与我们今天对处于原始状态的有色人种社会的兴趣相同。然而，作为文明演进较早阶段的‘原始社会’概念，不是中世纪人世界观的组成部分。相反，异国民族常常被视为退化的或堕落的，背离了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温文尔雅状态，甚至他们的人性也受到质疑，稀奇古怪的习俗和长相在中世纪人眼中代表了稀奇古怪的精神状况”。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认知观，自古典时代以来从未发生本质改变，反而随着时间推移在欧洲人身上日趋强烈。到中世纪后期，随着对“东方世界”地理面貌与种族构成了解增多，欧洲人“东方”观中的怪异之人与神奇之事受到一些知识人的质疑。此时美洲“新大陆”的出现，为欧洲精英找到残存在记忆中但正在失去的事物提供了条件，其中包括对怪异人种的描述以及能够证明欧洲“优越”的东西。美国学者理查德·科尔指出：“影响欧洲人对新发现民族态度的另一个要素是古代和中世纪的民间传说，这些传说构成中世纪晚期欧洲‘虚幻世界’的组成部分。”英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贾霍达认为，登陆美洲的欧洲人“面对充满异国情调的令人费解之情状，往往根据诸如‘普林尼种族’或野蛮人等熟悉的分类来解释”。欧洲人竭力在美洲寻求证据，以证明异域怪异人种或奇异之事存在于现实中，从而在对比中强化种族优越感。在此过程中，欧洲人逐渐完成对美洲“他者”形象的构建，形成“旧世界”与“新大陆”互为对立的认知观。

欧洲人对美洲的基本认知尽管是既有知识体系在新时空范围内的延伸，但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把印第安人“怪异化”只是想证明，从古典时代以来欧洲人描述的怪异人种能够在“新大陆”找到踪迹。阿根廷历史学家恩里克·德·甘迪亚认为，在欧洲人看来，“新大陆肯定包含着古代观光者描述的非常奇特的一切”。梅森列了一个等式，即“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野蛮人=怪物”，这个等式主要针对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北美土著人的看法，同样适用于早期来到美洲的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认知。他们发现，“如果需要的话，将会毫无困难地以一种普林尼怪物取代另一种怪物：狗头人或眼睛长在胸部的人构成了曼德维尔笔下多种怪异人形象，这些形象亦能够用来描绘美洲民族”。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描绘的怪异人种外貌特征被转移到美洲一些土著族群身上，土著人被“动物化”、“妖魔化”或“猎奇化”，使自古典时代以来形成的怪异人种认知在美洲文本书写中再现。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希恩将之称为印第安人的“动物形象”，这种形象“吸收了怪兽、野人和类似动物的传说，这些传说长期作为欧洲传统的组成部分。由此，卑鄙的野蛮性便把美洲土著人合并进欧洲人的情感世界，给英国人对印第安人抵制殖民化提供了一个貌似有理的辩解”。在希恩看来，印第安人的“动物化”受到现实利益驱动，英国人有“合法理由”侵夺印第安人的土地。

在到达美洲时，欧洲人对大洋彼岸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只能在既有知识体系内、戴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来观察这个未知大陆。就他们描述的怪异人种和其他神奇之事而言，与其说是观察，不如说是想象，多是向读者传递关于美洲的虚假信息。而欧洲大众对美洲的猎奇心态以及满足文化优越感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使虚假信息具有了广泛传播市场。哥伦布在1492年11月4日的航海日志中写道，“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生活着长着一只眼的人，另一些人长着像狗一样的脸。他们喜欢吃人，常常砍下他人的脑袋，喝他的血，然后将他肢解”。哥伦布显然是把固存于脑海中的怪异人形象转化为现实存在。一位来到美洲的早期探险者写道，“在遥远的古巴西部，据说生活着长着尾巴的人”。还有几位到美洲观光探险的著名人士，在书中记载了美洲生活着“巨耳人”、“狗头人”等怪异人种的信息。根据英国航海家约翰·洛克描述，圭亚那居住着洞穴人，他们以食蛇为生；无头人的眼睛和嘴长在胸脯上。沃尔特·雷利爵士是伊丽莎白时期英国著名冒险家，他于1596年出版一本关于圭亚那的书，其中谈到在美洲生活着怪异人种。据他描述，在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居民的“眼睛长在肩膀上，嘴长在胸部中间”，被称为埃韦帕诺玛人。雷利还称，他在西印度的库马纳偶遇一位著名旅行家，当这位人士得知他曾去过圭亚那，便询问他是否见过无头人。这位人士“被视为诚实可靠、信守诺言之人，除其他事情之外，他告诉我，他见过许多埃韦帕诺玛无头人”。雷利本人显然没有见过无头人，他以这位著名人士之言试图证实无头人的存在。像雷利一样，早期很多欧洲人在描述美洲的著述中都提到许多奇形怪状之人，无不是道听途说，并非亲见，充其量只是通过旁证来表明美洲生活着“普林尼种族”。

欧洲冒险家与殖民者还坚称美洲生活着巨人。在第二次远航美洲时，亚美利加·韦斯普奇在信中谈到巨人，将巨人出没的地方命名为“巨人岛”。安东尼奥·皮加费塔是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探险家，作为麦哲伦的助手参与了环球航行，他用文字记录了远航期间发生的事。据其记载，“新大陆”的巨人居住在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故被称为“巴塔哥尼亚人”。他们某一天遇到一位赤身裸体的巴塔哥尼亚人，此人身材“是如此之高，我们只能达到其腰部”。皮加费塔用了大量篇幅记载麦哲伦及其船员与巨人们打交道的经历，把巨人奇特的生活方式展示给读者。皮加费塔写道，巨人们“跑起来比飞奔的马还快”。有个巨人“通过手势告诉我们，他见过头上长着两个角的魔鬼，头发很长，垂至脚下，嘴和屁股喷火而出”。1524年皮加费塔的航海日志出版后在欧洲引起轰动，欧洲人对美洲“新大陆”生活着巨人深信不疑。

在15、16世纪欧洲人关于美洲的著述中，对巨人的描述可谓司空见惯。西班牙王室派往美洲的第一代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德·阿科斯塔，在其关于美洲的自然史中写道，巨人们主要生活在秘鲁，通过海路抵达南美洲；巨人的“超大骨骼在曼塔和波多维耶荷等地可以看到。按照比例，他们应该是印第安人的三倍高”。加西拉索·德·拉·瓦加写了一本关于秘鲁历史与文化的书，把南美巨人描写为“长得非常高大，一个正常身材的人只能达到他们的膝盖”，这些巨人的食量等于“50个正常人”。身材奇高之巨人显然是欧洲人虚构的。据欧洲观光者记载，加拿大讲阿尔冈琴语的土著人讲述了关于温迪哥（windigo）的故事，温迪哥是全身长满毛的巨人，以人肉为食，毫无同情心。巨人“长着一个巨大的嘴巴，牙齿像剑，但没有嘴唇，能够一口吞下海狸或人”。欧洲人笔下的“巨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与巨人有过近距离接触。德国博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卢门巴赫明确指出，巴塔哥尼亚巨人为虚构，西班牙人虚构巨人主要出于三点考虑：一是“关于‘旧世界’巨人的古老传说让所有欧洲人着迷，所以那些前往‘新大陆’的旅行家会留意寻找奇异之事，当他们发现又高又壮的人和巨长的坟墓以及各地巨大遗骨时便会想起这种传说”；二是“西班牙人也会搞阴谋，通过这类故事阻止其他国家船只通过麦哲伦海峡”；三是“夸夸其谈”道听途说。把传说或耳闻视为真实存在，在早期欧洲人关于美洲的著述中很常见。

有巨人必有矮人，两者构成与正常人身材相比的两个极端。矮人形象很早就存在于欧洲人描述异族的著述中，多是把正常人的生活“缩微化”，给异族人生活增添浓厚的神秘色彩。因此，矮人居住在美洲对欧洲人来说不足为奇。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佩恩写道，大量证据表明，在人类初始时代，美洲大陆住满了身材矮小的种族，他们具有独特的体貌特征；北欧人遇到的土著人身材矮小，此类矮小种族广泛分布在北美内陆地区；南美洲的侏儒主要居住在秘鲁。与描写美洲巨人相比，欧洲作家对美洲矮人的描写不多见，只是偶尔提及，且往往一带而过，缺乏比较详细的描述。阿科斯塔在谈到印第安人外貌多样性时宣称，一些印第安人“肤色为白，另一些肤色却为黑；一些为巨人，另一些则为矮人”。泰森描述了美洲的侏儒族，说欧洲探险家哈斯勒声称，侏儒族生活在巴西。据皮加费塔记载，在麦哲伦环球航行过程中，他们发现“卡菲岛上生活着小矮人，这些矮人很好玩，属于侏儒族”。蒂思玛·布莱弗肯在17世纪初出版的观光日志中记载，他在一家修道院见过两个侏儒，一男一女，“外形与人无异，身上毛发凌乱茂密，甚至手指的外关节上也长满了毛，男矮人尤为如此，他的胡须直垂到膝盖。他们似乎完全没有理性和理解力，也不能清楚地使用语言，只是嘶嘶作声，类似鹅的声音”。任何人种中大概都会有侏儒，欧洲人把美洲的侏儒形象放大，视为一个不同的种群，向读者提供美洲的奇异之事，使他们认为美洲逊于欧洲，从而产生种族优越感。

从人种学上讲，那些亲临美洲的欧洲人不是在客观描述土著人，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脑海中的固定模板，创造了扭曲和怪异的土著人形象。然而，他们出于想象的描述，对其他欧洲人认知印第安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弗里德曼谈到16世纪50年代初，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吉恩斯·德·塞普尔维达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关于印第安人的辩论。他指出，塞普尔维达“实际上输出了中世纪晚期对其他种族的态度，使美洲印第安人畸形化为狗头人、侏儒族和野人。怪异种族的神话虽然在地理上已经过时，却至关重要，不能放弃，为欧洲人看待‘新大陆’的土著人提供了一种熟悉的固有方法”。

其实，欧洲人不仅注意到印第安人长相与行为的“古怪之处”，而且想象美洲与欧洲存在本质不同，当以此视角来观察美洲时，“普林尼种族”出现在他们的叙事中就不足为奇了。把印第安人“怪异化”的言外之意是，只有美洲的“低劣”才能凸显欧洲的“优越”。以欧洲为中心来观察美洲，不仅使后者在“文明”程度上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而且在自然环境上表现出固有的“低劣”。对欧洲人而言，美洲的自然秉性与“旧世界”肯定有所不同，但他们将这些区别无限放大，演绎为“恶劣”或“缺陷”，本质上还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欧洲文明优越心态。

当美洲出现在欧洲人面前时，欧洲精英试图在传统知识框架内揭开蒙在美洲大陆上的神秘面纱，他们带着先入之见来观察美洲。“普林尼种族”观便是欧洲精英受古典传统影响对美洲生活着怪异人种的想象。

早期欧洲人对怪异人种的描述，显然是把他们脑海中异域人种的极端形象，应用到美洲土著人身上，旨在以土著人扭曲的外形，突出欧洲白人是上帝创造的“标准”种族。欧洲人希望能够发现怪异人种真实存在于美洲某处，以此“证明”异域非白人种族在“恶魔”控制下变得“非人化”。美国学者杰里·威廉斯与罗伯特·刘易斯合编了一本关于美洲早期形象的著述，强调美洲“集合了各种神奇之事，这一形象充斥于16世纪早期文献中。诧异、神奇和推测，这些煞费苦心的描述构成了美洲自然现象的叙事手法”，说明早期欧洲人在关于美洲的文本中描述怪异之事比较普遍。然而，怪异人种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因此没有一位欧洲观光者或作家有过与怪异人种打交道的真实经历，所谓目睹过怪异人种，要么是有意说谎，要么是以讹传讹。随着欧洲人逐渐深入美洲大陆，他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土著人，从长相上看，土著人与白人种族不同，但在身体自然属性上与欧洲人并无区别，以“普林尼种族”来描述他们显然无法自圆其说。但是，欧洲人对美洲怪异人种形象的构建，并不在于奇形怪状之人是否真实存在，而是要让他们成为白人种族标准与优越的衬托。因此，在大规模接触土著人之后，欧洲人笔下的美洲依然充满怪异与荒诞。他们把土著人“兽性化”或“邪恶化”，很大程度上是“普林尼种族”观在逻辑上的延伸，从而实现“他者”形象构建，使欧洲征服者屠杀、掠夺和奴役印第安人的非法行为“合法化”。

把印第安人的日常生活“兽性化”在早期欧洲作家笔下十分常见。迭戈·阿尔瓦雷斯·昌卡医生跟随哥伦布第二次远航美洲时，谈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图湖人的饮食习惯包括吃树根、蛇和蜘蛛，宣称“在我看来，他们的兽性远高于世界上其他动物”。第一批到达美洲的多明我会神父托马斯·德奥尔蒂斯1525年给新成立的西印度委员会作证，据他观察，印第安人“年纪越大，行为就越恶劣。在十一二岁时，他们似乎还有‘文明’的成分，但之后他们就会变得像残忍的野兽”；上帝“从未创造一个如此充满恶习的种族”。西班牙冒险家巴卡在北美洲生活多年，他在1542年出版的书中谈及印第安人食物来源时写道，他们“吃蜘蛛和蚂蚁蛋，还吃蠕虫、蜥蜴、蝾螈以及奋力杀死的毒蛇；他们还吃土和树”。贡萨洛·奥维多是撰写美洲史的第一代史学家，他宣称，印第安人的头比欧洲人要厚三倍，他们的“头颅如此之厚，致使他们的理解力与野兽无异”。塞普尔维达认为，印第安人更接近于野兽，他们只拥有“人的退化器官”。自然法赋予所有人应享有的权利，但在欧洲精英眼中，印第安人在理性上和道义上是低劣的，他们是违反自然法的“野蛮”人，与野兽几乎没有多大区别。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埃利奥特把这些对印第安人的看法称为“最为极端的兽性观”，因为它“否认了印第安人享有人的所有权利”。在欧洲作家笔下，印第安人在生活习俗上与正常人完全不同，更接近没有理性的动物，这种把正常人“非人化”的描述，体现出“普林尼种族”观的基本含义。

印第安人的“兽性”还表现在同类相食。欧洲人对异域存在“食人族”应该是了然于心，从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相关文本对此多有描述。塞普尔维达强调，印第安人的邪恶是举行“人肉盛宴”，他们以食人肉为乐，实为文明社会所不齿。在欧洲，“食人习俗被视为一件令人恐怖之事或一种兽性状态”。著名神学家大阿尔伯特把印第安人称为“兽人”，认为他们过着与野兽无异的生活，他们“吃生肉与喝血，喜欢从人的头颅开始吃起”。在1511年出版的一本关于美洲的书中，作者把美洲一些部落的印第安人描述为“就像没有任何理性的野兽一样”，他们“相互食之，男人吃掉自己的妻子和子女”。16世纪英国航海家乔治·贝斯特描述了美洲北部爱斯基摩人的食人风俗，他们有食用“任何种类、无论多么发臭的生肉或腐肉”的习惯，被抓获的英国人被他们视为相当不错的肉。对印第安部落食人习俗的描述，在当时殖民者和传教士留下的文字中并不少见，有些书中还配有插图，形象地展示印第安部落食人场景，或把被食之人架在火上烧烤，或吊起来开膛破肚，或几个人将之压在地上杀死，或置入烧开的陶器中煮。这些图片能够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比文字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18世纪后期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安·穆尼奥斯在撰写有关美洲历史著作时，阅读了殖民征服时期欧洲人留下的相关文字，以更为夸张的语言描述了印第安人食人的“恶习”。在他笔下，加勒比人在战争中捕获俘虏后，把“男人吃掉，与妇女发生性交；他们通常阉割掉被俘妇女携带的小孩以及他们捕获的小孩，等这些小孩长得健壮肥胖后宰杀，在盛宴上吞噬享用”。当欧洲人构建印第安人“卑鄙野蛮”的形象时，这种骇人听闻的残忍行为，正是说明他们具有“兽性”的最好范例。美国学者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对此评价说，一种神话被虚构出来，“食人族”成为欧洲人构建印第安人的主要形象。然而，这种形象与诸如此类的所有形象一样毫无新意可言，可谓新瓶装旧酒，旨在“贬抑、征服和剥削拥有土地的印第安人，而其土地在欧洲人眼中正日益被视为值得拥有。把土著人视为低劣的，尤其是当欧洲人已经决定奴役或消灭他们时，把他们视为与动物无异或具有兽性会更加方便”。其实，食人现象或许确实存在于某些印第安部落，但肯定不是印第安人的普遍行为。欧洲征服者和殖民者对食人情景的描述往往以点带面，从而确立以消灭“邪恶”为名、对印第安人发动战争的“合法性”。

与印第安人“食人”和“兽性”联系在一起的还有活人祭祀。1553年4月23日，墨西哥城议员鲁伊·贡萨雷斯致信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为西班牙征服者针对当地土著人的残暴行为辩护。这封信从四个方面谈到征服战争的“合法性”，其中之一是“对这个王国的战争和征服似乎不像某些缺乏教育的人断言和坚持的那样，是特别严酷和愚蠢的，因为这些墨西哥人是野蛮的，他们崇拜偶像，把无辜之人当作祭品杀死，他们吃人肉，是最肮脏邪恶的兽奸者”。埃尔南·科尔特斯1519年率领一支招募的冒险队征服墨西哥，他们所到之处，烧毁当地神庙，杀戮无数土著人。7月10日，科尔特斯致信胡安娜女王和查理五世国王，对墨西哥印第安人活人祭祀进行了详细描述。在他笔下，印第安人“带来许多女孩和男孩，甚至还有成人，在偶像面前把这些人活生生地开胸，取出心脏和其他内脏，焚烧祭祀，香火烟雾缭绕。我们中的一些人见过这种祭祀，他们说，这是目睹过最恐怖的事情”。贝尔纳尔·迪亚斯参与了对墨西哥的征服活动，返回西班牙后撰写了一部回忆录，出版后在欧洲引起很大反响。在回忆录中，迪亚斯专门有一章描述印第安人的活人祭祀，题目为“新西班牙居民实行活人祭祀和做出令人憎恶之事；我们如何割除这些恶习，把神圣基督教信仰引入这个国家”。欧洲人对印第安人崇拜偶像本来就极其厌恶，遑论以活人祭祀偶像，这种行为对欧洲人来说不仅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是大逆不道的，与上帝的意志完全背道而驰，比野兽的行为更加残忍恐怖。西班牙征服者与殖民者对印第安人活人祭祀以及偶像崇拜等的描写，是为自己烧杀抢掠的不光彩活动辩解，他们把印第安人“妖魔化”，以作为征服美洲的“合法理由”，一方面把印第安人说成是抵制“文明”的“邪恶之人”；另一方面置事实于不顾，夸大土著人与“文明”社会的对立，构建他们“卑鄙野蛮人”的形象。

在欧洲作者富有想象力的笔下，印第安人无论从外貌还是生活方式上，均被置于“文明”的对立面，他们过着比动物更加“野蛮”的生活。由此可见，近代早期“普林尼种族”观背后的内涵在土著人身上再现。“普林尼种族”在本质上是与“文明”对立的“邪恶”和“野蛮”存在，外貌奇形怪状是用于突出他们“邪恶”之特性。正如美国学者格蕾琴·巴塔伊所言，16世纪的观光叙事把美洲土著人描述为凶残的生物，他们被“刻画得很少有人性，即赤身裸体、暴力、好战，常常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动物”。欧洲人对土著人的认知范式与“普林尼种族”观具有相同内涵，很大程度上是“普林尼种族”观在认知印第安人时的体现，目的是构建一个作为“文明”对立面的“邪恶”与“野蛮”的“他者”形象，以便为欧洲殖民者征服和奴役美洲土著人从法理上找到“公正合理”的借口。

哥伦布远航美洲把一个“全新的”大陆展现在欧洲人面前，美洲给欧洲国家带来了数不尽的财富。所谓“哥伦布大交换”，显示出美洲物种对促进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巨大影响和贡献，促使欧洲文明以及其他地区文明发展产生革命性变化。然而，从一开始，美洲就遭到欧洲精英有意识的误读和曲解，生活在美洲大陆的土著人，成为“证明”欧洲白人种族“优越”的牺牲品，在欧洲殖民大国发动的不公正战争中，印第安人死伤者不计其数。为了使这场非正义、反人道战争“公正化”和“合法化”，欧洲精英在传统知识框架内构建了与“文明”对立的“邪恶野蛮”的土著人形象，将他们“怪物化”、“妖魔化”和“野兽化”。出于现实利益需要而构建的印第安人“非人化”形象，在欧洲国家征服和殖民美洲过程中，发挥了在思想意识上产生集体认同的作用。由此而言，早期欧洲精英从来不是在认知美洲，而是在“创造”美洲，“创造”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为他们所需要的美洲。因此，美洲从来“不是被发现，而是被16世纪的欧洲人创造出来的”。

欧洲人“创造”的美洲与真实的美洲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却形成欧洲精英认知印第安人的一个传统，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从“普林尼种族”观到启蒙运动后期的“美洲退化论”，印第安人在欧洲人的美洲观中，扮演了很难被“文明”相容的“邪恶”角色。德国哲学家克里斯托夫·梅纳斯把美洲土著人列为最低劣的种族，他们“在整个人类中无疑是最为堕落的，或者是整个地球上长相似人的动物”。梅纳斯的看法在启蒙运动后期欧洲精英阶层中比较普遍，说明数百年来欧洲精英对印第安人的认知几乎没有发生改变。追根溯源，他们构建印第安人“邪恶、兽性”形象，一直是服务于欧洲殖民大国现实利益的有效工具。

“普林尼种族”观包含强烈的种族主义内涵，正是在此观念作用下，欧洲文人笔下的美洲土著人，成为凸显白人种族“优越”的对照物。这是自古典时代以来欧洲人异域观中的固有逻辑，几乎无法改变。美国学者凯瑟琳·乔治分析了种族主义对欧洲人观察异文化的影响，认为种族主义本身是一种传统和习惯，导致观察者“注意力往往不是集中于他在异文化中看到的东西，而是集中到他在自己文化中道听途说来的东西”。因此，当美洲展现在欧洲精英面前时，他们便把固存于脑海中的虚假信息在这个大陆上转化为真实存在，有意识地通过展现美洲的奇异之事来凸显其与欧洲的不同，旨在让“野蛮”美洲成为“文明”欧洲的对照物。尽管“普林尼种族”不断被事实证明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普林尼种族”观体现的种族主义内涵在欧洲意识形态中彻底消失。

到18世纪，科学范式取代神学范式在欧洲精英认知美洲中占据主导地位，致使他们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让印第安人“野蛮邪恶”形象在公众中更加具有“可信度”，其中依然包含了印第安人“奇形怪状”的外貌特征。启蒙运动后期，法国博物学家布丰探究了印第安人“怪异外表”形成的原因。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注意到布丰的这种思想，将之称为由印第安人“退化”所带来的“怪物命题”（monster theses ），认为布丰的思想经历了从“退化”观到“怪物”观的转变。荷兰哲学家科内利乌斯·德波等人构建的印第安人“邪恶怪异”形象，比布丰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北美“土著居民是动物、野蛮人以及退化人种”。对印第安人种族“低劣”的认知，在当时欧洲精英阶层十分普遍，他们构建的印第安人形象，无疑加强了欧洲白人对自身种族“优越”的认同。

如果说“普林尼种族”观是神学种族主义的极端化体现，那么印第安人身心发生“退化”观便是“科学种族主义”的所谓“实证”阐释，两者虽处于不同历史时空，但并无实质区别，表明从神学种族主义向科学种族主义的演变过程中，欧洲精英把印第安人形象“邪恶化”、“怪异化”和“非人化”是其种族主义固有思维的体现，根植于欧洲文化中，对后来美国人发起“西进运动”时，把印第安人构建为“邪恶野蛮”的种族形象产生了重要影响。“普林尼种族”早已被证明是虚构的，但其蕴含的种族主义观念却远未消失，在欧美社会中依然具有市场。一些宣扬“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者，把有色人种及其生活方式“妖魔化”和“怪异化”，说到底还是以本国文化为标准来衡量非白人世界的一切，以此凸显白人种族及其文化的“优越性”，最终服务于构建以西方人为主导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