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俊杰 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教授
本文整理自新经济学家智库企业ESG研讨会发言，经本人确认。研讨主题为“企业ESG漂绿界定及其应对方法”。以下为全文：
（张俊杰教授 源会议视频截图）
「漂绿正大量发生」
关于漂绿这个现象，应该是现在ESG最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是两类机构在漂绿。
一个是企业漂绿，我们归纳之后大概有5类企业漂绿行为。
第一个是缺乏第三方认证，比如说H&M声称它的有意识收藏”（Conscious Collection）服装，是由有机棉和再生聚酯等可持续材料生产的，实际出来并不符合，所以它就被挪威的监管机构给处罚了。第二个是夸大宣传，美国庄臣公司，声称它的塑料瓶是海洋塑料回收制成，实际上它确实是塑料制成的，但是它是由陆地塑料制成的，所以这个也被监管机构给处罚了。第三个是采用误导性语言，道达尔能源它称它的产品是气候中和的，因为它是通过印度和秘鲁的抵消项目进行补偿排放，实际上误导了消费者。第四个是公然欺骗，公然欺骗相对比较罕见，但是大众汽车集团的柴油门事件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公然欺骗的案例。第五个是选择性披露，应该说是最常见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ESG报告多多少少都存在选择性披露的问题，因为案例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另一个就是金融机构的漂绿，金融机构尤其是资管机构，存在着大量的漂绿行为，经济学人在2021年统计了全球最大的20支ESG基金，发现每家ESG基金平均持有大概17家的化石燃料公司的股票，并且投资赌博、酒类、烟草行业，那么这就违反了ESG的定义。去年集中爆出三个金融机构的漂绿并被监管机构处罚的案例，梅隆银行、高盛资管和德意志银行的资管子公司DWS，我想大家在新闻上已经看见了，这三家资管公司做出的这些漂绿的行为，应该说是违背了他们对投资人的关于ESG的承诺，违反了他们的诚信义务的原则，因此监管机构对此进行了处罚。
「企业环境绩效差，却积极宣传环境绩效是漂绿」
如何定义漂绿，我想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一个维度是环境绩效的好与坏，另外一个是对环境绩效的宣传，有积极宣传和不宣传。有一些绿色企业，它非常善于宣传，这个没有问题。比如说巴塔哥尼亚，通常认为这是一家绿色的公司，巴塔哥尼亚也非常大声地宣传他们绿色的主张。
比较有问题就是环境绩效比较差的公司，反而在积极宣传，这些就是漂绿的企业。还有比较沉默的企业，通常污染企业会比较沉默，沉默的污染企业和沉默的绿色企业，这两类企业也是存在的。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环境绩效比较差，但是又在积极宣传的企业，那么这符合我们漂绿企业的定义。
对于漂绿，各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定义。但在基本上的共识上，漂绿一个比较普遍的定义是，把绿色作为公司的一种公关策略，它本身不那么绿，但是通过宣传使消费者或者投资人认为这个公司在做绿色的事情，在这个环境战略、目标、动机和行动方面，传播虚假或者欺骗性的信息，对投资人和消费者进行误导。
「企业漂绿的驱动力」
从正面来说，漂绿体现的是是消费者对绿色产品愿意支付溢价，投资人对绿色的投资品也更愿意进行投入。
为什么企业进行漂绿？有内外两种因素。
当监管部门通过环境社会与治理的监管，对企业造成了压力；来自于非政府组织、社交媒体宣传的进步，让这些企业认识到绿色或者说对ESG关注是一件好事情，能够给他们带来回报的。
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企业所处的行业、规模和盈利能力，承受的业绩压力，他们不愿意在 ESG方面做真实的投入，或者出于成本的考虑，或者说是由于短期没办法实现，却又要展现自己在 ESG上面的关注程度，因此对自己的绿色的行为和绩效作出了虚假的宣传，这是企业进行漂绿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漂绿，会降低企业的财务绩效」
漂绿有非常糟糕的影响。这也是从去年开始，全世界各国监管机构对漂绿行为进行严打的一个原因，漂绿的行为会让大家对企业所提出的社会责任主张产生怀疑，会丧失对企业的信任感。
漂绿对企业也有影响。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企业的ESG绩效跟财务绩效可能会存在正相关关系，当然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但是发现正相关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
但是如果说企业漂绿的话，可以看到其实企业的漂绿行为反而会降低它的财务绩效。
因为漂绿展现出来，企业在治理方面有问题，企业的行为有问题。当企业花费更多的精力来希望让消费者来相信他们绿色主张，反而会降低这些企业的可信度，可能会对企业产品造成更加负面的评价。这些漂绿的企业被发现以后，应该说它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如何治理漂绿」
怎么解决漂绿，主要是有三个机制来解决。第一个是政府监管与法规，我们大量文献发现监管可以遏制漂绿行为；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增加漂绿的成本，因为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第二个是社会监督机制，我们现在有很多漂绿行为是通过公众和民间社会组织，用社交媒体的手段来打击企业的漂绿行为。
第三个就是第三方认证，我们现在有很多第三方认证的公司，比如生态标签跟第三方认证、罚款相结合，能够让这个行业竞争更加公平，降低漂绿行为的发生。
「绿色金融产品成色不足」
各国监管机构在漂绿方面，现在开始慢慢地在严格监管，也提出了一些标准。
中国向来对漂绿问题不是特别重视，所以我们现在绿色金融市场上面漂绿现象极其严重。现在金融监管部门，他们也不相信现在金融机构报上的绿色金融数据，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来核实究竟有多少产品是绿色的，因此采用了一刀切的方式，通过打折的方式，机构报上来我给你打个折。
这就说明我们现在虽然定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和《绿色债券资质目录》，但由于对绿色金融产品的监管力度非常弱，所以导致了我们的绿色金融产品量非常大，但是实际上它绿色的程度，或者说它的层次，应该说是非常低的。无论是绿色债券，绿色贷款，还是我们大量的包括ESG的基金，我们研究下来这个情况太普遍，所以就不一一分析了。
对于漂绿的监管，最终还是要信批的支持。从2021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和生态环境部都发布了相关的信息披露指南。但因为我们ESG的信息披露还不是强制披露，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披露的形式、内容、数据、信息都不一而足，各个企业选择性披露的情况极其严重。
因此总的来说，中国绿色金融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说绿色金融做多做少的问题，而是绿的成色的问题。
成色不足现在是最大的问题。这对我们的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为这些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他们对投资人是有责任的，对于财务上面造假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在非财务信息上造假也会承担同样的责任，只不过是现在我们监管比较松，并不代表未来会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全球正在收紧对漂绿的监管」
国际上对漂绿的监管在收紧。2021年，欧盟的《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正式生效，开始规范对信息披露的要求，这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震动，非财务指标不能再自己说了就算了。而欧盟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的出台，表明欧盟对漂绿慢慢的打击会慢慢增加。
还有就是第三方认证的问题，第三方认证很重要。欧盟《绿色声明》草案，就规定，企业提出天然、气候中性、可回收成分，这些宣传必须要进行认证，不能自说自话。
美国出台的《环境营销声明使用制》，也对于企业欺骗性的环境营销的声明作出规定，像可回收、可降解、有机、可持续这种非常虚的说法，必须要有一个实在的证明。
我想在全世界现在是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让绿色的成色能够更足。
「ESG能够给企业，带来真实的好处」
企业能否通过ESG实现营收是我们经济学研究ESG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目前基本上有三个因素推动企业来做ESG，第一个是监管的要求，第二个是理念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利益的驱动。
对于监管，全世界一直会非常有争议，我觉得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在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即监管层面究竟要不要出台ESG的强制披露的条款，造成争议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争论，更重要的是做ESG究竟能不能给股东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究竟是不是一个纯成本的支出，还是能带来回报，这个是现在目前最大的争议。
以目前现有的经验证据来说，大概有50%的证据表明，ESG跟企业的财务回报是正相关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半左右是不明显或者甚至是负相关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这种正相关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上升，就是正相关的可能性在上升。
最近美国参众两院在听证，听证的原因其实是讨论ESG的事情变成了保卫自由市场的事情。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之前的我们讲的市场经济，或者在美国他们叫资本主义，它是股东资本主义。企业它是为股东的利益服务的，那么现在我们做ESG，其实是从shareholder变成了stateholder，也就是说从股东的利益变成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个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转变，这是市场经济理念的重大转变。
那我们就需要证明，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服务，究竟是不是能够给企业带来好处，是不是一个纯的成本支出。
为什么说现在关于正相关的经验证据在增长呢，应该是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绿色消费者的出现，他们愿意支付绿色溢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大量的漂绿的企业存在，就是因为他们想取悦这些绿色的消费者。有越来越多的数据来表明，这种绿色产品的溢价这是存在的。
第二个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千禧年一代的投资者，外资资管机构，尤其是来自于欧盟的投资者，他们愿意在财务回报和非财务回报之间做出一个权衡。因此现在为什么大量的资管机构要做漂绿？是因为投资者他愿意牺牲一定的财务回报来做ESG。那么对资管机构来说，他们希望能够忠实地代表投资人的利益。所以从这个来说，它并不是完全是一个成本，而是投资人就愿意投向这个领域，并且在很多领域的投资，它的财务绩效未必是劣于市场表现的。ESG投资理念的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主题投资策略。从2020年宣布双碳目标以来，这个信号被资本市场给准确地把握住，可以看到现在市场上的主流的跟气候变化有关的指数，实际上是有超额的收益的。
第三个从监管者的角度来说，企业讨厌监管，其实监管部门也讨厌监管，因为出台监管法律花的时间很长，监管成本很高，所以这个也是希望能够通过企业的自愿行动，像ESG基本上是基于自愿的行动，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企业自愿去做了，就不需要来出台管制政策，造成监管者和企业之间的紧张关系，能够降低成本。
所以，无论是从消费者、投资者和监管者的角度来说，目前做ESG是能够给企业带来真实的好处的，它并不完全是一个成本的负担。
「贸易冲突要求我们避免漂绿」
两周前，我在挪威奥斯陆组织了一次中美气候的交流活动，对中美两边现在的气候产业政策，气候投融资政策进行一个对标。
有一点可以发现，在全球低碳转型的背景下，气候政策实质已经变成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所以贸易战会增加的。
从美国的三大气候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以及《芯片与科学法案》来说，里面塞了大量的条款，是产业政策条款和贸易保护的条款。
从2011年美国针对中国的清洁产品的双反开始，201条款，301条款，到现在的反规避调查，应该说未来会更加的紧张，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趋势。欧盟也是通过这种政策的对标，希望能够找平企业的竞争的基础，但是这个贸易政策实质上对我们气候转型是造成了重大的威胁。
因为现在我们一方面是希望低碳技术的快速、低成本的部署，另一方面各国也希望能够把低碳制造业留在自己的本国，再不济留在自己的朋友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会越来越多地面临着这种冲突，与美国的贸易的冲突，反规避的冲突，未来与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冲突。所以就回到我们ESG的漂绿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明面上的冲突无论是环境问题，劳工问题，都是放在ESG的框架里面，这就需要我们披露的这些信息，无论是碳排放信息和我们涉及的社会的治理的信息是需要可得、可靠、可比的，在国际上是有可信度的。
这就是回到最初的问题，其实ESG数据的造假是非常的广阔，非常惊人的。我们的碳排放企业的信息披露是由咨询机构和第三方核查机构教的，就造成了我们的数据大量的不可靠、不可信。我想最好的解决办法，其实就是公开透明，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在环境气候变化信息、ESG信息推进披露的过程中，我想慢慢地会变好。
「避免漂绿，需要第三方机构进行理念倡导」
我们讲的ESG，我的理解是在底线之上的。ESG做的是自愿性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法律没有规定，我企业愿意比现在的法律的底线，我愿意更做的更多的事情，所以ESG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思潮的引领。一旦把ESG所有指标固化成法律的话，那么就它又成为我们新的底线。
所以漂绿指引我想第一个从交易所的层面来进行披露的指引，这个是合适的。第二个从第三方机构和社会组织来进行这种理念的倡导和引领，这个是合适的。当然法律的层面，我想这个是ESG的基石，是每一家这个企业都必须要做到的。
「向上游能源征收碳税，效果好于碳市场」
我们最近刚好写了一个给金融监管部门有关于碳市场的一个报告，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碳市场研究，我可能是全国最早的做碳市场研究的，因为做了20多年了，其实我是支持碳税的，我不支持碳市场。原因很简单，有几点原因。
第一点，碳税的价格信号它是稳定的，对于企业来说，它并不讨厌碳价高或低对企业的影响，对整体来说影响没这么大，但是企业更讨厌的就是不确定性，对他们未来的投资造成了重大的干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碳市场它的减排量，或者它的排放量是确定的，但是它的价格信号是波动的，这个对企业是不利于它的决策。
第二点，对于碳市场来说，我们新造了一套机构，并且这套机构现在做的并不好，有各种其他乱七八糟的因素在里面，不是一个纯市场的机构。而碳税在中国已经有了非常好的环境税的制度，碳税其实在环境税的体系里面略加修改就可以用了，有极其高的法律的授权。但对于我们碳市场来说，现在什么上位法都没有，所以碳市场现在要进行执法，面临着无法可依的情况。我们的碳市场的立法是极其滞后的，没有法律的。所以现在碳市场很多乱象，但是碳税就不一样，已经有法律。
第三点，碳税的成本更低，因为我们碳排放主要还是在化石燃料的上游，所以我们收碳税，只要把煤炭一挖出来就收碳税，天然气和石油一开采就收碳税，这个事儿就完了。用不着到末端要去进行确权、定价、交易，不需要这些环节，这些环节就会造成重大的行政与市场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