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12时31分
由全球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
执飞的东航MU9191航班
由上海飞抵北京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C919总设计师
中国商飞首席科学家吴光辉院士
也出现在首航乘客名单中
前排乘客中
他的白发格外醒目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们
从逐梦航天到载人深潜
从海事研究到国防建设
从躬身田间到科技兴农
从扎根基层到治病救人
他们在各个领域呕心沥血、艰苦钻研
点亮了时代的希望，无愧为国之脊梁！
C919总设计师也是首航乘客之一
C919大型客机，圆满完成首次商业飞行，全网撒花。标志着该机型正式进入民航市场。在国产大飞机C919的商业首航航班上，C919国产大飞机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光辉也是本次航班的乘客之一。
早在2018年，吴光辉院士曾表示，自己期待与同事们一起，早日以乘客身份乘坐C919国产大飞机。现如今，大飞机人迎来“圆梦之旅”。
1982年，吴光辉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一直从事飞机设计的相关工作。C919研制伊始，吴光辉带着十几名年轻人成立了飞行控制律联合攻关队，他亲自兼任队长，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0岁，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情况下，开展了长期攻关。
为了设计飞行员爱飞、旅客爱坐的好飞机，吴光辉决定学习飞行。从2013年开始，每逢节假日，已经50多岁的他会从上海赶到西安、襄阳，和年轻人一起参加飞行员培训。
当时，C919已经进入工程研制的关键时期，吴光辉变得更加繁忙，他只有想尽办法，挤出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飞行理论，参加飞行训练和考试。早上七点背个包，和年轻人一起站队，这段学习历程，成了吴光辉很温馨的回忆。57岁时，吴光辉如愿以偿，成功拿到了商用飞机的飞行执照。
谈起自己40余年的航空报国之路，吴光辉说：“我有幸从一名技术人员开始干起，从事过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设计工作，先后担任过四个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亲身见证和参与了祖国航空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深刻变革。”
除了问鼎苍穹，中国也向深海发出了挑战。
“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
我国首艘核潜艇
新中国成立后，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技术封锁，毛主席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口号。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中国从此进入核潜艇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3月4日，黄旭华与404艇合影
为了体现核潜艇研制中，坚韧不拔、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1988年4月29日，在当时，世界上有10艘潜艇，在试验或航行时可能会沉没的年代，中国工程院院士，核动力潜艇专家黄旭华不顾众人反对，坚持下艇，只为在第一线第一时间，采取第一手数据资料，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亲自参加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黄旭华为我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向着尖端深海科学领域发起冲刺
一次次刷新着“中国深度”
“我想设计它像一条鲸鱼，流线体型的，一个要它直航稳定，一个要它机动灵活……”很多年前，在风光秀丽的太湖山水间，“蛟龙号”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徐芑南在心中默默描画出“蛟龙号”最初的倩影，他的深海梦，从此启航。
作为总设计师，徐芑南不仅带领科技人员开展技术攻关，而且不顾年龄和身体的限制，坚持亲自验证自己的科研成果。2009年8月，“蛟龙号”第一次海试，徐芑南坚持和大家一同登上母船“向阳红9号”。他说，上船的时候，自己随身携带的花花绿绿的药品和氧气机、血压计等医疗器械装满了一个拉杆箱，“吃药就像吃饭一样”。即便如此，在两个多月的海试中，除了因病不得不上岸休息了10天，剩下的时间，他都和年轻人一样，坚守在船上。
2012年6月24日，“蛟龙号”7000米海试成功，在世界载人深潜榜上刻下了“中国印记”。“蛟龙号”潜航员与“天宫一号”航天员成功对话，海天同庆，举国欢腾。
“蛟龙号”十年研制过程中，徐芑南带领团队破解了载人潜水器整体抗压、坐底方法、下潜上浮流程、应急技术等一个个关键难点，不断刷新中国人在大洋上的深潜新纪录，被科技部领导称之为“国家的宝贝”。
中国科技工作者不仅能够“上天入海”，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更是做出了不平凡的丰功伟绩。
仰望星空，逐梦“天眼”
哪个国家率先拥有了高质量的天文望远镜，就具备了获得高水平成果的基础条件，而且能由此带动一支科研队伍的发展。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在日本召开会议，提出要在地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望远镜，接收更多的来自宇宙的信息。中国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南仁东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向中国科学院提出：要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我国不能再错过这次机会。
荷兰友人劝南仁东：“一个连汽车发动机都不会造的国家，怎么能造出‘大射电’？”
为了寻找适合建造望远镜的地点，南仁东化身“徐霞客”，带着团队不辞劳苦徒步进入贵州深林，考察当地地形地貌。
野外选址充满着危险。有一次，南仁东下大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因为路滑，南仁东从山上滚了下来，幸亏有两棵树挡住才免于跌入洼底。后来，他发现脚上的鞋竟然裂开了一道5厘米长的口子。其他人看得目瞪口呆，吓出一身冷汗，可是他却一笑而过。
经过南仁东及团队的不懈努力，使得FAST项目终于在2008年底奠基。在奠基石上，镌刻着他亲拟的对联：“北筑鸟巢迎圣火，南修窝凼落星辰”。
在“天眼”竣工仪式上，播放了一段历时二十余年的工程宣传片。大家注意到，南仁东头上的青丝，逐渐变成了白发。无论是同事还是学生，都说南仁东20多年只做了一件事——让FAST项目落地。正是他带领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将梦想变成了现实。
为了纪念南仁东的贡献，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宣布，将国际永久编号为79694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南仁东星”。
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看到有人饿倒在路边、田埂边和桥底下，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被这些景象深深刺痛，立志用农业科学战胜饥饿，于是，他转而从事国家最需要的水稻育种工作，立誓要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我如果不在家，就一定在试验田，如果不在试验田，就一定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最真实的生活。他一年300多天泡在田间地头，有人说他种不出巨型水稻，他却将稻子养得比人还高。
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养活6000多万人，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
2022年12月5日凌晨3点，随神舟十四号返回的第三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其中包括中国空间站里的水稻结出的种子，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太空水稻结出了种子。
他的梦想是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为此，他奋斗了一辈子。
玉米种子就是我的生命
河南省鹤壁市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研究员程相文说：“玉米就是我的生命，一天也不离玉米。”1963年7月，他从河南省中牟农业专科学校毕业，来到浚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工作。此时的粮食产量很低，每顿都能填饱肚子成了人们的奢望。
在北方，一年只能种一季玉米。如果拿到海南岛，播种育种时间比在北方提前一年，这样农民年年都可以种上新繁育的玉米良种。于是，程相文主动请缨到海南岛加代繁育玉米种子。从此，他有55个春节都是在海南的试验田里度过的。
程相文坚信，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品种可以造福一个民族。他先后选育出39个玉米新品种，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的达14个。
育种半个世纪，他不停地如此往返，走过的路程绕地球7圈还多。而育种时，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烙上几张油饼，带着赶往8里路之外的育种基地。到了中午，油饼、白开水就是午餐。为了节省开支，他专门买了一台缝纫机，自己缝制玉米授粉用的袋子。
如今，“浚单”系列玉米品种已推广到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内蒙古等十多个省区，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加社会经济效益270多亿元。“浚单20”突破了高产、优质、抗逆有效结合的技术瓶颈，多次创造15亩、百亩和万亩连片夏玉米同面积高产纪录，种植面积一度达到全国第二，获2011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科技工作者们不仅让我们填饱了肚子，更让我们摆脱了病魔。
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
获得的最高奖项
疟疾是全世界最严重的传染疾病之一，从谈“疟”色变到实现无疟疾，中国的消除疟疾之路，离不开青蒿素，以及它的发现者屠呦呦。
上世纪六十年代，恶性疟疾横行。1969年，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急受命，带领科研团队整理典籍、走访名医，对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反复摸索，第191次实验才获得成功，屠呦呦和团队终于研制出青蒿素。
自20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青蒿素类抗疟药，成为疟疾肆虐地区的救命药，据世卫组织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世界已经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2015年，屠呦呦凭借“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提出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疗法”，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60多年来，屠呦呦从未停止中医药研究实践，青蒿素、双氢青蒿素、复方蒿甲醚、双氢青蒿素哌喹片……她曾说：“祖国需要我，我义无反顾！”
2020年，我国实现消除疟疾目标。2021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获得无疟疾认证，中国疟疾感染病例，由1940年代的3000万减少至0，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生命是美丽的，中国的环境更是美丽的。为保护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的科技工作者足迹遍布中国，为美丽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满足大家对蓝天的渴望
20世纪80年代，我国曾是世界三大重酸雨区之一，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给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1984年，在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郝吉明毅然放弃了留美工作的机会，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美国学成回清华任教的博士。
彼时，国内面临的主要是煤烟型污染问题，煤燃烧释放二氧化硫形成酸雨，严重的酸性降雨给我国各地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也成了团队瞄准的第一个重大课题。
郝吉明院士（中）参加北极汞污染考察。
力量源于责任，郝吉明1985年起带领团队，先后对西南、华南和东部地区的酸雨开展控制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国际领先的硫-氮-盐基三维临界负荷理论，该理论成为确定我国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控制目标的关键科学依据；主持编制的《燃煤二氧化硫排放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为175个地市和全国主要大气污染物减排规划提供了技术方法……
在作为首席科学家完成的《新时期国家环境保护研究》中，郝吉明提出了我国中长期大气污染防治的目标和技术路线图，推动了我国大气污染治理从总量控制到质量控制的历史性转变。
郝吉明说，他和团队最大的心愿就是“蓝天常在”：“压力和挑战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唯一指引我前行的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
以戈壁为友，建功无人区
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库厂址的全国筛选工作正式启动。而后，以徐国庆为代表的第一代北山人，为了这一关乎核工业可持续性发展重要课题，在北山搭下了第一顶帐篷。从此，这片荒漠上就多出了一支“科研游牧民族”，到了陈亮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北山工作者了。
2006年10月，陈亮于同济大学研究生毕业，获得法国全额博士奖学金资助，赴法国里尔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主要从事高放废物处置研究。
2011年1月，陈亮收到了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聘用通知，此时距他入职法国南特中央理工大学副教授仅4个月。“归属感”面前，陈亮拒绝了一切“可能性”，“回国无须条件作为交换，如果给自己留了退路，就老想着那条退路，既然决定了要回国，就没想过再回去。”
在这里，对质量和效率的追求达到了极致。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群“80后”“90后”科研工作者在白天爆破、夜晚试验的高压节奏中完成了工程建设和10余项大型现场试验研究，提出了地下实验室建设安全技术体系。再次想起北山坑探设施项目工程最终通过验收的那天，“现场试验的数据质量和成果都超出了预期”。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陈亮带领团队以苦为乐、攻坚克难，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了工程建设和 10 余项大型现场试验研究，提出了地下实验室建设安全技术体系，为我国“十三五”重大工程——高放废物处置地下实验室建设方案制定提供了关键支撑。
面对高温酷暑、风沙肆虐的恶劣自然环境以及长期与亲人分离的情感压力，陈亮反而时常觉得幸运。“与志同道合的人，沿着伟大的目标奔跑，能学以致用为国家作贡献，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说
“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年人才
是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
也是科技发展希望之所在”
让我们向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
开拓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超越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青年科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