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 （视觉中国/图）
很多人关心无锡这个地方，过去几个家族的历史，尤其是这些家族彼此间的关系，及其共同努力的方向。这些存续数百年之久的士绅家族，不仅造就了无锡当地特别的文化风气，和长期延续的历史传统；在近代，也是经由这些家族精英阶层的努力，无锡这么一个小地方，居然发展出一套有别于苏州、常州，截然不同的风气。
有关无锡的士风，要从明朝下半段开始回顾。当时的读书人，对代表皇权的太监、权相不满，认为这些人耽误国事，贪图私利。很多学者结合反抗，批判他们认为罪恶的源头：皇权专制产生的弊病，以及官吏不守法纪、道德沦丧等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群人的结合，渐渐发展为“东林运动”，这个群体得名于无锡的“东林书院”。他们当时的批评运动，很快从无锡扩展到当时的太湖地区——苏州、常州以及吴江等处。江南士大夫的抗议，招致政府反制：抓捕或贬斥其中的重要成员。
高攀龙是欢喜巷高家的祖先，我姑妈嫁到高家，两家是姻亲。当时，他刚刚从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职位罢官。阉党诬告他贪污，锦衣卫抓捕他的消息传到家门。他谈笑自若，闭门遣散众人以后，朝衣朝冠坐在家中荷花池内，自沉而死。诸位可想：荷花池水最深不过肩膀，要在如此浅水中将自己淹死，势必要将头强行弯到水中，需要非常坚强的决心方可实现。如此做法，激起了东林党人更大规模的反抗，衍生为明末整个江南士大夫群体的抗议。
满人入关征服中国，江南士大夫亡国之余，痛定思痛，不断检讨为何中国居然被征服，而这新的王朝比明代更为残暴和专制。在清初，东林运动固然停止了，但是无锡的士大夫依然有批判精神。可是，既然触及不到北京中枢，他们转而以其才力服务乡里，这也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这三个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士大夫既然有志于服务社会，他们必然注意到国家与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清代初年，就有一批学者，如顾炎武、顾栋高、全祖望等，各自撰写读书笔记，在其中讨论经国济世安民安百姓的重要项目。包括政府该如何征税，该如何防御外敌，如何发展教育、选拔优秀人才，同时也讨论读书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等。这一类注重实学的文章之外，当然还有王学支流在北方的颜李之学。他们也注意到实际的事务，例如政治、社会、经济的课题，而并不局限于论文学、写文章。
无锡读书人家的知识分子，都将“东林”二字印在脑中。东林书院的格言众所周知。我们尤其需要注意最后四个字：事事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是我们的责任。于是，无锡家族的家庭教育，隐然延续了东林传统：一方面研讨有用的学问，另一方面投身于乡里服务。他们希望经由此训练，能对国家、对老百姓担起自己的责任，实践儒家传统对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要求。
后来，无锡每个大家族的私塾，和东林运动中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些关系。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末年面临新的危机与刺激，各家私塾慢慢合并起来成为新式的小学、中学。先父就读竢实学堂，是无锡最早的现代小学；我就读的辅仁中学，也是其中之一。
当年，辅仁中学的老师们，基本上都是无锡几个大家族之中，相当有学问的人。他们宁可在家乡的中学教育自家子弟，而不出去做别的事情。例如，我的英语老师沈制平先生，1949年以后就做了苏州大学英语系的主任。我在辅仁中学读书的时候，深深感受到这些大家族的读书人，对于自己家族子孙的训谕、盼望。
1863年，太平军与淮军在此展开激战，淮军取胜以后，对无锡的掠夺大概也不能免。大难之后，无锡人口损失十几万，我们家损失三十八口人。无锡原本是江南米粮与丝绸的转运中心，这是江南财富最为集中的两个项目。仓厅不仅仅是简单的收购、贩卖，实际上是一个“产业银行”：农民售卖米粮和丝绸的现金，可以由仓厅和丝行贷款给钱庄，钱庄又可以贷款给需要钱用的人。如此过程，这些农民得到的不是一笔现金，而是一个存款簿。经此离乱，无锡残破，而且原有的经济秩序全部停顿。
重建经济秩序，乃是战乱之后，必须进行的工作。不知为何，这一责任落到我曾祖父达夫公身上。原因大概在于，他老人家是位医生，平时乘船，周转四乡八镇行医，差不多十来天巡游一两次，在地方上的名声很好，受到大家的尊敬和信任。所以，达夫公被委任为仓厅总办，带领子侄恢复米粮交易。其实达夫公行医的收入不错，对于一般老百姓他不收诊金，而是依靠乡下富户的诊金维持生活。因为相信达夫公的为人，由他管理仓厅，四乡八镇富户的钱粮，就都有地方可放。经过艰苦的努力，无锡的地方秩序慢慢恢复。达夫公自己，却因工作劳累，两年之后，终于不起。然而，仓厅制度，居然就得以恢复。不久之后，就应用仓厅制度调动资金，展开了无锡近代工业的崛起。
无锡若干大家族，都有一点学术传统，构成地方的文化特色。无锡的读书人家，不只是读八股文考取功名，而是专心研究，获得成果。其选择的项目，通常以实用为主。以今日的分类而言，就是数、理、化，以及与数学、哲学有关的音韵、乐律。此外，则是与民生有关的社会经济。如此传统延续，于是若干家族就形成一个家学传统。如此风气得以形成，原因在于东南学术风气，培养为好学的传统。
祖父无意于功名，他的兴趣在于算学，而且将西洋数学与中国传统算学对比研究。抗战胜利以后回到无锡，我在家中楼上书房之中，还发现一篮他的算稿：中文算学按照传统的方式竖着写，西洋数学则用数字横着写。无锡士族中，有几家存在研究算学的传统，例如秦家、胡家。胡家“三胡”——胡敦复、胡康复、胡明复，在中国算学史上被认为是介绍西洋数学进入中国中学教育的先驱。又例如，徐寿、华撷芳参加了新办的江南制造所，一方面研究，一方面教学。那一传统，是中国近代数学研究的重要阶段。先祖父与这些数学爱好者，都是致力于这一项目的人士。
我举这一个案，是为了说明一种传统：无锡的读书人家，往往会拣选一个有兴趣的科目作为学问，一代代研地究传下去，他们的亲戚、朋友，自然形成一个研讨学问的团体。现代经济学领域，无锡也出了很多人才：薛暮桥、孙冶方……1950年，当时台湾“中央银行”的李榦是我母亲的表弟。他借鉴大陆时期中央银行的体制，在台湾改革币制，竟使台湾经济，得以安定。从台湾“中央银行”行长卸任以后，他长期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主席。他主持的经济研究室，训练出很多头等的经济学家。
我的二叔、凌云弟的父亲，跟随吴震修办理中国银行改制——从大清银行改为现代银行。当时，他们希望将山西票号改制为现代银行，师徒二人花费很大力气，并没有办通，因为山西人非常保守。然而，章家午云舅，追随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做学徒，经过他们的努力，“四小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居然办成了。抗战时期，陈光甫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去美国办理贷款；八年抗战期的贷款，即是由他交涉，午云舅奉命，驻守纽约，管理收款事宜。二十年前老人家去世，享寿百岁。
乐律方面，无锡学者们对于古乐有特别的兴趣。他们收集了不少道观或私家，收藏的古乐乐谱。当时，音乐家“瞎子阿炳”，这位道士的儿子，具有音乐天才。他熟记，也创造了许多乐曲，平时在街头拉琴，博取听众的救济。现代音乐被介绍进入中国时，有一批无锡的音乐家，例如杨荫浏等人，采集无锡各处保存的乐谱，包括阿炳奏曲的录音，介绍于音乐界。无锡的华家、章家、杨家，都是这一时期寻访的对象。
无锡最后一位饱学之士，则是顾毓琇。顾家子弟都是读工程、物理、数学一类的科目，他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电机工程博士。留学期间，他发明了“四次方程通解法”和用于电机分析的“顾氏变数”，当时就已闻名学界。回台以后担任大学教授、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务，身跨政学两界。1950年他回到麻省理工担任客座教授，随后任教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电机系教授。这时候，他的专业几乎已经放下了近二十年，居然不久就研究、创立了电子学的一项重要理论。他会写诗、写散文、编剧、演戏，而且水平都相当不错，可以说是“全能人”。
迁移台湾的无锡学者：林致平和窦祖烈二位，当时也分别在数学与电子学，为新兴的电子科学，作出重要贡献，并且都因此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可佩之处：他们二位的重要贡献，都是在赴美四五年内，即完成厥功。
无锡一带没有千顷土地的大财主，一般家族只是有些同族共有的族产，其收入用来作为济贫救困、孩子们上学的膏火费、女孩子嫁妆的添妆费等支出，族内鳏寡孤独者的生活照顾也从这里支出。我们许家，几乎百口人，公田只有五十六亩，租给族中的贫困户耕种，每年留下一部分，应付家族共同的开支。
无锡的士绅们，投身地方社会服务，很早就组织了商会。无锡商会存在时间很久远，也经历了从非正式的民间组织，到正式成立、登记在册的“锡金商会”以至于“无锡商会”的过程，具体可见钱钟韩的著作《商埠春秋》。参与商会者并非全是买卖人，而是由当地米粮、丝绸、油料、百货等各种行业，各自推选他们相信的人，代表他们组织商会，替商家处理共同业务，也代表商界与政府交涉。由此，地方士绅有参与地方事务的传统。
于是，公众事务，亦即有关地方公益部分，乃是无锡士绅所关心之处。前述仓厅是管理地方的经济部分，商会则是管理地方的一切日常事务：修桥补路，是否要装电灯，是否要开电厂……“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用”，如此理想，都是由士绅主持的商会来实现：无锡有老人堂、育婴堂、节妇堂、念佛会等等机构。念佛会主要的事情是募捐做公益，所有的寺庙也担任部分公益事业，穷而无告的人可以在寺庙吃斋借住，帮助庙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当然，商会也会补贴一些费用给寺庙。地方需要打更、守夜、救火、守城、修房子的零工时，就会临时去寺庙聘用这些人。每年春荒的季节，上千条船的苏北难民来到无锡；于是，一切赈济灾民事务，例如安排他们参与无锡城中的修护、保养，以获取维生的收入，都是商会统筹处理。
在我的记忆当中，无锡的两任商会会长，一位是杨翰西，一位是钱基厚。绅士们每天早晨在“公花园”的清漪茶室茶叙：各人有自己固定的茶具，茶室会根据各人习惯准备早餐、茶点。他们先谈公事，再论私谊。商人们通常坐在大厅，绅士们坐在小厅——内厅的茶客，才是真正管事的人。如此讨论完毕以后，中午县长过来叙话，士绅们才将商定的结果，陈报县长办理。因此，当时的无锡县长，虽然握有行政权力，地方大事的决定，却在商会领袖。
无锡的工商业发展，都是以商会牵头，为他们找到投资人、经营者。他们组织了中国最早的民族工业：纺纱厂、面粉厂、榨油厂等。清末时期，第一波出现的现代工业，是由与官方有密切关系的大家族启动，例如薛家、杨家的事业。后来，出身贫寒的人也能找到机会，最典型的是荣家：在钱庄工作的两兄弟，由商会辅助之下，利用仓厅和丝行的资金，投资周转，居然一炮打响，创立了无锡规模最大的事业。当然，他们也会给仓厅、丝行支付利息，这些利息则是支持无锡社会建设和公益的费用。
杨翰西退休时，找到钱基厚接任，这是一位并不富裕，却能干的读书人。1925年，无锡被齐燮元的溃兵包围七天，是他冒生命危险，坐着篮子从城楼垂下去与乱兵交涉，最终商定交了三万银元将乱兵劝退，无锡得以保全。其实，当时钱基厚已经在江苏省政府做科长了，因为家乡有需要，他才辞去公职，返乡主持商会。杨翰西和钱基厚两人，维持无锡商会和地方稳定达30年之久。
无锡士大夫家庭中如此特殊的风气，和苏州的富商大贾、庭园诗酒不同；和常州的状元宰相之家，收集文物、书籍的风气，也颇为不同。晚清到民国，如此文化区，恐怕只有江苏的太湖周边、湖南的长沙周边以及福州周边这几处，出现大量读书人家，延续家风，投身地方公益事务。
回到无锡各个家族的学术传统。如前所述，无锡的士绅们，每一家都有一个特别的研究项目，代代相传，其子弟在那一学科，担起承先启后的角色。举例言之，无锡学术界最有名的是钱家。钱家其实分为两个支派：一个是城外七房桥钱穆和钱学森家族：他们二位，分别在历史与高能物理领域达到巅峰。城中小娄巷的钱基博、钱基厚弟兄家是另外一支，近代最有名的学者钱锺书、杨绛夫妇，即是出自这家。
钱基博的专业是国学，主持过无锡国学专修馆，这是近现代中国国学的重点学府。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所指涉的“现代”，其实并非我们通常意义的所谓“现代”——他从《周易》开始论述，分文、史、词、曲，下面才真正讨论到“现代”的三个文体：一个是梁启超的“新民体”，一个是胡适之的“白话文”，一个是“逻辑文”。胡适之、黄远庸、周树人、徐志摩……这些是他认为的“新文学”，而我们则认为是新文学的发端期。换句话说，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古代中国文学史延伸到现代”。他的理由是，要明白古代文学，才可语近代；要知道近代文学，才可以说现代。
我个人的浅见，钱基博是站在古代与现代的交汇点——回忆古代，而将现代的开启交代给后人。这一心情，既是挥手告别，也是依恋回顾。他这本著作中“文”这个类别，从魏晋文学到唐宋文学、宋词、元明清曲等，都以其特色来分类。这本书其实将中国文学总的面貌加以考察，其体例空前绝后。懂得他用心的人，其实很少。因为他是以笔记体的方式来写，其中颇有深意。
我拜读该书，深深体会，转代时期，身处其中的心情。真要讲到江南的文脉，这本书以及钱锺书的《管锥编》，可以说是往过去回顾，以至于从今天的角度评论过去；在评论之中，又可以看出中外之间的同异。
与钱基博抱有同样心情，身处这一节点的学者，还有同时代的王国维、陈石遗，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回顾其托身的文化。《观堂集林》《人间词话》中有很深刻的批评，兼顾古代与现代；陈石遗的《石遗室丛书》，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文艺批评之作，侧重于传统的视角。我认为，他们这些前辈学者，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终结。夕阳无限好，可惜“已”黄昏。那种心情，终于导致了王国维的自沉。
至于钱锺书、杨绛夫妻，是钱家子孙的佼佼者。钱锺书最有名的作品，是抗战前留学归来写的小说《围城》：“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后来，他最为有名的著作《管锥编》，出版于1979年。
该书是笔记体，从《周礼正义》开始，又选了两部大类书加以讨论：《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管锥编》的写作体例，看上去似乎凌乱，后来我才懂得他的意旨：文学论述的项目，不能仅仅视同整片树林，文学作品，应是有人性的：每位创作者，无不有其性格融入笔墨。如此体例，其实也延续了明末以来，顾炎武等学者类似《日知录》的笔记体的传统。1998年，艾朗诺（RonaldEgan）选译的英文版《LimitedViews:EssaysOnIdeasandLetters》在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他和钱锺书讨论《管锥编》的体例，得到一个结论：旁人写的文学史，个别作品只是树林中的一部分，每个时代或地区都是一片树林；而《管锥编》的注意力，则是专注于该处，每棵树的性质和特点——这就牵扯到作者的修养、思想与意图传达的讯息。不仅是一个作家，一篇文章、一本小说，都应视同一棵独立的树。
钱锺书的专业训练，原本就是读西洋比较文学出身，他的语言能力强,知识层面广。他们夫妻二人，都是人间罕见的天才。杨绛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即非凡品。这一名著陈述：苏格拉底在生死之际，从哲学的角度，解释从容面对死亡的意义。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棵壮伟大树，有其自身的背景，代表其精神的超越、灵魂的意义，乃是柏拉图对于生死之间的从容态度；也论述社会公义，讨论其间的尺度，最终归结为对人间生命的盼望与期许。
钱氏父子两代，处理的都是文学史的题材。但是，钱锺书显然不是瞩望于过去，而是心存现代，回顾往昔：将今古、中西种种，相关而又有差别的微妙之处，呈显于读者，邀约其理解。钱氏父子，两代三人，其实都是照顾这一历史转变的节点。这种文脉，出现于一家之内，而上下涵盖千年，评语比较之中，又跨越中西：钱府诸位的贡献，我邀请江南子弟，仔细体会。
他们写作上述作品的时代，正处于近代史上中国转变的阶段。可是那一阶段已经过去，今天我们确实又面临全球化与文化大转变的转折关口。此时此际，却是二百年来另一个重大文明转换的节点。这次转折呈现的现象，比他们那个时代更为复杂而难知。这一个“现代”，是走向“后现代”，还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
我盼望我们的年轻人审察：身处这一重大节点时，既要停驻回顾，又要眼瞩远方。我的这些交代，也就是希望我们世世代代：在面临历史转变时，能保持清醒；在时间的轴线上，能常持警觉；于漫漫长河之中，能知道如何立身处世，庶几截流横渡，超越时代性的考验。
许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