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金生 尹建东：中国哪来的“赞米亚”？——评《逃避统治的艺术》

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以下简称《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以所谓“国家效应”的视角，虚构了一个包括东南亚及中国西南高山地带在内的地域概念——“赞米亚”（Zomia）。作者认为，在历史上，许多人主动选择逃离国家统治，使这些高山地带成为“非国家空间”。这一研究的本质是抽离历史事实的极端建构主义，其中涉及中国西南边疆的内容多有曲解，有悖历史事实。

斯科特在有关“赞米亚”的论述中，将越南中部高地、印度东北部地区，以及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所有海拔300米以上地域，看作“跨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地理区域”，是为逃避国家统治而“精心设计”出来的“庇护所”。作者从他所持有的西方历史观出发看待中国西南边疆及其历史，对这个区域的内部族群、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中国与东南亚及南亚之间空间关系的表述都十分模糊和混乱。事实上，中国西南地区自秦汉以来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治理之下，华夏文明从未在这一区域式微或间断过。用凿空虚构的概念来框范这一区域，虽说“精心”，却是驴唇不对马嘴。

早在先秦时期，西南区域（巴蜀）就已属“九州”之列，战国时期“庄蹻入滇”增进了内地与西南边地的文化交流。秦开“五尺道”并“置吏”，将西南部分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版图。西汉在“西南夷”设置郡县，标志着中国的西南疆域已涵盖整个云贵高原。最近，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大量汉代封泥、简牍，并发现大型建筑、道路的基址。其中的行政、司法简牍内容与封泥相互印证，表明西汉已对云南边疆行使治权。

魏晋时期，以云贵高原为主体的中国西南疆域进一步拓展，其南部边界与交趾、掸国等藩属国相连。唐宋时期西南疆域的范围更广，包括南诏、大理控制的区域，其外缘已延伸到当时的骠国、浡泥、占城、安南等藩属国。明清时期，朝廷不断推进改土归流，中原移民数量激增，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原地区的融合大大加深。

纵观中国历史，西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不同时期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力度有所不同，但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始终是主题主线，并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巩固和加深。因此，所谓“赞米亚”纯粹是凿空虚构。斯科特的相关观点和论断，无视西南地区历史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部分，割裂了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历史联系。

《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充斥着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使“赞米亚”的概念建立在国家与高山地区对立的基础上。在斯科特看来，逃避统治是山地人群“精心设计”的行为。书中随处可见中央与边缘、谷地与山地、定耕与游耕、压迫与自由、文明与野蛮、统合与逃避等一系列结构化的二元对立表述，似乎山地环境下的一切都与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作者声称，“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群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组织都是为了逃避被统合到国家结构中而做出的策略性适应”，即所谓“逃避统治的艺术”。实际上，作者对中国西南边疆社会及区域族群生态作了简单化处理，完全没有充分的历史事实分析。

斯科特忽视了中央王朝的治理对西南地区山地人群流动造成的深刻影响。在特定历史时期，西南山区土著族群可能会因为生态或政治原因逃离王朝统治区域，但是西南地区并不存在绝缘于国家的“逃避区”。恰恰相反，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深入，先前关系疏离的各个区域逐渐被串连成一个集合体，并生成一个个区域政治中心，成为山地、坝区各类人群频繁交流和联系的重要平台。区域内部的文化交往也随之加强。这种转变不仅没有造成山地人群的大规模逃离，反而使其从边缘群体变为王朝的编户齐民。与此同时，中原移民的进入使西南地区得到较大程度开发。在社会动荡时期，流动、迁徙是山地人群的一种生存策略，但流动方向并不是单纯向外逃离，更多的是向内流动，形成从边缘到中心的向心式发展趋势，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向化”。

此外，西南地区的不同族群之间始终存在不可分割的关联。斯科特将“低地社会”（国家）与“山地社会”（“无国家”空间）截然两分、彼此对立，视二者之间为“刺激—反应”关系。然而，“山地”与“低地”族群之间的互补、共生关系却被斯科特忽视了。西南边疆族群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高地”与“低地”绝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二者存在着广泛且复杂的经济文化互动，包括贸易、赋税、通婚、宗教等。

不同族群的经济文化类型及其空间分布差异，成为彼此交往互动的基础。基于“生态区位”形成的山区（“高地”）与其周边坝区（“低地”）既联系又分隔的地域结构——“山坝结构”，成为西南地区族际交往互动的主要模式。该区域多个族群的互动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逃避”，而是在经济互补情境下，规避生计风险的策略。所谓“逃避国家”，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迁徙动力和历史现象”。

由此可见，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低地社会”与“山地社会”之间，并不是统治与被统治、控制与被控制的单向度关系，而是相互争夺、利用、交换、合作的关系。中央王朝的治理活动与区域多元文化共存，使西南地区政治与社会深入接触和交融，形成多元族群聚合的社会结构。

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无论是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史料的运用和基本史实的论述上，都存在很大问题。该书运用多学科尤其是人类学的理念方法，试图通过构建“赞米亚”的概念，解释“高地族群”“逃避”国家统治策略的合理性。然而，该书基于西方中心论的理论预设，构建国家与高山地区二元对立的论证结构，缺乏充分的经验材料支撑，受到学界广泛批评和质疑。另外，该书虽然采用演绎推理的论证方式，但存在将先入为主的观念带入研究，以部分替代甚至遮蔽整体的问题，出现主题先行、结论先于证据的现象，消解了演绎推理的有效性。

该书涉及中国西南边疆历史的内容，在史料和史实方面存在较多问题。虽然作者重视运用包括汉文文献在内的多种文献材料，但不少是经过加工处理的二手史料，大大影响了阐释的准确性；同时，在论证过程中出现大量有意或无意剪裁、忽略或选择性使用史料的问题。

书中提到的“南诏泰族王国说”，早已在学理上被证伪。然而斯科特为了论证“山地社会”是一种“国家效应”的论点，竟然罔顾历史事实，将“南诏泰族王国说”作为“傣泰族群面对中原王朝的扩张不断向西南或南方迁徙”的论据。关于缺乏文字历史记载的阿卡、苗、瑶等族群，斯科特不加分辨地将其口传的历史，即从原先的谷地逃到后来的山地，当作历史事实，用其论证山地人群大部分是为“逃避低地河谷地区国家建设计划而迁来”的论点。斯科特的论述，明显忽略了西南山地族群漫长且复杂的发展演化过程，并且把他们过分“同质化”，以满足其人口移动的“单向性”论断。

斯科特不仅在研究过程中存在资料选择的问题，在论述过程中还存在类推式想象多于史料实证的问题。作者在书中过度发挥他所谓的“国家效应”，强调国家的压迫是“赞米亚”形成的重要条件，将“高地族群”的历史进程描绘为一系列无政府主义的图景。问题在于，斯科特忽视了“高地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特别是中国西南边疆不同族群之间，以及边疆与内地之间从未间断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东南亚大陆》一书的编者丹吉尔斯评价斯科特的这本书时说道，“可惜史料运用方法上问题颇多，未脱假设的范畴”。还有批评者指出，该书将中国古代西南边疆族群塑造成“逃避国家统治”的“自由”之民，将古代中国的民族融合和西南边疆治理，视为一种“征服”和“压迫”，严重缺乏可靠的历史依据。

从长时段看，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应该是国家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互动共生的历史。不断的互动消融了区域之间的差异性，使得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结成一个牢不可分的整体。我们应当认真审视《逃避统治的艺术》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对该书作出必要的批判和反驳。

编辑：水 寿

校审：子 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