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我在北京送快递》前，我以为这是一本如书腰暗示的关于“底层”打工人的10年，描述“夜班拣货工人的甘苦”。我对它的想象苦情的，甚至怀疑它包含不恰当的煽情。
但在开始阅读后，我立刻为自己的傲慢和偏颇感到羞愧。采访时，我们俩都很紧张。我们都向对方坦陈了自己的紧张。作者胡安焉的紧张在于，他不“擅长”被采访，担心自己的口头表达磕磕绊绊。我的紧张在于，我自觉他的笔力与思考都在我之上，我该如何与他对话。
他非常真诚，他在文字上的克制与精确令我这个所谓的“文字工作者”自愧不如。更重要的是，高强度的体力工作没有磨去他的敏感。他不断地自我剖析，不耻于展现软弱，不回避他的不适应、不“进取”；与此同时，他有很强的自尊感，在有限的选择中，找到了安置自己的方式，建立了内心的自由秩序。
在书中，他是这样论述自由的：“其实我想说的自由，是一种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自我意识上的个人追求和自我实现，是一个人真正区别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内容”，“对它的追求比对它的获得更可贵，而且这对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很可贵——它就像理想和信念，是我们生命的支点，而不是内容。”
尽管书名以“快递员”为噱头，但其实面对工作与自由的“拉锯”，我们并无区别。
#1
2019年12月起，胡安焉不工作了。他搬到妻子的老家成都，专心写作。
房子在西三环边上，位于青羊区的一处公寓楼里。19层，60平，月租1800。每天早上，两人在家中看书。午饭后出门，步行10分钟到图书馆去。那里有免费的无线网络，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每个人都很专注。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强迫自己进入写作状态。
他开始写虚构了。上一部非虚构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2023年4月刚出版。写作的人大抵都幻想过出书。从2009年开始写作起，他也一度对此愿望强烈，但在漫长的时光中，愿望冷却下来。像一条河流，早早渡过险峻路段，抵达平原。这一刻，纸质书到手，他当然喜悦，但不至于欣喜若狂，这种喜悦很平静。
书的灰色封皮上是一副炭笔画：男人背影瘦削，身穿短袖T恤、八分裤、斜挎包，手上扛着高过半身的快递。旁边印着书名和他的笔名：胡安焉。“胡”在文言文中有“为什么”的意思，“安”和“焉”有“什么”的意思，三个疑问词叠加，表示内心困惑，也有“何以安心”之意。
书籍印刷用的是轻型纸，他喜欢这种材质。手感好，柔软、不刮手，有淡淡的木香。他不太喜欢市面上通用的铜版纸，硬、薄、脆，纸面太白，读着晃眼。
胡安焉的书《我在北京送快递》
他获得了一些持续写作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物质——他将会有版税收入。另一方面来自精神。假如他的非虚构作品的价值能够被人认同，他想，那他的虚构写作也一定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两类写作基本都是建立在我这个人身上，都是我的精神的投射。”
《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记录了他20多年来的工作经历。他换过多座城市、多份工作，做过便利店店员、自行车店销售、物流公司的拣货工人、快递员……他记下这些工作的时刻，也写下他的感受与思考：
衣服是很难洗干净的，不过，洗太干净也没必要，因为第二天还会弄脏；喝酒助眠，500毫升装的“老村长”，售价18元一瓶，是同等价位里最好喝的；赔钱是快递员的家常便饭；鸟语花香的小区对业主友好，对快递员却未必：步道太绕、缺乏直路，且禁止快递车；几公里外的万达广场和几十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一样遥不可及……
他还看到工作如何规训个人。说话过于文雅不利于干快递，因为 “自尊心确实是一种妨碍”；“就像深海里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
他是一名打工者，也是一个写作者。两者总是在不同的轨道运行。第一个所逃离、破坏或怨恨的东西，被第二个转化成了文本，然后支撑他的生活。
#2
不过，谈论靠写作实现自由，为时尚早。
2019年，辞掉最后一份工作时，他手头有十多万积蓄，妻子也有一些钱。但在专注写作的2022年，他只有一笔稿费收入。他一度迷茫，不确定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否行得通。好在2023年，书出版了。
他学历有限——中专时学的是家电维修，2000年到2003年，他在夜校学广告设计，拿到大专文凭。他自知难以靠学历和过往经验找到理想工作。
20多年前毕业至今，他始终过着一种游荡的生活，辗转于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等地，四处打工。2019年，他迄今的最后一家工作单位——品骏快递解散。那时疫情严重，外界充满变数，他没有立即再找工作，躲进当时的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位于北京通州的家中，每天像老鼠一样不出洞。他在电脑前坐下，开始写作。
2020年4月下旬的一个下午，胡安焉决定写写自己在D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那是2017年的事了，写下那段经历并不难，回忆一旦开闸，故事便毫不费力地流出来——
D物流公司在广东，那里一年中有9个月是夏天。即便上夜班，他也常常汗流浃背。晚上上班路上，他会经过一排平房，平房内总是传出饭菜香味，看到别人已经完成一天的劳动，惬意地瘫坐在沙发上，胡安焉深深地感受到，这种休闲的时刻才是真正的幸福。而他，尚未投入劳动之中，“就已经比他们更累了”。
每一天，在被睡意折磨得走投无路时，他都在会心里赌咒：下班后一定要不顾一切地立即狠狠睡上一觉。但早上下班，“睡意已经过去了，人又精神了起来。”
……
在物流公司拣货的手
夜里8点多，4000多字的初稿完成，胡安焉将文章发在豆瓣上。留言很快涌入，这篇豆瓣日志迄今有30多万阅读量，他收到了1730多条留言和1000多块钱打赏。
网友称赞他的文字朴实、有力量。有人问他：“以你的水平，为什么会去做这份工作？”他的回答老实又谦逊：“我没有更好的工作需要的能力和经验。”
2020年4月底，广东出版品牌“副本”的编辑彭剑斌问他：“有没有兴趣写点非虚构？”他们是多年网友，早些年在文学论坛“黑蓝”上结识。
胡安焉问他：“非虚构真的有文学价值吗？”彭剑斌说：“别的快递员不一定能写出文学价值来，你不一样，你是小说作者。”
#3
在彭剑斌的建议下，胡安焉打算写下他在北京送快递的经历。这次，他比上次写得缓慢了一些。他花了半个多月构思，最终决定以时间为序，又断断续续写了半个月。
那是发生在2018年至2019年间的事：
第一份快递员工作是在S公司。面试时，大约40岁、说话时带着礼貌微笑的L经理打听他的家庭情况。胡安焉没有孩子，父母有医保和退休金，不必靠他赡养，身上担子轻。他察觉到，这些信息引起了L经理的警惕，“显然他在担心，假如我在工作中遇到不愉快的情况，可能不会选择忍辱负重，而是会因一时冲动而辞职，因为我身上没有足够沉重的负担。”
他还是获得了这份工作，以小时工的方式。S公司口碑好，被称为“快递界的海底捞”。主管要求他们送出快件后，务必请客户帮忙打五星好评。这使他每天都过得很焦虑。他无法当面对客户提出这一要求，只好在下班回家后给当天服务过的客户发短信，请他们打个好评。他专挑那些对他客气、热情的，同时将老年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就是想帮我，也不懂怎么在手机里操作”。每天，他都要发出二三十条短信。
双十一前后，胡安焉终于获得转正机会。但他已经不想转正了。他常常被用户夸赞，连带着夸起S公司的好服务，“和那些什么通不一样”。这样的夸赞令他尴尬，“因为我向来是挺羡慕 ‘那些什么通’的”——他们送快递就是送快递，不用早晚开会，更没有丢垃圾、打好评之类的事情，也不会动不动就被投诉。
胡安焉去了品骏快递。他渐渐成了这样一个人：只有发工资时才会感觉自己付出的劳动值得，习惯纯粹从经济角度看问题。
送快递的胡安焉
2019年10月，品骏快递的业务越来越少。他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一种过去因焦虑和急躁从未有过的角度——不再将自己看作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过去，他被所谓的“分秒必争”压迫过久，神经总是紧绷，只能左支右绌地应付工作。临近解散，来自工作的压力似乎全部消失了，时间变得宽裕起来。
结束工作前，胡安焉发了一条仅客户可见的朋友圈，告知他们品骏快递解散的消息。很多客户在微信上留言，称赞他的服务态度，感谢他长久的付出。其中一位说：“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这让他对自己工作的评价提高了一点儿：“我想可以用这句话来总结我这段快递工作经历，它并没有夸大其词：我曾经做得比一些客户见过的所有快递员都好。”
#4
2020年7月30日，“副本”将胡安焉在北京送快递的故事印成小册子《派件》。读库编辑杨芳州读到《派件》，称赞这是“非常棒”的非虚构写作，“见作者个性，文体有文学乐趣。”她将文章推荐给读库主编老六。4个月后，《派件》以《我在北京派快件》为题，刊发在读库上。不少读者将它评为当期读库最佳，它的视角和深度、克制和准确让人难忘。
2021年夏天，图书策划普照找到胡安焉。他建议胡安焉以“工作与自由”为主题，将已有的三篇文章《我在物流公司上夜班的一年》《我在北京送快递》《在上海打工的回忆》进行扩写，再增补一篇《我做过的其他工作》，集结成书稿。
胡安焉被普照的方案打动。2021年结束前，胡安焉将完整的书稿交给编辑。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他从未主动开口过问进度——这对他来说太过艰难。
2023年4月，《我在北京送快递》终于面市——书名是主编取的。“北京”“快递”都是具体的、容易留下记忆点的词。他很快接受了，“我在乎销量，它关乎我的收入，我不能假装清高地去起一个莫名其妙的、文艺的名字。我想了不到一小时，就已经明白他是对的。”
书腰上，编辑写“一个‘底层’打工人的十年，快递员不为认知的内心世界”。底层二字加上了引号。作为个人，胡安焉不认同底层文学或打工文学。他认为每个人的写作都只能代表自己，无法代替一个群体发声。他知道书腰上的文字有搏流量、贴标签之嫌，但他知道，这有利于营销，能为他带来收入。
事情就是这样，他没有做太多努力——在出版这件事情上——从《我在D物流公司上夜班》一文开始，人生好像被运气推着向前。他写了十几年小说，却通过非虚构获得读者和收入，远超过去十多年写虚构小说的总和。这既像一个玩笑，又像一个包含运气的巨大惊喜。
他先是惊讶，然后高兴，还有些紧张。起初几个月，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以至于他没有时间和精力找工作，继续2019年之前的打工生活。他有时想，假如这些激励能分散到之前10年间就好了。
他在写作之路上孤独地走了10多年，一直以来，只有十几名同好相互点评、鼓励。现在，反馈突然泉水般涌来，他有些消化不良。他当然知道，这是好事，值得高兴。但它意味着什么？会带来哪些变化？他完全没有准备，亦缺乏想象它们的能力。
书出版后，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像打仗一样接受各类采访，参加宣传活动，他对此不太擅长，太容易紧张。有时，他“提心吊胆”地打开豆瓣看评论，他想，如果接下来差评多，他就不看了，“我还是太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
他一直是这样一个人：礼貌文静、克己勤勉。不是没有欲求，而是善于压抑欲求。他的讨好型人格加重了他的社交恐惧——他太想讨好所有人，因此不愿意接近人。他希望自己是透明的、没有丝毫存在感的、不被所有人留意的人。但是他现在要习惯被关注，因为这关乎他的事业，也关乎他的饭碗。
他从小在广州长大，父母都不是本地人，在当地没有亲戚。他们一辈子在事业单位工作，老实本分。从小，他便被教育要与人为善。因此，踏入社会时，他比同龄人都单纯、幼稚且迟钝。从学生到职场，他察觉到，自己好像无法像他人那样完成那种“自然而然的蜕变”，“就像洋葱无论撕去多少层皮，也仍然是一颗洋葱，永远不会像柑橘一样掰出鲜甜多汁的果瓤来。”
于是，被工作“伤害”成了他的常态。第5份工作，他在一家雪糕批发部送货，他不习惯与人讨价还价，感觉近似于“有意识地得罪人”。第8份工作，他在一家动漫类书刊做美编，他觉得自己产出的都是垃圾，是对纸张的浪费……
2007年，第11份工作。他为自己打工。他向父母借了两万块钱，合伙人也拿出两万，他们在南宁一家商场租下店铺卖女装。但当老板没有让他感到快乐，反而使他的精神备受折磨。
胡安焉与合伙人在南宁开的服装店
他变得疑神疑鬼。不再接陌生人的电话，有时熟人的也不接。不参加聚会，不在群里发言。甚至开始怀疑人生的意义。
#5
2009年10月，胡安焉和女装店的合伙人协商拆伙，独自回到广州。他把两万元还给父母，手头还余6万多。他将自己关在房间，开始写作。
这当然有逃避的动机。至少对他而言，投入想象和虚构，比进入现实生活容易。这当然算不上一份工作，“但我对待它的认真和投入，要超过我做过的所有工作。”
这段写作的日子维持了两年多。他幻想过以此为生，但很快打消了这一念头。他的一些作品发表在文学期刊上，但得到的稿费非常低。记忆中，有篇8000字的小说，稿费不到300元。他始终被一种患得患失的情绪左右。有时，他觉得自己的写作就像一条破了洞的船，“无非是看看能支撑多久才覆没而已”；还有些时候，他坚信自己是早晚要发光的金子，假如直到最后都没有发光，“那也不过是所有人都眼盲了”。
直到2012年的一天，手上的钱花了一半，外加写作遭遇瓶颈，动力与信心几乎耗尽。他再次出来打工，开始他的第12、13、14……19份工作。
这些工作多数并不能给人价值感。他回家后总是太累，什么也做不了。他想写东西，想做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想获得读者。但在过去10年间，他永远无法摆脱生活赋予他的命题：赚钱、省钱。他过得兢兢业业又浑浑噩噩，与人为善又和所有人保持距离。
打工生涯中，最快乐的日子一定是在大理。他有两段在那里生活的经历。一次是2012年，他在大理下关待了大半年。另一次是2014年，他在大理大关邑住了一年多。两次经历都很愉悦。后者称得上是他成年后过得最快乐的日子。
那次，他没有去上班，偶尔摆地摊，重新恢复写作、吉他练习和跑步。他前所未有地乐观、欢欣、满不在乎。摆地摊收入不多，但他毫不焦虑。“这个时候假如亚历山大大帝来问我需要什么，我也会说，别挡我的光线就好。”
2014年，胡安焉在大理摆地摊
浮沉变迁中，打工与写作交替构成了他的生活。他自谦没有别的才能，只能勉勉强强地持续写作。
但在一定程度上，他克服了自卑感。不是因为他出了书，取得了确切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写作和阅读使他变得开阔——它们帮他消化了一部分经历，又赋予他新的视角，让他能更深刻地思考问题，他意识到，他的自卑感不成立，“它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哪怕我现在送快递，碰到我小时候的同学或朋友，也不会自卑了。因为我知道这并不可耻，一个人的尊严不是建立在这些方面的。”
他在成都过着谨慎、相对愉快、尽量规律的生活。夜里，有时他会和妻子去小区附近的“钱大妈”买菜。那里有打折菜。每晚7点，全场9折。7点半8折，8点7折……两人经过衡量，8点半去最合适：6折，一个足够划算的价格，且尚未晚到无菜可挑。
他负责做饭。做什么通常取决于抢到什么，食材以猪肉和鸡肉为主，他们很少吃牛肉，海鲜更少见——他没有处理海鲜的经验，“我比较擅于处理那些比较便宜的食材。”
他计划写一部长篇。一部有分量、有难度、足以代表自己的作品。这是他在写作上仅存的进取心。
在《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尾声，胡安焉引用了自己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那是一篇收入在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随笔集《普通读者》中的文章，是伍尔夫读完《皮尔金顿夫人回忆录》后写下的读后感。
皮尔金顿夫人的一生默默无闻。她以写作为生，自称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写。文章结尾，伍尔夫写：“她在一生的历险过程中经历沟沟坎坎、反复无常时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保持着女士的那份教养、那份勇敢。这种精神、教养和勇敢在她短暂一生的最后日子里，让她能够谈笑风生，能够在心死之时喜欢她的鸭子及枕边的昆虫。除此之外，她的一生都在伤痛和挣扎中度过。”
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时，胡安焉感动得哭了。“我想在这里向这位曾经感动和安慰过我、为我拨开迷津的利蒂希亚女士致敬，也向她的 ‘伟大的失意 ’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