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畅：唐德宗诏选十台郎作令京畿史事考辨

古代中国的王朝国家时段，统治者致力于推行分层行政体制以管控地方社会。作为最基础一级行政实体，县始终承载管理民户、维护社会安定的责任，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县令（长）作为一县事务主要负责者，一直为历代统治者重视。但因县令（长）品级不高且人数众多，其选拔一般不需皇帝亲自过问。因此，最高统治者亲择县官事例，常被传统史书颂为“善政”。唐宋政典、类书多设“刺史县令”、“令长”等门类，编入历代帝王褒勉县官或参与其选任史料，以垂范后世。贞元二年（786），唐德宗从尚书省六部和御史台中，亲择10位官员出任京畿地区县令（官员中有郎官、御史，为求简便，通称“十台郎”，事件则称“十台郎作令京畿”），即为一则典型事例。

此事源于德宗贞元二年正月所颁《优恤畿内百姓并除十县令诏》《旧唐书》认为此举深得“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目为“善政”。现代学者偶有关注此事，如张荣芳以为唐朝历代君主皆重视京畿治理，德宗亲择郎吏作令京畿是最好体现；赵璐璐则将德宗关切京畿县令置于中晚唐州县一体化模式瓦解、中央对县级政务关注度提升的视角下观察，进一步分析“善政”的背景。

奉天定难后，德宗通过诏书为京畿地区精择县令，除一般的施布“善政”、重视地方治理外，应别有一重动机，即惩关中空虚之弊，重新在国家版图中定位京畿核心区。德宗继位之初，为改变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坐大局面，以武力讨平河北。因处置不当，引发幽州、成德、魏博、淄青与淮宁五镇连兵，河北、河南两线皆叛。为应对危局，德宗从关中调拨精锐部队平叛，神策军、朔方军以及幽陇、同华、泾原三镇兵力尽赴两河，长安及京畿防卫空虚。前泾原节度使段秀实、翰林学士陆贽皆曾提醒德宗留意“关中事宜”，呼吁召回关中军、优恤京畿。德宗并未采纳，终致泾原兵变，君臣流离奉天、梁州，历时近一年方得重返长安。在此期间，德宗连下三道大赦制书，采取放免京畿苛税等措施；贞元二年春，关中大旱，又突破常规选官程序，亲为京畿拣择县令。刘玉峰注意到这一深层历史背景，指出德宗返京后反省为政得失，采取以关中为重点的社会救济措施。从此角度，德宗关注京畿的意图得到更为全面的解释，但事件性质的界定，仍沿袭“善政”基调。

然而上述学者皆未追踪事件后续。实际《册府元龟》在贞元二年正月除县令诏后，又节引贞元三年五月迁县令为刺史诏。赖瑞和据此对事件作全面探讨，着重分析十县令迁转情况，指出1年4个月后，10人中至少5人集体迁出为刺史。十台郎为亲民官仅1年多，在这有限任期内能为县级治理、京畿恤灾助力几何？德宗“辍廷臣而治畿甸”是否构成稳定的一任“善政”？皆使观者心生疑惑。

若十台郎作令京畿的着眼点不尽在地方治理，德宗真实意图究竟何在？《优恤畿内百姓并除十县令诏除十县令诏》所强调的，除畿内凋残、救灾赈济外，主要是县令拣择过程，“昨者详延群彦，亲访嘉猷”、“为君者必择人而官”，即十县令的选任，突破了内、外官迁转的一般做法，由最高统治者亲自参与。德宗或未必曾与十县令谋面，但肯定知晓每人具体情况，并在诏书中一一点名。因此讨论十台郎作令京畿一事，似可跳出前述地方治理维度，从官员选拔任用角度进行审思。

依唐代常规选官制度，十县令大部分为六品及以下官，应归尚书省吏部注拟并奏授，窦申等京县令虽属制授范围，其任命应只是依例颁制，非皇帝直接选拔。德宗为何突破制度，亲自参与基层官员选拔？这种做法发生在安史之乱以降、奉天定难之后，具有怎样的制度与政治文化背景？又折射出德宗朝怎样的统治风格与施政原则？这种风格在中晚唐诸帝皇权表达中是否具有持续性？

本文试图拨开“善政”迷雾，从还原事件过程出发，考察十台郎集体作令京畿、复又迁出的来龙去脉，进而发掘事件实质：德宗亲择能吏出宰京畿，意在跨越宰辅与常规选官程序，直接参与国家核心区官员选任；由此指出德宗一朝尤其在贞元时代，执政者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人可直接控制的政务层面，施政呈现出一种“内敛”风格，渗透于中枢决策、军事指挥、财政国计等多个领域。更进一步，本文尝试破除个人性格决定论，将“内敛”风格置于安史之乱后政治秩序及皇权重塑的连续进程中进行观察，以期加深对8—9世纪皇权政治表达形态的理解。

奉天定难后，德宗重返长安。自兴元元年（784）起，关中地区连续遭遇自然灾害，畿内饥馑，斗米值千钱，仓库一空。为求御灾之术，贞元元年九月德宗亲御宣政殿，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三科举人，以兵兴以来旱蝗并至、供给不足，将何应对问计。制举人穆贽对策：“去灾之道，则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恤人隐，精达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祷，蝗且去境，旱不为灾。”建议赈灾由郡、县长官身体力行，德宗深以为然。

贞元二年正月，德宗特发诏书，优恤畿内，并亲自参与罹灾京畿诸县县令选任：

皇帝亲从尚书省郎官、御史中拣择10员，在检校或兼任原职基础上，外放为京畿诸县县令，并给予常参官俸料。诏书共列举9名官员，分别是窦申、郑珣瑜、韦武、贾全、霍琮、王仓、李曾、荀曾、李绲。另一官员迁转与9人相反，即诏中另加褒奖的韦涤，由泾阳令检校工部员外郎。

十台郎是否即为上述10人？《册府元龟》卷701亦节录此诏：

此条后紧跟“韦夏卿为刑部员外郎，时久旱，诏于郎官中选畿、赤令，由是改奉天县令”。同卷同部“褒异”门又引此诏，“（韦）涤有御灾之术，有字物之方，人不流亡，事皆办集……可检校工部员外郎兼本官，赐绯鱼袋，并赐衣一袭、绢一百匹、马一匹……郑珣瑜为奉先令，韦武为昭应令，崔淙为华原令，韦贞伯为蓝田令，李曾为盩厔令”。对比可知，《册府元龟》所记，比《陆贽集》多出韦贞伯、韦夏卿，少荀曾。韦涤由县令兼台郎，非由台郎外治县，不在诏书所言10人之内。

综合各说，可列一个扩大版十台郎名单：窦申、郑珣瑜、韦武、贾全、崔淙、王仓、李曾、荀曾、李绲、韦贞伯、韦夏卿，下面进一步筛查考辨。

窦申，士族出身，扬州长史窦庭惠子、宰相窦参族子。窦申信息灵通、耳聪目明，深得窦参喜爱，人称为“喜鹊”；青年时宦途显达，任祠部员外郎，转司勋员外郎；贞元二年由德宗亲择为长安县令，累迁京兆少尹，转给事中。贞元五年后窦申深陷窦参与陆贽政争，八年窦参败，窦申亦被贬道州司马，后配岭南，终遭杖杀。

郑珣瑜，士族出身，隶属荥阳郑氏北祖房，父郑谅。郑氏少孤，勉力耕读，大历六年（771）应“讽谏主文”科，授大理评事；复应“书判拔萃”科，补万年县尉。德宗继位初，郑氏得宰臣崔祐甫拔擢，入为左补阙；建中初曾在泾原镇担任使府判官，后入为台省郎官；贞元二年为吏部员外郎，由德宗选为奉先令。贞元末郑氏拜相，顺宗朝因与“二王”政见不合罢相。

韦武，士族出身，隶属京兆韦氏逍遥公房，宰相韦待价曾孙、监察御史韦镒子，与韦应物、韦涤属从兄弟。韦武以父荫补右千牛出身，曾在京兆府及近畿为佐官，后入为太常博士；泾原兵变后，被御史大夫崔纵推荐为殿中侍御史，又得户部侍郎元琇援引，以仓部员外郎充水陆转运判官；元琇失势，转礼部员外郎。韦武神道碑载其被选为县令事：“属邦畿艰食，朝议敦本，选台阁之通理术者十人，分宰大邑。公与故相国郑公珣瑜等同被推择，遂检校本官兼昭应县令。”

贾全，士族出身，福州长乐人，校书郎贾弇之弟，工部尚书鲍防之甥。据《鲍防碑》及其妻萧氏墓志，贾全少孤，依养于舅父鲍防，大历四年进士及第，曾在金吾卫兵曹等职位迁转；贞元二年任监察御史，诏选为咸阳县令。因唐廷在京畿施行任官回避，是年二月京兆尹鲍防请罢贾全咸阳令，德宗不允。

崔淙，或作崔宗、崔琮（《陆贽集》为“霍琮”，应误），士族出身，广、越二府都督崔承福曾孙，邓州刺史崔先意孙。《崔公行状》载其大历二年明经及第，四年应“博学宏辞”科，转任夏阳、王屋县僚佐；后入张延赏幕为掌书记，随其转河南、剑南西川诸镇；兴元中入太尉李晟幕，因平乱有功，乱定后拜殿中侍御史，转侍御史，由诏选为华原令。张延赏、李晟皆为奉天定难功臣，崔淙应得二人举荐。

王仓，士族出身，太原王氏。父王翊，官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叔父王翃，正是犒赏泾原军不力致乱的京兆尹。有关王仓记载不多，仅知其贞元二年以比部（一说礼部）员外郎出为美原县令，后迁转为河中少尹兼御史中丞。

李曾，士族出身，相关记载稀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赵郡李氏东祖房高阳太守李颐末子曰曾，另记凤州刺史李承嗣曾孙名曾（官彭城丞）；《全唐文》录有李曾《山川出云赋》；以上未知是否与十台郎中的李曾有关。贞元二年李曾任监察御史，诏选为盩厔县令，次年迁出为郢州刺史，至少任至贞元十年。

荀曾，《陆贽集》中有，《册府元龟》卷701则无，其墓志近得出土，知荀曾字令则，本姓苟，后赐姓荀，出身官僚世家，释褐太常寺奉礼郎，后转协律郎，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京兆府功曹；贞元初由殿中侍御史迁侍御史，经诏选，授三原县令；后除太子司议郎，迁秘书丞，终大理正。志文未交代荀曾由县令转任的详情，结合史料，应为政绩不佳被黜置（官品为平调，但太子司议郎职掌及仕途不及畿县令）。

李绲，一作李鲲。据《李绲墓志铭》，志主士族出身，属陇西李氏，祖、父皆有官；大历中举茂才，历任秘书省校书郎、阳翟尉、监察御史留台洛阳。李绲还有一重特殊身份，即已故宰相崔祐甫之婿。在朱泚之乱中李绲携崔氏一门效忠唐廷，得德宗赏识，贞元二年正月由殿中侍御史选为富平令，五月卒任。

韦贞伯，士族出身，隶属京兆韦氏小逍遥公房，宰相韦嗣立曾孙，虞部员外郎韦逢子。韦氏早期仕宦经历不详，贞元初为监察御史，贞元二年由诏选为蓝田县令，贞元九年在御史中丞任，官终给事中。

韦夏卿，《册府元龟》记其由刑部员外郎改奉天令事，多种史料均载，但无具体时间。据《旧唐书·韦夏卿传》“时久旱蝗，诏于郎官中选赤畿令，改奉天县令”，韦氏被选为县令应与十台郎背景相同，亦由德宗亲择。但据韦氏贞元二年六月所撰《元子长墓志》题名“守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韦夏卿”，可知此时他仍在御史台工作，为东都台官，之后才转刑部员外郎，复经诏选为奉天令。所以韦夏卿不在贞元二年初诏选的十台郎之列。

综上，德宗贞元二年正月诏书中的十台郎应为：窦申、郑珣瑜、韦武、贾全、崔淙、王仓、李曾、荀曾、李绲、韦贞伯。

唐廷在京畿地区设京兆府（开元前称雍州），府下领县。长安城及近郊为万年、长安二京县，都城外、府内其他县划为畿县。京兆府属县历经变化，代宗大历五年，以万年、长安、蓝田、华原、同官、三原、富平、栎阳、高陵、渭南、泾阳、云阳、兴平、鄠、武功、醴泉、好畤、盩厔、咸阳、美原、奉天、奉先、昭应、郿24县属京兆，终德宗朝未变。贞元二年新除县令涉及其中10县，再加上韦涤为官之泾阳、韦夏卿出领之奉天，则德宗所置县令，占京兆府所领县的一半。这些县在奉天定难前后的京畿版图上有何特殊意义，以至能得皇帝关注？参照京兆府辖县地图，除长安县外，诸县散布于京西、京北和京东南方向。

京西有奉天、咸阳、盩厔诸县。奉天县北依漠谷与梁山，为长安西面门户，安史之乱以来，党项和吐蕃皆由此入寇。建中元年（780）神策军曾在此筑城。泾原兵变发生时，德宗即出奔奉天，依托城防固守数月。奉天解围后，此县为右神策军京西镇大本营。连年战乱，加上神策军等屯驻，对该县民生造成扰乱，德宗特选郎官韦夏卿担任县令，取得良好治理效果。

咸阳为京西北首县，紧邻中渭桥，奉天之围中李怀光曾率回援朔方军主力屯此，禁军亦曾驻扎。盩厔扼骆谷关，为关中入蜀必经之地，更为阻截吐蕃入寇战略要地。朱泚之乱中，李怀光反叛，德宗由此入汉中。频发战乱使盩厔“县为军垒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栋宇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鉴于上述情况，德宗以监察御史贾全、李曾担任两县的县令。

华原、美原、奉先、三原、富平等县，均位于京畿东北角，与同、坊州相接，是长安北面屏障，除三原外，皆有神策军驻扎。诸县贞元初罹受大灾，德宗亲选侍御史崔淙为华原令，“劳徕不倦，弛张以宜，复流庸于润屋，辟旷土为多稼”，经其施政，人不流亡、荒地得辟。《李绲墓志》记其于富平令任内“邑之利病，事无小大，得专达焉”，提示十台郎在赈灾同时也负责向中央直接传达基层舆情政事。

京东南昭应和蓝田两县，分别由礼部员外郎韦武和监察御史韦贞伯出任县令。昭应在长安通往潼关的交通要道上，朱泚之乱中回援的神策军曾驻此（刘德言等部）。蓝田扼京师东南进出蓝田关的交通要道，朱泚之乱中亦有神策军驻扎（尚可孤等部）。据韦公神道碑，贞元初昭应县“馆无虚日，王人急宣，冠盖相望。县道之弊，昭应为剧”，而县令韦武“内结信惠，务穑劝芸，而农不释耒；外运才敏，储费应卒，而宾不乏饩。传置如市，田闾不知”，在圆满完成为过往官军供应饭食任务的同时，并没有苛扰本县民众。

学界关注德宗诏选台郎作县令事，往往止于台郎畿内部署，鲜少追踪事件下文，唯赖瑞和结合史料所记郑珣瑜等转任州刺史事，指出县令曾集体外迁，时间在贞元三年。《册府元龟》在录贞元二年正月诏后，又附三年五月诏：“以（郑）珣瑜为饶州刺史，（韦）武为遂州刺史，（崔）淙为歙州刺史，（韦）贞伯为舒州刺史，（李）曾为郢州刺史，录善政也。各赐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涉及十县令中的5人。其余5人去向，2人可明确：荀曾，任三原县令3个月后改授司议郎；李绲，贞元二年五月卒任。其余3人：窦申，于长安县令之后曾任京兆少尹，王仓，于美原县令之后曾为河中少尹，不知是否由县令直接迁转；贾全，迁出官未知。

德宗不仅亲择郎吏出宰京畿，还对十台郎任内治绩予以密切关注。荀曾就任3个月即以无政绩罢，推测唐廷应组织过巡考。1年期满的考课结果，亦曾上报德宗，由其亲自出面，对政绩优良者予以升迁（升为四品及以上州刺史），对治绩平平或不称职者，予以相应处置。

对于唐德宗诏选十台郎作令京畿事，论者或定义为中晚唐中央对接地方背景下，统治者深入县级事务，或理解为德宗有惩关中空虚之弊，于乱定后加强京畿治理，皆属“善政”话语体系。然而，“善政”是否能准确概括德宗此举的真实意图？

若跳出“善政”遮蔽，有两个细节值得玩味。首先是1年后县令的集体迁出。唐代虽一直存在刺史、县令迁转频繁、不能久任问题，且在京畿地区尤甚。但德宗反复强调县令应以四考为限，若欲回归以京畿为天下政本的国策，立足地方治理，不应急于将十台郎迁出，至少也应完成制度上的县令任期。其次是德宗驳回京兆尹的回避请求。为保证京畿治理公正性，代宗广德二年（764）起在京兆府属官及县官选任中执行血亲回避。在十县令任命中，咸阳令贾全为新任京兆尹鲍防外甥。鲍防援引旧制，请罢贾全县令一职。德宗下诏回应，一方面承认近臣子弟作令京畿确实容易扰法犯过，另一方面仍坚持贾全为亲择，不予避嫌。

德宗虽在诏书中强调京畿遭灾，希望台郎御史能够“分朕之忧，救人之弊”， 但上述情节均折射出其关注点，不全在京畿治理或恤灾。有唐统治者强调“京官不曾任州县官者，不得拟为台省官”唐前期着眼点在解决内外官轻重问题，促使有才能者任地方官，中晚唐转而成为解，决中央官素质欠缺的对策。德宗以十台郎出为京畿县令，复迁为外州刺史，部分再转回台省为丞郎，符合内、外官迁转中“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普遍做法。这一系列安排，是否在厉行丞郎需取曾任刺史者、郎官需取曾任县令者的规定，强调青壮年中央官必须有地方经历呢？

从10位郎官御史迁转看，大部分官员在迁入中央前，已有在州县或节度使府任职经历。如韦武曾任京兆府参军，并转徙高陵、栎阳等四县；李绲曾为阳翟尉、监察御史留台洛阳；崔淙曾为王屋尉，又曾入河南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幕。少部分官员迁转记录不全，但依照一般情况，仕宦早期应不乏地方履历。所以当步入中央官行列时，基层（尤其是县级）任职经验应非这一群体所缺。

那么从何种角度切入，才能窥见十台郎出宰京畿事件的实质？虽自《旧唐书》以降，多以此事为“善政”，但文献记载中保留有不同声音：

德宗为京师选得能吏，海内庆贺，宰执之一的柳浑却认为此举跨越了行政层级，侵夺了宰辅职权。据唐代官员选授法，京县令五品以上，属于制授范围；畿县令为六品以下官，多由尚书省吏部选拔并奏授。但京兆尹为京畿行政长官，熟悉辖内人事，由其推荐属县长吏成为行政惯例，德宗朝即有实例：如刘晏任京兆尹，奏江陵令孙成为云阳尉；韩皋为京兆尹，举徐顼为三辅县令等。由于京畿的特殊性，宰辅有时也会参与县令选任，如宰相张延赏出裴延龄为昭应令。皇帝直接参与县令选任，却不多见。不仅如此，德宗还亲自审查十县令任期内表现，以1年为期，依其优劣，予以奖黜，并对称职者的宦途予以安排，将至少5人升迁为刺史。德宗究竟在进行怎样的人事部署？

中晚唐科举与选官制度走向精细化，士人通常遵循程序化的迁转途径而位至公卿，如白居易总结：“臣伏见国家公卿将相之具选于丞郎给舍，丞郎给舍之才选于御史遗补郎官。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虽未尽是，十常六七焉。”在唐廷平衡内外官迁转背景下，京畿县官品秩虽不高，实是士人迁入高层文官的理想中继站。由郎官御史出为京畿县令，之后转任州刺史，再入为丞郎给舍，有幸者终为宰辅，这应是德宗为十台郎规划的宦途愿景。

观察十台郎仕宦高点，不乏位至丞郎给舍者，如韦武永贞年间官至兵部侍郎，崔淙贞元末为工部侍郎、以工部尚书致仕，韦贞伯终官给事中。郑珣瑜最为典型：约贞元六年由饶州刺史入为谏议大夫，贞元十年迁吏部侍郎，十一年出为河南尹，十九年再入为吏部侍郎，贞元末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拜相，与德宗理想规划若合符契。这些迁转实例皆指向一个事实，十台郎是天子亲自培养的一批近臣要员，德宗拔其于中央，又通过出使、外任等方式，令其在地方显要位置历练，储备作为公卿重臣资历，以等待时机，使优秀者终至相位。

秦汉以来大一统王朝中央政务运转，主要遵循君主任命宰相，宰相总揽政务、选用百官，百官依律办事的委任责成模式，或概括为“委托制”。唐代亦不例外，皇帝处行政金字塔顶端，军国大事经由群相集议，通过省部寺监行政架构执行。

德宗朝共委任过35位实职宰相、20位使相，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队伍更为庞大，德宗为何对他们缺乏信任，以至重新培养近臣？《旧唐书》交代了德宗与宰辅重臣之间信任危机的萌生：“上即位之初，用杨炎、卢秉政，树立朋党，排摈良善，卒致天下沸腾，銮舆奔播。惩是之失，贞元已后，虽立辅臣，至于小官除拟，上必再三详问，久之方下。”点明君臣关系在泾原兵变前后发生变化。统治前期，德宗对群臣寄予厚望，却被委重的宰辅欺罔。杨炎利用德宗打击刘晏，卢欺上瞒下，逼成李怀光之叛；泾原兵乱时，神策军将白志贞玩忽职守，文臣武将朱泚、姚令言、张光晟、源休等另立朝廷，欲置德宗死地。流亡奉天的德宗曾与陆贽交流，“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谓君臣一体，全不堤（提）防，缘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自诉为心腹大臣背叛的遭遇。正由此，德宗对宰辅重臣态度由推诚转为猜忌。

德宗宣称被群臣辜负，是否符合彼时君臣关系实态，需加辨析。德宗即位初，就先后贬黜或赐死常衮、乔琳、杨炎等重臣。常衮被贬最为典型，其因在崔祐甫贬官敕书上代郭子仪、朱泚二使相书名，被认定为诬罔而贬。德宗虽践祚未久，但久为储君，不应不知此为中书门下旧例，何至“大骇”？恐怕由于常衮系代宗旧臣，“性刚急，为政苛细，不合众心”崔祐甫则与德宗“道合”，相处甚欢。常衮之后遭贬黜的其他权臣也都有类似，问题。这些史实反映，德宗提高对宰辅重臣的要求，希望他们在例行朝会、奏对及礼仪活动之外，与皇帝建立更亲密，甚至是相互信任的个人关系。相对于礼仪型君臣关系，可称为“信—任”型君臣关系。

然而，由于国家行政机构庞大、官僚数量众多，而皇帝常处深宫、耳目有限，日常只与宰辅、内职、禁军将领、常参官以及入京朝觐的藩帅发生交集，且主要通过文书，较难相识相知，依托君臣互信构建官僚体系，存在着体制性障碍。于德宗而言，致力与更大范围的内、外朝官建立信任关系，一方面通过为在京常参官及外官五品以上者立簿，建立具员制度；另一方面，在新官选任中执行选用熟人原则。当建中年间，天下骚乱，德宗无暇插手选官，主要由宰辅依据个人关系拔擢人才；贞元以后，天下粗安，德宗在官员除授中更热衷亲力亲为，奉天之难为其与更大范围臣僚构建互信，提供了契机。

奉天播迁的另一面，是德宗走出深宫，与众多从未谋面的臣僚军将一同奔走流离，增进相互了解，甚至建立死生患难之谊（如与陆贽）。奉天定难后，扈从及收复京城将士皆被授予“奉天定难功臣”等封号，有学者对受赐功臣号者进行统计，认为德宗褒奖遍及武将、宦官，不及文官，但以陆贽为代表的从幸文臣并未溢出朝廷优遇范围。实际上，德宗正欲以文官从幸一事为契机，将这些文臣置于中央和地方显要位置。观察建中末至贞元初的执政集团，可以证实这一推测。建中四年十月命相萧复、刘从一、姜公辅，贞元元年六月、三年正月命相张延赏，二年正月命相齐映、刘滋、崔造，三年正月命相柳浑，皆为随同赴难或助力平叛、  供顿御驾而立有大功者。

宰执毕竟仅容数位，德宗将更多从幸文官置于京畿近地，以京兆府、诸县作为天子近臣训练场，希望他们能够出入内外，成为将来公卿将相、刺史藩帅人选。观察德宗任期内京兆尹情况，以引发泾原兵变之王翃为分水岭，此前任职者多为宰执推荐，如源休、卢为杨炎所引，韦桢、王翃为卢党。但建中四年十月迁入的崔纵，曾助力李怀光军回援，并从幸奉天、梁州，应为德宗亲择。继任的于颀、李齐运、韩洄、鲍防等，皆有奉天难中从幸或助军经历。明了这一事实，不妨再来追溯十台郎在奉天之难中的表现。

10人中确定从幸或助军者至少有5位：韦武，乱前为太常博士，叛乱发生后，“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神道碑记其“委室随难，除殿中侍御史。执简于乱兵之中，顾指风生，邦宪不挠”。崔淙，乱前曾入张延赏幕，旋居丧，“免丧之岁，天子南狩，大（太）尉西平王大会兵车，将图匡复。公首膺辟命，浚发义心”，似入太尉李晟幕，助其收复长安。贾全，兵变时应从舅父鲍防护驾。郑珣瑜，建中初曾为泾原节度使判官，乱后入拜侍御史、刑部员外郎，应是熟悉泾原镇情况，于平叛有助。新见墓志揭示出宰相崔祐甫之婿、陇西士人李绲在兵乱中的表现：

变乱发生后，李绲第一时间奔赴行在，至长安城南寻找家眷时不幸陷贼，为全大节，烧身自残（其早卒，恐与此有关）。李绲虽为崔祐甫之婿，但在建中时仅为东都御史台八品官，正是奉天赴难、烧身取义的壮烈举动，为他博得了德宗信任。

限于史料，还有更多细节无法一一复原，但十台郎皆为德宗着力培养的近臣或其后备力量，应无可争议。德宗诏选十台郎作令京畿的意图，从把握官员选拔任用权的角度，也得到了进一步解释。

奉天定难后，德宗回舆长安，为赈济关中自然灾害，发布诏书优恤京畿，并从尚书省与御史台拣选10名能吏，外放为京畿属县县令，是为“十台郎作令京畿”。自《旧唐书》以降，中晚唐政治史的记录者与研究者，多将此事理解为加强地方治理，颂为“善政”，未逸出唐代国家的日常统治图景。然而，追踪十台郎被任命为县令的程序，以及下一步的迁转履历则可发现，这一集体事件的执行，实际突破了唐代官员选任的常规制度框架。从诏书及各类史籍中保留的贞元二年县令任命事件记载，可以直观体会到最高统治者的声音与作为：以臣属在泾原兵变中是否尽忠为标准拣择县令，下诏除授；越过宰相，拒绝京兆尹回避请求；以1年为期审查县令表现，对称职者予以超迁，不称职者则改官；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揭示出，诏选十台郎作令京畿，是德宗通过掌握国家核心区地方官选任，从而表达并提振皇权的相应措施。

唐德宗执政25年，上承安史之乱后肃、代诸朝的体制重建，下启宪宗中兴之局，至为关键，但古今学人对其统治毁多于誉，多认为：德宗继位之初励精图治，但妄行征伐，酿成奉天之难；乱定后的贞元年间，在内深居宫禁，对外姑息藩镇，“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相关评价以奉天之难为分水岭，强调贞元时代德宗姑息退缩、不理政事、沉寂无为。德宗“晚务姑息”论断的长期存在，难免导致贞元政治存在被标签化风险。对于贞元期的实际施政效果，还应据具体领域及相关案例，细加评估。

十台郎作令京畿事件发生在贞元初期，通过以上辨析，可理解为德宗直接干预选官事务、调整君臣关系的主动性作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主动”，似乎不是对国政各领域、辖内各方镇火力全开。德宗不再是初继位时力图廓清宇内、重振朝纲的英年天子，而是将关注点收缩，“采用了另一种行使君权的观念，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国家权力和资源的部分”，“使自己囿于小天地中，决心要当一个无可争辩的君主”。在十台郎作令京畿事件中，德宗宛如一名京畿节度使，在节镇内进行县令选任。在军事统率层面，德宗经营直属天子的神策军，由宦官统领，并坚持重大军务遥授机宜；在财政国计层面，德宗在内府基础上扩展皇帝私藏，并用地方进奉物加以充实，促成国库、内库二元财政格局。上述举措，皆为统治者掌控与皇权直接相关资源的表现，由此可知，德宗在实行一种“内敛”型统治。

作为大一统王朝的皇帝，本应依靠固有行政系统来统御万民，德宗为何要将统治视为由“己”为中心推出的个人关系网络？前贤多将此归于德宗偏狭且强势的性格。但这种“内敛”施政风格，除受个人心性影响外，更应置于安史之乱后新旧制度交替、社会秩序重塑的舞台上观察。

早在唐王朝走向极盛的开元天宝年间，由于形势变化，立国之初付诸施行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与之配套行政系统也开始运转不灵。安史之乱爆发后，原有律令体系与行政组织又遭破坏。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藩镇势力崛起。乱定后，唐廷面临着重新理顺央地关系、应对藩镇挑战的任务。旧有中央官系统与藩镇联系密切，地方官选任又多由节度使把控。时局之变，造成中央、地方行政体制及其官僚系统，难以全力支持朝廷表达权威。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皇帝必须放弃垂拱而治，走向政务运转前台，构建新的统治模式与权威体系。

这套新体系的运行，突破传统君相委托制，体现为掌权者以其所信任的近臣队伍为代理人，将重要政务交付代理人，由其指挥有司、归口厘务，从而驱动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本文所论十台郎，以及掌内制、参与中枢政务的翰林学士，监领禁军的宦官型护军中尉，乃至其他中央差遣的重要使职，皆属于由统治者选定，通过培养及制度助推，最终委以机要的“代理人”。有学者将这一群体概括为“枢机”。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台省寺监官，枢机是小范围的，依托枢机、支配有司从而展开的统治，也必然呈现出“内敛”风格。

需特别强调的是，一方面，“内敛”不等于皇权削弱，而是德宗为彰显威严采取的一种火力更为集中的施政方式，其持续推行，为之后宪宗元和中兴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内敛”政治风格虽强化了皇权，却不是所谓“君主独裁”。德宗及中唐以来诸帝，从未摒弃朝臣与行政机器，而是始终依靠自上而下的分级责成机制展开统治，只是责成的对象、层级，君主与朝臣的联动模式，均发生了变化。唐宋间并不存在“典型、彻底的独裁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