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笔记中再读沙孟海，他的文物工作生涯让人联想到微博小编
5月18日，又一个国际博物馆日。这是一个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尤其忙碌的日子。
今天，我们要讲一位大书法的故事，60多年前，他有过一段文物工作生涯——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博物馆日。
先看几则群众来信。
“杭州西山公园牡丹园附近，路上铺着一块石板，上刻佛经。石色发黑，或者是砖。张道来反映。”
他拿钢笔抄完信，又换了毛笔在上方空白处做批注：我会有人去时留意查看。
再抄一条：“萧山城内南药桥一小屋拆了，发现金冠一只。曾拿到银行卖过。”
回复：致函萧山县府查明下落。
他连续抄了两页群众来信，标题是“博物馆参观群众反映各地文物情况”， 换支毛笔逐条写出建议，已经落实的，就在条目下打钩，表示已办或正在办理。
这是哪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必须值得一个热搜吧？
他这个单位啊，每天要收到很多爆料，好比现在微博上开一个话题，每天各种网友留言。
今天有人发：嘉兴崇德县几个合作社为取石，拆毁该县钱林乡吴越国王妃墓园围墙。
明天，海盐县文化馆也留言了：发现太平天国铜铁炮！顺便一波投诉：县财粮科把古代铜镜、铜瓶、名画及其他盗墓出土文物随便处理。
听起来事情都有点大，但真假难辩，他却逐条回复，经常上线。
这个勤奋的工作人员是谁？
如果看字，懂的人可能猜到了：沙孟海。
内心有点不敢相信，好比沙老在微博做值班小编，隔一段时间，就集中回复网友留言。以上留言的“网友”如果看到这篇报道，会不会有点受宠若惊，沙老给我回复了！
这是68年前的留言了。
眼前看到的是沙孟海1955年4月8日的工作笔记。那时候，当然还没有国际博物馆日。这个日子是由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于1977年发起并创立的。而中国博物馆学会要到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组织相关活动。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沙孟海对博物馆发展和各种文物问题，已经如此敏锐和细心，文保观念大大超前。
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有个问号：沙孟海不是书法家吗？他怎么还做文物工作，还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体？
周永良在看到这批档案时，也有同问。
他是浙江省文物鉴定站研究馆员，两三年前，查阅了部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下简称“文管会”）上世纪五十年代文物管理工作档案，以及浙江省博物馆保存的沙老工作笔记，发现沙老的文物工作批语、文稿非常多。周永良参加文物工作已经40年，但笔记中巨大的信息量，完全超过了他的想象。
先不说业内，在普通人的印象里，沙老是一个明星级书法家，对他文物工作的经历，几乎不大知道。而圈里人知道的历史——1952年，沙孟海从浙江大学调入文管会，被聘为常委兼调查组组长，负责地下文物的调查和发掘。请注意，地下文物，等于说是直接负责考古工作。
但大家知道的信息量，似乎仅限于这一条简历，沙老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几乎没有人知道。
上世纪五十年代，沙孟海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照。难得一见的沙老在田野。
1. 文管会上课
说故事前，先说说笔记中的1955年是个什么概念。
1952年，沙孟海调入的新单位“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才刚成立了两年——1950年，这是浙江文物事业的开端，第一个掌门人，也就是文管会主任，是邵裴子，副主任郦承铨。
这几年，“文管会“经常成为浙江考古故事的叙述中心，因为这个门牌号码：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环城西路22号，即现在环城西路“锦绣天地”西南角，南边即龙游路，七十年前，这里有一幢西式小楼，叫“平英阁”。主人蔡竞平（蔡崇信族高祖），民国时期杭州电厂创建人之一，任总经理。取自己和妻子张帼英名字中各一字“平”“英”为小楼命名。1953年，主人以5万元卖给了省政府，文管会就搬到了这幢小楼里，开始了一段传奇。这一年，朱家济也从故宫博物院调来了，担任研究组组长，负责地面文物的调查、保护和维修。
来文管会报到的第一批年轻人：朱伯谦、周中夏、黄涌泉、汪济英、王士伦、牟永抗等，成为浙江第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
1954年浙江省文管会全体合影。图中有谁？经周永良、周刃确认，参见下表，其中有几位待认，如有知情的读者，欢迎你留言补充。
搬进来后，汪济英在小院里种下了香樟树。后来他说，那棵长得丑的大樟树是我种的，这棵树至今仍枝繁叶茂。
邵裴子每周四下午上一堂课，主讲龙泉青瓷的知识。年轻人在文管会听了各种专题讲座：铜器、碑刻、版本、瓷器、中国近代史和太平天国史。老师就是郦承铨、沙孟海、张任政（王国维的学生）、宋云彬、沈镜如等明星班底。
老专家给新来的年轻人作专业培训讲课，这个是文管会传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周永良刚考入文管会时，也听过沙老的课。
现在的浙江省文物鉴定站，前身叫“浙江省文物鉴定小组”，原由省文管会组建主管，后单独建制。1981年10月，文管会第二次面向社会招考，16人被录用，经过集中学习培训后，柴眩华、周刃、周永良、钟凤文等8人被分配到省文物商店，陈浩、王牧等8人分配到浙江省博物馆。
柴眩华写过，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一次全省文物商店工作会议上，杭州文物商店张宝光经理讨论发言中骄傲称赞她们店4位女干将为“四大金刚”（其中包括马争鸣、张红，一指个子高大、二指业务能力强），省文物局长毛昭晰马上接过话：“你们有‘四大金刚’，我们省店有四只‘小天鹅’，柴眩华、周刃、周永良、钟凤文。”
“我对沙老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给我们讲课，讲书法基础，我19岁，啥都不知道。”周永良说。
2.“小编”沙孟海
省文管会作为全省文物主管部门，经常收到社会各界的来信和报告，包括机关、报社、部队、工农业建设单位、社会团体，当然还有个人。反映的情况五花八门，杂七杂八的事情很多，“小编”沙孟海不放过任何一条留言，几乎每条线索都要仔细给出回复，包括废铜烂铁。
1955年2月23日，省文管会收到乐清县白象区董进安来信，反映在白象供销合作社收购的废铜中看到古钱和铜镜，询问是否有保护价值以及如何处置。
2月26日，沙孟海写出详细的意见：（一）古钱应一律保存，请嘱上缴，由我会出价收兑。（二）铜镜两面是否有保存价值，必须看过方能决定。如该处所收废铜直接运沪，但请勿打碎，到沪后将由上海市文管会派员鉴别决定。如系缴省转运，亦嘱勿打碎，到省后由我会派员鉴别。
最后，他还特意加上一句：函复表扬其关心历史文物。
而博物馆参观群众反映文物问题的留言，沙孟海一一记录，每隔一段时间，集中处理，提出具体意见。有时候，经常碰到鸡毛蒜皮的留言。
比如，有人爆料，在淳安蛟池乡黄江潭村公路边河埠头、萧山县委操场门口泥墙边发现太平天国铁炮；余杭县人委来函，称发现唐伯虎的古画，要求鉴定；有绍兴市民王某来信，欲投售家藏雷峰塔陀罗尼经卷……
周永良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反映文物各种情况的来信来函非常多，仅所见1956年度部分的来信来函，经沙孟海落实处理的就有十几起，有些听起来有点无厘头。
“唐伯虎的画，我想想按沙老的经验，也基本上知道是假的，完全可以不理，但他依然要去落实掉，要去看。如果以为群众来信都是鸡毛蒜皮没花头的，如果不去管，不注意，可能就会漏掉重要的信息。”比如，中国民主建国会杭州市分会陆思安来信，称愿捐献湖州故乡祖父所藏近千块“千甓亭”秦汉六朝古砖等。周永良说，这就是很重要的文物线索。
就是铺在地上的一块石板，沙孟海都要看一看。
还是1955年4月8日的记录：
四、富阳新明乡一颗大树砍了，地陷下去，发现有房屋。中医训练班一个学员反映。
沙孟海批语：是否即朱伯谦同志前往了解的坟墓，待询明再处理。
没有套话，事无巨细，落实到点。
3.一天走40里
刚才说的是“小编”沙孟海的文物工作日常，似乎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文管会刚成立，每个“导师”的学问内修自然不用多说，但浙江的文物工作是零起步，文物具体要怎么管，考古工作要怎么开展，没有任何经验，不管沙孟海还是朱家济都是“小白”，一切需要自己摸索。
一本手掌大小的笔记本，上写“业务手册”，这是沙孟海的其中一本工作笔记。看完这本，周永良说，我是蛮感动的。
1958年9、10月间，沙孟海带着一组同事到宁绍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这一部分写的有点像日记。
9月16号，他和牟永抗、周中夏、陈更新，到余姚龙泉山梨洲文献馆做调查，挑选了一些铜器，又看了瓷器，还看了郑成功的字画，顺便做了鉴定，“郑字不可靠”。
9.16，晴。偕牟（永抗）到县委，周中夏、陈更新昨夜上到，参加我组工作。牟到县委联系工作，余上龙泉山梨洲文献馆，晤周、孙二同志，看铜、瓷器及郑成功字轴。铜器为他们挑存一部分，瓷器除了本省出品外，余未挑，郑字不可靠，陈更新提下放文物两箱至。余游龙泉山上各地。午饭县委，午后各人分散调查，余至城南钢铁厂、耐火材料厂及城北通用机器厂，了解基建地区文物情况，独钢铁厂是丛墓之地，余两厂无甚关系。……老牟今天在城北胜归山找到遗址二处。
地上地下，都看，看到什么，一一记下。包括当地人民收集砖头成堆打碎，“偶有绳纹砖米字纹边及有一二字形”，小细节也不会放过。。
10月7日，转到诸暨，“早发调查县龙山东麓……在山岙中得一小庵，名西竺禅院，康熙癸亥有碑，文字不佳，为一赵姓人的家庵，明诸生赵学贤（陈老莲朋友）。”
这个括注，让周永良惊叹。“赵学贤，文献极少记载，一点名气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还能立即在网上查一下，但沙老在日记里，立马点出是老莲（陈洪绶）的朋友，可见沙老学问之深博。”
接下来，“步行20余里。沿火车路线，经五纹岭、邱村、马村、遂至外陈，铁路9公里。”
那天，他先是走了20里。外陈属牌头区（就是诸暨牌头），出红旗公社地区以外矣，在外陈车站搭午食，本拟乘火车回，须待5时35分，天乍阴似疑雨，不能待，仍步归。
在诸暨外陈站吃好中饭，本来准备坐火车回来，但火车要到5点35分才有，那时候很荒凉，又要下雨了，他决定还是走回去。等于一天走了40里。
那年，他58岁。
当时乡村道路十分落后，交通非常不便，又正值大跃进运动时期，“支援钢铁，汽车停班。路线亦不定”，火车班次很少。
归后甚疲，小睡。
白天野外调查，晚上开会讨论，有时要开到10点半。和同寝室的同志聊天，也不离业务：招待所同室冯同志，枫桥人。他说离枫桥八里陆家桥，曾发现大批陶堆，也有整器，与现代陶器不同。
在“业务手册第一”中（约1952年），有所见所闻随时记录的各种文物专业知识，在绍兴、瑞安两地调查古墓葬群时，沙孟海还绘制了墓形，标注具体尺寸。
“全是扎扎实实，实打实的工作，没有我们外界想象的闲情逸致晚上回来写写字，晚上都还要开会。”周永良说。
4. 废纸堆里“捡”宝
虽然调查组组长负责的是地下文物，但从这本“业务手册”所记的调查内容来看，远不止地下古墓葬、遗址。周永良说，笔记里还包括地面遗存寺庙佛塔等古建筑以及传世铜器、瓷杂、书画等文物。记载十分详细，包括辨识文字、标注照片，甚至还手绘地图。
调查工作如果没有专业知识是调查不了的，容易走走形式，一笔带过。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私旧藏图书散佚毁损情况严重，很多被论斤出售，捣了做纸浆，作为造纸原料。纸浆要不要管？
1952年8月21至8月27日，沙孟海在宁波至中山东路、开明街、药行街等处旧书商店了解收买旧书情况，并走访宁波藏书家和宁波天一阁古物陈列所等处了解征访古书情形，又到奉化溪口区棠岙（棠云乡）调查古旧书抢救以及当地手工造纸收购旧书废纸用作原料的详情，回来写了一份调查报告。
当地收购废纸的等次、价格，他都要记：
第一等，拷格总清簿，每斤1600元。第二等，条子总清簿，每斤1500元。第三等，家谱（连史纸），每斤1600—1500元。第四等，条子账薄（毛六纸），每斤1300—1200元。第五等，书品阔大的旧书，每斤1300—1100元。第六等，一般旧书，每斤1000元以下，（第六等现在已停止收购）。我们在联购处（手工造纸业联合购销处）看到的也是账薄居多。
当时的1600元什么概念？
这里的货币是第一套人民币，币值很大，1953年币制改革，第二套人民币发行时，它们的兑换关系是1：10000。沙孟海去宁波调查废纸是1952年，在币改前。所以，1600元，就是币改后的一角六分。
就在这堆“废纸”里，他“捡”到了宝。
检出的珍贵图书不少，我们在奉化文化馆看到他们六月初检查所得有：明隆庆刻本 文苑英华 廿六册 残。明弘治刻本 晞发集 二册。明嘉靖刻本 啸堂集古录 一册。明正德刻本 碧山乐府 一册。明万历刻本 范忠宣公集 六册 残。……都是明刻中所稀有的。
“如果没有专业知识，根本没法知道是不是稀有的。”周永良说。
在绍兴抢救旧书情况，他还发现了两条线索。
“柯桥镇某乡向设有扇子手工厂，专收大量明代皮棉纸书本，染制黑色扇面，运销东北。诸暨陈姓有大量书籍散出，其中版本颇有善本。现暂由地方机关收存，但未获有妥善处置。”
绍兴柯桥镇有个扇子厂，专门收大量的明版皮纸、棉纸书本做成扇子——说明就是明版书，染黑做扇面，卖到东北去。明版古籍存世已不多，基本都属善本，沙老着急，极有可能毁失大批珍贵古籍。
尤其是第二个线索，周永良一看到诸暨陈姓，就有点感叹。
诸暨陈姓，应是指清末民国诸暨枫桥的陈遹声，光绪丙戌科（1886）进士，晚号畸园老人，他在枫桥建畸园，曾藏名人字画和古籍达30万卷，藏书孤本珍品极多。抗战时期已被焚毁散失大半，劫余部分至解放初土改时期又有散出。
鉴于陈氏藏书的重要性，沙老感觉拣选处理应当十分慎重，所以建议请省图书馆专家亲自去查访和拣选处理，若当地文化干部去处理，担心因专业力量不足，担心珍贵古籍散失。
周永良说，这份调查报告充分显示了沙老处理问题之慎重稳健。
看这几页沙孟海的笔记，有点感慨，书法回到了首先是用来记录信息这个根本功能上。
废铜烂铁，也不放过。
他在调查绍兴出土文物收缴情况中，写道本年春季绍兴盗墓出土器物收缴“尚不足十分之一”，请当地政府“限期悉数上缴。”对于合作社联合社收购的废铜问题，曾拟报告请省人民委员会、文化局与省财委联合提出管理办法，并建议全省各地收兑废铜站，“尽量将形式古老的各种铜器（包括古钱在内）暂时提出，集中安放，由文物管理部门按期派员前去鉴别。”
还建议他们要写鉴别手册。“由文物机关编发一种古铜器鉴别常识手册，供各收兑机关干部参考。”
尽管是为了古书去做调查，但他觉得应该保护的其他文物，壁画也好，铁炮也好，目之所及，都要了解。
比如在绍兴调查时发现古建筑内保存有八处太平天国壁画，其中孟家桥徐姓房屋一处“毫无毁损，色彩如新。”在诸暨还发现有太平天国外国制作铁炮二具，他认为都是需要保护的文物。
沙老本来是搞文字工作的，考古并不是他的专业，但是我们看他工作笔记里的描述：“此次掘出的陶瓷、明器最多，如五谷瓶、鸡壶、虎子、鬼灶、杯盘，……都是常见之物”，说明他对专业非常熟悉。你如果不懂，根本叫不出这些六朝青瓷专业名称。
5. 绘图员和摄影室
刚才提到，作为文管会的调查组组长，沙孟海主要负责的是地下文物保护，简单说就是考古发掘。
我们现在对“考古前置”已经很熟悉了，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开工前，必须要做考古调查勘探，不然会对地下文物造成破坏。那50年代的情况呢？1953年，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省各地基建项目接连启动，大量地下文物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工作迫在眉睫。沙孟海作为调查组组长，这是他的首要任务，怎么安排，怎么规划？
他在1957年的业务计划中写了两点：1.配合已知的新安江水库、七里泷水库、瑞安洞溪水库、上虞章家埠、绍兴公路线等工程进行考古发掘。2.及时了解各项较大的工程，预先进行勘察。
1956年7月9日，温州造船厂因为挖运黄泥破坏了古墓葬，温州人民委员会报告给省文化局、文管会。沙孟海马上做了批示，并抄送温州市文管会，他提了三点建议：
1.温州人委应重视此事，责成文教科负责及时宣传教育，保证不再有类此的事情发生。2.拿散的文物不论完整与破碎，应责成温州造船厂与双岭乡农庄负责收集，一律缴公，（并查明何一墓葬所出，同出的有哪些东西等。）3.该处墓葬群应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已破坏情况，通知温市文管会派员复查，划定界址，并将具体情况上报。
没有套话空话，每一条建议都落到实处，除了批评教育，还提出了如何做善后处理工作，希望文物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我们知道，浙江的考古，始于发现良渚遗址的施昕更。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前身）职员施昕更先生在良渚的试掘，1938年《良渚》报告的出版，成为浙江考古的发轫。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规模基础建设的开展，考古任务艰巨，急需补充新鲜血液。
在1957年的工作计划里，有这么3条：
3.增添绘图员一人，第一步先绘急需使用的器物图。
此处可以插播一句台词：10年后，方向明出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线绘良渚玉器等近30年，出版《良渚玉器线绘》）。
就在前几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刚刚结束最新一轮公开招聘，22个岗位，其中，20人田野考古发掘岗，还有2人，就是考古绘图。方向明在微博发了一个广告：本专业和美术专业起步，画的好不好，至少要比我画的更规范、更快捷、更艺术。
继续说沙老的另两条：
4.正式写出钱山洋的发掘报告和良渚发掘简报，并同时整理这两处的全部出土文物，如果人力所及，必须将迫切需要的破碎文物修复起来。
5.增添田野考古干部四人，成立三个考古组，分头进行工作。……”
当时，浙江还没有考古所。1979年5月，以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为基本力量成立了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此时，还没有“研究”二字。王明达先生在浙江所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上，做过一番激情飞扬的讲话：1979年，我们报上去的名字，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但最后，“研究”两个字却砍掉了——考就是研究，还要研究干嘛。直到1986年，才加上“研究”两个字。
周永良说，从这份1957和1958年业务计划中，可以看出来，浙江的考古工作完全是沙孟海一手创建和拓展起来的。
在1958年业务计划中他又写道：
1.配合基本建设工程，进行田野发掘，除小工程外，每年至少要有三次正规发掘。重点市县进行普查，掌握地下文物分布情况。2.增加田野考古干部四人，扩大考古队伍，增设一个至二个考古工作组，轮流进行发掘、普查或室内整理，要使出土文物既能得到及时保护，又要不至积压资料。
刚才提到急需绘图员，这一年，沙孟海还提到：增加修补技术员一人，将过去积压的破碎文物逐步修复起来。
甚至还要招考古摄影师，要建立摄影室，而且照片必须自己冲洗，自给自足——建立摄影室，全会所需要的文物照片完全由自己摄影和冲洗。
现在全国的考古所摄影室也不是标配，但文物摄影已经越来越重要。而当时沙老已经想到这么具体细微的事情了。
除了业务，考古队员的生活待遇问题，他也要管牢的。
沙孟海多次为田野考古工作人员发放补贴问题向上级打报告。
比如，1957年1月18日，沙孟海再次向省文化局专门起草了一份要求给田野考古工作人员发放伙食和装备补贴的报告公函：
“田野考古工作人员经常在泥坑中工作，衣服鞋子最易破坏，并且很少有搭伙食之处，与一般外勤工作不同。……尽管同志们从来不曾为个人利益提出申请，我会认为这项补贴是合理的，有必要的。现经我会第63次常务会议参考各省市的成例，决定从本年1月起，发给田野考古工作人员伙食补贴每天三角，装备补贴每天一角。……”
情深意切，而且具体到该发多少钱，合情合理。这份报告在当年7月19日得到了省文化局的同意批复。
吃喝拉撒全都管，沙老相当于一个考古所所长。
6. “催请”和“提速”
刚才我们说了业务上的细微之处，最后看看“大事”：管理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切都处于草创阶段，地方文物大部分由市县政府文教科或文化馆等兼管，抓不着力，绝大多数地县没有专职文物干部和管理机构，所以盗墓和贩卖出土文物等情况很严重。
1952年，沙孟海刚到文管会没多久，在绍兴、宁波调查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要“催请”：“前向省府建议在有需要的各市县成立文管会一案，似应催请提速核办。有了主管机构，一切事情才上轨道。”
地县文物管理机构怎么设置，职能是什么，5月27日（约1953年）在对某地县有关部门来函汇报和咨询设立文管会机构等问题时，沙孟海提出六点意见。
比如工作范围，要管哪些事情：二、工作范围为加强保护县境内革命遗迹、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窑址 、古建筑及其他散在各处的文物图书、革命遗物等。
包括经费问题，领导组织关系问题（属地管理）：
三、参考书籍文件，我会当酌量情况随时供给。
四、运输费及业务补贴费，视工作需要，可申请我会酌拨应用。
五、地方文物管理小组归当地政府领导，业务上应与我会密切联系。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文物管理的基本框架，你怎么管，管理机构是怎么运作的，要管哪些事情，沙老都考虑到了。我们现在运行都很成熟了，但那时才刚刚开始，却考虑得那么细致。”周永良说。
包括借调文物，当时也没有具体的规定。教学用的拓片什么的，可能会从文物部门拿到外面去，他不建议拿，调更不允许，但后面还有一句：“借给各校文物，也必须报经上级批准。中央对文物移动问题向来极为慎重。依照博物馆的惯例，可组织各校师生到陈列室来上课。”
合情合理。
包括选人。各地组建的文物机构，需要什么样的人？
宁波的古物陈列所，也就是现在天一阁博物馆的前身，所长叫范鹿其，是范钦的后代。他上报的材料附件里，有一张“文物保护讨论会会员”名册表。沙孟海在表中发现有一名会员叫张涵庄，表中备注一栏注有“该员详细情况连当地派出所也不了解”的文字。
沙老在批复文件中特别提醒，“请对该会员继续了解一下”。
“这是极细极细的事情了，说明他对人员很注意，文物保护不能杂七杂八的人进来，万一混进来一个古董贩子呢，都要了解清楚。”
还有一件事，周永良印象特别深刻。
1956年，浙江省第一批省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普查，包括古遗址、古墓葬、革命纪念物、古建筑、艺术纪念物等，这是一项文物保护工作重大工程。省文管会对各地申报材料进行汇总，分门别类列表。
我们看1956年8月13日，沙孟海特地致函宁波市文物管理小组：“本年四、五月间，你组数次开送宁波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目录，我会俱已收到。深佩各位先生工作的认真。目录之中，那些单位是你组新近踏查过的？我会急需了解。”
你们是不是真的实地踏勘过？不是随口说说的，不是听说有一个，就报上来了，要有凭有据。
最精的是后面还有一句——“请你组另开一张单子，并注明那一位先生踏查的，日内寄来，是荷！”
连谁去的都要搞清楚，就怕滥竽充数没有责任到位，做文物工作，绝对不能可有可无，忽上忽下。
以上，只是沙孟海在上世纪50年代文物工作的一些片段，但可以清楚看到，从调查盗掘古墓葬、旧书散佚和征购、废铜中拣选文物、古董商贩卖文物等事件，到指导帮助地县文物机构的建立及各项工作、配合基建开展田野考古清理、重点市县地面地下文物的实地调查和全省文物普查、处理各方有关文物问题的来信来函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
沙孟海除了调查组组长，还兼任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要为博物馆征集文物奔走，比如《富春山居图》的征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外界基本上把沙孟海打上了一个烙印，沙孟海，书法家。但在文管会，他每天都在忙文物工作，这么多的事情要管，不仅是杭州这么一块，全省地县的考古调查，打击文物犯罪，各个方面都涉及到，甚至征集文物。他在文物工作里，几乎没有一个缺环。他什么都做。”
【参考文献】
周永良《浙江文博事业开拓人——沙孟海文物工作事略》
柴眩华《我与鉴定站这四十年》
（沙孟海档案笔记图片等，由周永良提供。感谢周永良、周刃对报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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