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跟亲戚往来，这届青年为何人间清醒？｜对话青年断亲研究者胡小武教授

出品/漾财经《靠近》栏目

ID/ youngcaijing

采写/王炜

设计/姜雪斌

图片/除署名外由被访者提供

编辑/徐爱之

青年断亲在五一长假后成了热门话题。断亲指的是年轻人普遍表现出对亲戚关系的相对冷淡，他们懒于、疏于、不屑于跟二代以内亲戚发生更多互动。简单讲就是跟家里的亲戚们，不管是堂兄弟姐妹们、表兄弟姐妹们乃至叔姨之间，很少再有发自内心惦记和牵挂。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胡小武博士，在2022年10月的一篇研究报告《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

图1：断亲现象的具体调查比例 图片来源/《青年断亲》报告

他研究利用寒假期间学生回乡过年的时机，开展了随机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并回收了1200份有效样本，其中男女各600人，分为6个年龄组，分别为18岁以下、18～25岁、26～30岁、30～40岁、40～50岁以及50岁以上，每个年龄组100人。

问卷共设计两个与主题相关的问题，分别为“您与亲戚联系频繁程度”以及“您认为您与亲戚交往程度有多深”，主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的发生比例。按照回收数据显示(见图1)，年龄越小，其与亲戚联系越少。18岁以下的被调查者“基本不怎么与亲戚联系”；18～25岁、26～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人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30～40岁的被调查者，超过55％的人平时与亲戚“偶尔联系”，只有3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40～50岁的被调查者，66.67％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5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

年龄越大，与亲戚的联系程度越频繁。绝大多数的“90后”及“00后”的年轻人，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就几乎不与亲戚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作为第一篇从学术角度探讨青年断亲现象文章的学者，胡小武博士是从江西农村考学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2023年5月13日，我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社会学院办公楼——这栋大楼由福建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捐赠的2000万元建造——与胡小武博士进行了深度对话。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办公楼 图自网络

五月南京新绿成荫的大马路上，一辆辆出租车在私家车河流中鱼贯划过，振得、海博、中北、宏达、白下、大件、宁港、滴享、交通、金陵交运……同样的黄色涂装车门上喷着不同营运公司的名字。

我坐在南京大学胡小武院长的车里看窗外的景色。树木枝叶繁茂，掩映其后的是一片片低矮别墅区。置产于此，可能是40多年前在江西小村里出生长大的男童没有想到过的人生阶层跃迁。

作为一名小镇做题家，胡小武1998年毕业于南昌大学英语系，2001年至2007年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17年-2018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读书是能改变命运的”，他告诉我。

现在，这位被读书改变命运的南大教授，也在试图做一些改变更多人命运的事情。他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任教，同时也曾作为建邺区第十三届政协委员、第十九届人大代表，江苏城市智库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身份，为各级政府完成咨询报告70多项，其中多项资政报告中央领导阅示与省市区领导批示采纳。

胡小武自言是一个“智库型学者”，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研究，对国家和社会有一定改良性的推动作用”。

2019年他将历年撰写的建言报告结集出版，名为《吾国吾城：城市研究的智库服务方略》。这些报告“没有一个是课题、没有一个是任务”，都是胡小武个人所思所想。

“作为应用社会学的学者，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的改良有推动力量的学者。不管是文章也好还是智库报告也好，都秉持这条价值观主线。”

青年断亲报告也是如此。“做这个研究我连课题都没带，没什么功利性。我不在乎名，但对学术研究者而言，你的文章影响力越大当然成就感也会越大”。

此外，他认为不论从媒体人的角度还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一个民族都不会反思哪能有进步？所以我想将这些看似个案的社会现象，上升到国民理性层面去推动。”

今天我们谈及的断亲中有诸多原因，亲缘关系的社会嬗变、经济自主性的确立、城镇化带来的时空分离、围绕教育内卷带来的亲缘交往的时空、时间、精力、心态崩溃、解体，最终呈现出青年断亲的现象。

这其中有很多早在20多年前就已有端倪。譬如在2000年，中国当时的新锐杂志《新周刊》提出了后来名噪一时的概念“飘一代”专题，文中“关于飘的50个细节”提到一点：从不认同乡。

在“飘一代”那儿，你可别指望能瞧见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煽情场景。飘一代的游移是身体更是精神，在主动选择的双重游移里，早已虚化了对某块乡土的依恋与认同，所谓“家乡”除了意味着一个无可选择的出生地，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乡土观从此瓦解，而没了乡土观……飘一代不要同享，只要同类。

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断亲的发生。

1991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阎云翔，田野调查研究下岬村中礼物馈赠与行动的关系网络。他认为经济功能是当时被调查地区居民彼此强关联的重要原因。而维系和依赖于关系网络的一个经济活动，是私人融资。在信贷体系和私人银行缺失的时候，很少有村民能从地方银行或信用社贷款，他们只能依靠传统的私人关系网络得到融资的帮助。借钱与被借钱的紧密关系，为融资交易提供了道德基础。但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信贷成为当下越来越便利的城市服务，人们对亲戚在经济的依赖变得更势微。

在胡小武的断亲研究中，他发现以往传统中国社会经济上的依赖性变弱了。“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的变迁，人们的经济独立，再加上庞大的信贷体系建立，我们可以通过信用借钱、按揭贷款、抵押贷款等方式，基本上不再跟个人借钱。”经济上的家族依靠就不再那么重要。

5月13日中午胡博士请我在南大教工餐厅共进午餐 照片拍摄/王炜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奥格尔格·齐美尔，对大都市的精神生活的表达是“孤独和冷漠”。胡小武告诉我，在齐美尔看来，任何人的交往都是以金钱为单位的，交易或者交换作为社会交往的根本形态，这个时候情感就弱化了，情感让位于高度理性化的城市社会主流形态。

尽管不能用进步来形容“断亲”，只能将其看做是一种进化现象，但胡小武也不否认“文明的进化也好，现代性的进化也好，就是强调人的个体性，也就是精神层面所谓的冷漠孤独”。

冷漠孤独意味着我们再也不关心别人。我们只关心自我生存、利益和我的发展。“很多社会学学者，早期的大师们都已经提过，原来的社会连接，传统社会也好、乡土社会也好，已经让位于城市化、现代化的连接模式，简单讲它靠货币、靠金钱、靠规则。按照韦伯理论，这就是理性主义的一种结果。现在中国也有完全一样的时代特征：城市化、大都市化带来客观的、资本性、匿名性、抑制性、孤独感、冷漠化。”

谈及教书十多年每届学生的变化，胡小武教授略有感慨：

“每一届学生眼中的光都变暗淡。如果原来学生眼中的光是80度的话，现在他们可能连50度都没有了，这是我觉得难受的一面。钱理群发明了一个词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每一届学生都越来越变成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这个路上跨进一步，反过来就是眼中的光暗淡一度。我不去批判这是对还是错，只能说年轻群体已经向这条路上不断跨进，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胡小武 照片拍摄/王炜

胡小武：这个研究文章出来后它不断地提醒我，要去观察年轻人的行为，这是这个研究对我的持续性影响。我不在乎名——当然作为学术研究者，文章影响力越大成就感也会越大——作为一个师者，能为社会做一点解惑的贡献就行了。

胡小武：我们做社会视角研究很多时候都是通过社会现象去观察。观察社会现象会有几个不同渠道，一个是作为学者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观察，第二个是媒体，互联网时代各种零星报道。大概在2021年九、十月份时，我把个人观察、生活经验和零星媒体报道做了碰撞性思考，发现在我身边以及我多年学生指导的经验中，年轻人断亲已经是一个越来越显性化的日常行为。它虽然没有被学术讨论，但这一现象在当代90、00后青年人中，已是非常普遍的行为了。

胡小武：我是做“城市研究”的，很多人误解我们搞城市规划学，但我们是比城市规划更综合性的研究谱系。我们脱胎于城市社会学，伴随着近当代中国最重大的社会变迁，也就是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当中出现的。城市化改变了中国一切的物理空间面貌和我们的社会心理。所以从我所在的城市社会研究背景来看，我们首先抓住了断亲跟中国社会流动的关联。

研究断亲的宏观背景是中国城市化。我们这代人甚至包括上一代人，都受益于改革开放、高考或者说城镇化发展。我们离开故乡来到大城市，我们的兄弟姐妹也各有学业经历，又流到了其它城市，我们的同学们几乎也都面临相似的人生轨迹。人生轨迹造成了兄弟姐妹分离，之后又到了“二代亲”，我们的子女也开始分离。

胡小武：从经济逻辑来看，以往传统中国社会应该说更多的会有所谓经济上的依赖性。那么城镇化和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导致我们每个家庭都变成了个体化的原子家庭。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的变迁，我们经济独立，再加上现在庞大的信贷体系的建立，那么我们基本上不再与个人借钱，传统血缘关系所建构出的经济上家族依靠就丧失了。

胡小武：从社会结构上来看，在过往10多年里，中国城市化高速发展，导致了大城市的教育拥堵和内卷。小朋友们今天或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基本要耗费大量时间在补课路上或补课教室里。不像以往孩子有更多自由的闲暇时光，也就没法有更多的亲缘互动。家长又是围着孩子转的，像我现在暑假都回不了江西老家，因为孩子在补课。中国社会变迁，新社会结构和新社会生活的形态，导致了孩子们忙碌家长也忙碌。

学校、培训机构等构建出来的朋友圈，形成了孩子们的朋辈群体，这些朋辈群体成为了他们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接触性群体。这种朋友圈又带动了家长形成围绕教育的朋友结构。传统意义上亲缘结构逐渐让位给新的朋友圈结构。

胡小武：八零、九零、零零后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为主的家庭结构，父辈和自身兄弟姐妹就不多，越来越缩小的家族网络，加速了青年断亲行为。

胡小武：传统亲缘网络的负面性确实给人也带来了一些压力。网上经常会讲到亲戚之间反目成仇，还有亲戚间催婚、催生，又将年轻人推向了更严重的断亲可能。

胡小武：从年龄结构上来说，每代人所遭遇的传统亲缘网络负面性都有差异。但不管是哪一代人都会遭遇负面性，只是个体感知程度、表达不一样。我们这代人（70后）会相对隐忍、理解，但更年轻一代直接用脚投票，他们对于亲缘关系负面性体验更加强烈。再加上自媒体时代，年轻人表达不满、厌恶、逃离发声渠道也多。这就导致了一种情况：他敢说又想说又能说，还懂公开表达，带来了传统亲缘网络负面性的放大效应，也加速了当代青年显性、共识性集体行为。

胡小武：每一次过年过节都是一次考验亲缘关系的时间节点，到暑假到、九十月份，基本上这种讨论就很少有了，有伤疤也忘了。时空和场景的体验是以中国传统春节为核心的。

胡小武：这是社会变迁带来的客观后果，不存在好还是不好，因为确实没有办法用价值去判断。不过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事情确实有两面性，但还需要持续研究。对我而言，每次过年跟亲戚见面，都是乡愁的回归。像我这类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群体乡愁、血脉的连接性在那一刻就发生了，我们中华民族叫它血脉连接，是人的根。放大到民族层面的话，中华民族为什么能生生不息？也是跟我们海外华侨、海外同胞血脉意识有关，包括我们两岸追求的和平统一，是同根同源同种。家乡是每个中国人的根，我希望能用亲缘关系去唤醒它。

胡小武：在青年断亲研究中、在采访和公开发言中，我用的词是“进化”而不是“进步”。它就是一种自觉的、无声乃至公开的抗争。

胡小武：我个人是把它定义为是朝着现代化的一种努力，一种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后果我还没法判断。任何一种新的集体行为，一定有深厚的土壤。这种土壤最终让年轻人做出断亲行为，我觉得本身是对社交方式产生某种变化的，甚至有改良的可能性的。它能推进现代化，比如更尊重个人自我选择。

胡小武：中国跟国外在讨论所谓的亲缘关系的时候，会有个比较典型的差异就是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和尊重。西方也是有亲缘网络，并且有些可能比我们更甚，像意大利它有些地方的亲缘网络比中国更深，连接更强。但就对个人隐私的尊重而言，总体上欧美国家会相对强一些，会表现得更尊重个人隐私，比如个人的婚姻、情感、收入等等，他们不会随便打听。相较而言在中国亲戚之间，甚至一个村落的左邻右里们，都可能会直接打听和盘问。这就会让现代青年人产生反感，从而经历负面交往情形。当然，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基于文化传统、民族习性和社会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具体行为。

胡小武：这是年轻人的一种自主性，对这种自主性我是认可的。每一代年轻人都是最具有自主性的群体，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每一代人都在前人基础上往前进步。这是人类社会变迁的客观现象。客观上我们观察到每一个时代的新人都是站在一个更具有现代性的空间当中，他们是现代性的个体。在本我和自我构建上应该是基于一种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会越来越自我。

时代进化本身就是更关注个体的过程。我在文章中特别用了一段“互联网时代和城市化时代的背景”来讲述。城市化不就是让人让每个个体更加自由开放了吗？互联网也是一样。互联网像一种表达，城市化讲的是一种流动。更加流动的时代和更加易于表达的互联网，使我们在个体的自觉上、自主上、个体性层面，更具有自我管理或自我控制的能力了——我可以为自己做主了，跟家族乃至跟父母的依赖性都会降低。

胡小武：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内涵就是更加理性化的过程。马克思·韦伯在他的研究中主要的学术立场就是理性化。在我们城市社会学当中，奥格尔格·齐美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专门研究过成大都市的精神生活，他用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词，“孤独和冷漠”。这是大都市精神的主要特征。任何人的交往都是以金钱为单位的，交易或者交换作为社会交往的根本形态，这个时候情感就弱化了，情感让位于高度理性化的城市社会主流形态。

胡小武：你前面提到的这种文明的进化也好，现代性进化也好（当然我不太愿意用个价值去判断它只说它的客观性），就是强调人的个体性，也就是精神层面来说是冷漠孤独。冷漠孤独的后果是什么？意味着我再也不关心别人。不管你是谁哪怕父母也不关心，什么都不关心。我只关心我的利益、我的生存和我的发展。

很多社会学学者，早期的大师们都已经提过，原来的社会连接，传统社会也好、乡土社会也好，已经让位于城市化、现代化的连接模式，简单讲它靠货币、靠金钱、靠规则。按照韦伯理论，这就是理性主义的一种结果。所以人与人之间也好，家庭之间也好，可能都会在这个维度上发生文化嬗变。城市化、大都市化带来客观的、资本性、匿名性、抑制性、孤独感、冷漠化的这些时代特征。所以现在中国也是完全一样的状态。

胡小武：总体上是这个趋势但程度上略有差异。因为中国人的连接太紧密了，这就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略有差异的一点。我们既有基层的社区组织，还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性组织，中国微观社会中有很多经纬交织的组织网络服务于人民，不至于像日本那样绝对性的孤独，但中国人可能会陷入一种相对孤独感。

胡小武：我们做社会学研究，经常会以个人生活史作为一种微观的个人生活，是作为一种去管窥宏观社会史的一个视角。作为个体也好、群体也好，外出务工也好，是简单讲都是流动人口。用一句俗套的话来说，都是为了讨生活。注定了忙碌、心力憔悴。每天支配你的是眼前的生活，亲缘、乡愁甚至父母，有时都顾及不上。哪怕有时候有一闪念想顾及，又会觉得也没多少特别需要顾及的，久而久之就会变成“选择性遗忘”的心态在里面。

胡小武：每天忙忙碌碌会影响人的心境，心境最终决定选择和行为。大多数人可能没那么频繁地跟远方亲人发生频繁的互动，哪怕有微信有视频也很难。庸碌的日常生活导致选择性断亲，是因为人们被动卷到心力交瘁，产生惰性。这不就是典型的城市社会带来的焦虑、忙碌、憔悴和懒吗？这不就精神内耗了吗？人累到自己都不想讲话了，跟父母、夫妻、好哥们之间拒绝沟通、懒于沟通。

胡小武：我是特别想表达一个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整个中国社会一直处在高速发展时期，哪天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讨生活，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悠闲生活时代”，爱、责任还有刚才讲的尊重，这些文明美德，才能陆陆续续建构起来。

胡小武：中国社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二胎三胎政策出来之后，会有更多年轻人成为父母的时候，可能有机缘唤醒亲缘关系。如果我们国家进入2035年中等发达阶段时，每个人不再卷得那么厉害，闲暇时间有了，好多东西都可以慢慢建构起来、链接起来，最终也慢慢会培育出一种新的社会生态。

胡小武：第一我确实是希望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定要还是要有家国意识，要有民族情怀，这是我不讲大话不讲空话的一句很朴实的话。第二个我确实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要有坚定的职业目标，也就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另外一个概念。第三个我也希望新一代的年轻人要摆脱消费主义幽灵的裹挟，做一个适度消费的朴实的人。

当每一个努力的朴实的人，汇聚出一个国家新的民族力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国家可能更有韧性，才会更有自信。浮夸不是国家真正的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有脊梁，那些先辈们基本上都属于这样的人。■

参考资料：

1、《青年断亲：何以发生？何去何从？》，胡小武，《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10月

2、《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阎云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

3、《乡土中国》，费孝通，2008年10月第1版

4、《梁庄十年》、《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梁鸿，2021年1月第1版

5、《自我决定的孤独》，[德]伊丽莎白·冯·塔登，2023年3月第1版

6、《中国人的德行》，[美]阿瑟·史密斯（明恩溥），2016年12月第1版

7、《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张宏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

8、《鲁豫对话梁鸿：写作是为了狠狠留住那些逝去的人和村落》，陈鲁豫岩中花述，2023年4月20日

9、《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李宗陶，新星出版社，2009年6月第二次印刷

10、《新周刊：飘一代》，2000年第12期，2000年6月15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