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的鬼：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

志怪故事、驱鬼之术、鬼神信仰、鬼与阴间……中国古代有一个鬼的世界，它在广被接受的文化话语体系或宏大叙事中并不明显。然而，这个阴暗的鬼世界一直是中国过往的一部分。想要完整认识中国，洞察历史与人心，就不能不了解鬼。

有关生命的一些最重要的信息和最深刻的反思，是通过鬼的作用来完成的。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蒲慕州新作《早期中国的鬼》一书，从多角度追溯从远古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存在的鬼观念。鬼虽然是一种想象的存在，但如果没有它们，世界就不完整。

文 ／ 蒲慕州

汉朝官方宗教仪式的目标之一是确保皇帝的个人福祉。然而，如果没有各种可能已被纳入官方宗教仪式的鬼与灵的额外帮助，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官方宗教仪式已经建立之后，朝廷里为应付皇帝及其随从更多的私人需要，也还同时祭祀鬼与灵。秦始皇因为热衷于寻找不老仙丹和东海仙岛而为世人所熟知。

深得秦始皇信任的方士卢生主张，若要让仙人降临，就需要驱除恶鬼。因此，方士们转身一变成为驱鬼专家。结果，对鬼的信仰与寻求永生变得密不可分。不用说，秦始皇最终没有求得任何仙丹妙药。

求仙的念头一直传到汉代，据传汉文帝有段时间被一位名叫新垣平的方士迷住了，这位方士自称能观察神界，预知未来。新垣平最终被证明是一个骗子，并被皇帝正式处决。尽管有这些不成功的先例，汉武帝还是以沉迷法术和相信鬼的存在而闻名。例如，在汉武帝最宠幸妃子之一的王夫人死后，皇帝请方士少翁召唤王夫人的鬼魂，并确信他在夜里帐幕上看到的远远的人影确实是她的鬼魂。在征服南越国后，武帝据报得知南越人信鬼，而且他们的拜鬼仪式很有成效。东方小国东瓯的前任国王，据说因为拜鬼而活到了一百六十岁。汉武帝立即命越巫在都城设立南越式的宗教仪式。

“鬼神”作为一个复合词，通常用来指代一般的灵，而鬼和神这两个词可以互换使用。于是长陵的一个女鬼，原来是一个死于难产的普通妇人，附在她的嫂子身上，或许是展示了一些神迹，因为其强大的力量而被汉代百姓尊为“神君”。

据说，汉武帝的外祖母平原君也拜她，所以这也就是她的子孙，包括汉武帝本人，都成了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的原因。汉武帝登基后，将丰厚的礼物赠予这位“神君”的神龛，而且据说人们可以听到她的声音，但却不能亲眼看到她。我们在上一章遇到的周宣王时将军杜伯的鬼魂复仇故事，显然在历史上非常有名，杜伯在汉代甚至有了属于他的祠祀。

《史记》称它的宗教信仰为“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这里用神来形容鬼的超自然法力。有趣的是，“最小鬼”被视为一个神，或者有神通。鬼神一词的这种使用方式证实了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观察到的前帝国情况，即鬼和神被认为属于同一类别的存在。

《史记》中的《秦本纪》，有一则趣闻：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在这样的因果关系下提起鬼，说明令鬼办人事的思想是普遍的想法。由余的话显然并不是意味着人真的可以命令鬼来为人效力。但是，这种想当然耳的表达方式，说明这个想法在他那个时代——或者准确地说，在司马迁的那个时代——的语言中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另一个故事。当汉武帝的舅舅田蚡病重时，被人看到精神饱受折磨且痛苦地嚎叫。有人怀疑他被鬼缠住了。一个能看见鬼魂的巫者被召来，他说确实看到有两个人的鬼魂就在他的床边，想要杀死他。这两个人是魏其和灌夫，两个因朝廷政治权力斗争而被田蚡早些时候处决的高官。田蚡最终死了。现在可以在这里做出一些观察。

首先，故事的出现很可能是为了对田蚡这个人物做出间接的道德判断，因为司马迁将他描绘成一个狡猾且善于操弄权谋的人，应该为杀死魏其和灌夫这两位殚精竭虑服务朝廷的好官而负责。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这个鬼故事是不是真的，司马迁将这次鬼袭击的事件写入田蚡的传记中，就是为了证明他的罪有应得。其次，为了让故事更有说服力，司马迁应该不会不使用当时人们普遍心态中会觉得至少有些可信度的元素。按照这个逻辑，冤鬼报仇正是人们普遍心态中能够接受的想法，就好像由余所说的那样，鬼可以为人驱使而工作。

田蚡与鬼的故事显然是家喻户晓，甚至比司马迁晚几乎两百年的王充（约27—97）也在他谈论鬼的论述中引用了这则故事。在他的统治即将结束时，汉武帝沉迷于信仰鬼神，最终导致了一场几乎推翻整个王朝的灾难性事件。公元前92年，当武帝出京城前往皇家行宫甘泉宫时，长安发生了一起巫术事件。这基本上是卫太子与宫廷其他派系之间争夺皇帝恩宠的一串连续权力斗争的结果。这一事件的起因是皇上宠臣江充发起对皇太子的控诉，指控他施展巫术和召唤鬼来伤害皇帝。

由于江充曾经得罪太子，生怕太子报复。他利用早先发生在长安的有关巫术谣言的机会，设计在皇宫内挖掘出木偶人，来作为谋害皇帝的巫术证据。皇太子措手不及，也无法及时与当时不在都城的皇帝沟通，为了自保，遂将江充处死，仓促举兵与禁卫军发生冲突。这场事件以皇太子自杀和数千人死亡而告终。尽管武帝的个人信仰和衰弱的精神状态可能是事件的直接原因，但正如后世常评论的那样，当时整个社会弥漫着信仰鬼、巫术和驱鬼的氛围，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类事件的爆发。

上述例子表明，对鬼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政朝堂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这不能被视为仅是反映了执政阶层的文化，因为有证据表明，特定宗教仪式的思想往往是从社会底层向上传递到朝廷的。长陵的“神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而受雇于朝廷的越巫是另外一个例子。这种鬼文化认识到，某些鬼可以通过造成痛苦或疾病，或是提供长寿的秘密来影响一个人。此外，这种影响基本上仅限于个人层面，因为确保国家福祉的责任更多是国家宗教仪式所崇拜的那些高等神祇。

检视对人外力量的信仰的证据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都和与鬼打交道有密切的关系。西汉时期写成的《盐铁论》指出了当时巫术盛行的问题：“是以街巷有巫，闾里有祝。”即便作者可能夸大其词，也没有相反的证据可以反驳巫师（巫）和咒语者（祝）的广泛活动，因为他们无疑专门从事与疾病、死亡、婚嫁、分娩等领域以及各种日常活动中的鬼与灵打交道。在武帝末年的巫蛊事件中，如上所述，“夜祠，视鬼”的指控与巫蛊活动有关。

当然，我们没有确切的方法来估量社会中鬼信仰的实际流行程度，正如我们同样也没有确定的方法来估计巫在国内的传播程度，不过这不一定会阻碍我们对汉代的宗教生活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根据现有的文献证据，特别是《汉书·地理志》的全国十三个地理区域中，在秦、汉、齐、楚、吴和越等多个前帝国地区，都发现有明显的巫者活动。其余七区，除孔子故乡鲁地外，也有巫者活动的痕迹，它们其中不少都可溯源自前帝国时期。由于巫者存在的前提是社会有驱逐恶灵和祭祀鬼神的需要，我们有理由假设这些有关巫者的证据坐实了我们的推测，即人们普遍认为鬼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

尽管汉代的官吏/文人在遏制民间宗教仪式方面经常站在政府一边，但他们与地方宗教仪式的关系看起来却是有些暧昩。一方面，废除不属于政府管辖范围的“淫祠”是帝国的政策。正如许多故事所提到的，汉朝官员经常与当地的宗教仪式进行斗争，并试图废除“迷信”。

但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来看，官员们并不完全反对地方宗教仪式。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禁止一个地方宗教仪式可能会给负责该宗教仪式的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普通信徒带来巨大的心理损失。

对《后汉书》中方士地理渊源的考察告诉我们，他们来自汉地各处，西至巴、蜀，东至琅琊，北至上党，东南达会稽、丹阳。这些能与鬼打交道、能进行各种驱鬼的特异人才分布如此之广，再次印证了鬼信仰和驱鬼的需要在全国是个普遍现象。

丧葬习俗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对鬼的信仰。我们在《日书》中提到驱鬼文书是对于鬼和灵流行信仰的见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鬼袭击的关注充斥在整部《日书》之中。这种在坟墓中随葬诸如《日书》之类的文书的习俗表明，人们在生活中对劾鬼有用的东西也被认为对阴间的死者有益。《汉书·艺文志》中提到了皇家图书馆收藏有许多驱鬼文本，也间接证实了《日书》的存在和广泛流传。此外，葬礼期间必须完成驱鬼仪式。这不仅在《仪礼》和《左传》等经典中有所提及，而且在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证实。在东汉墓葬中发现的一份仪式文本包含了以下这段对抗恶鬼的符咒：

乙巳日死者，鬼名为天光，天帝神师，已知汝名。疾去三千里。汝不即去，南山给□, 令来食汝。急如律令。

这段文字表明，人们相信有天帝和仙班组成的神界官僚机构。与人世间的朝廷类似，掌权者可以颁布法令，将不受欢迎的成员，即鬼魂，驱逐到遥远的地方。但是请注意，上引文献中提到的鬼实际上是死者本人，而咒文的内容是为了让死者远离生人。因此，这段文字也至少从某种角度见证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关系，用孔子的名言“敬鬼神而远之”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鬼通常都对人怀有敌意，而人们对它们的态度不是和解就是敌对。对于向往富贵长寿的人来说，与鬼打交道不可避免：任何人对理想人生或来生的愿望，都离不开和鬼或灵把账算清楚。人的愿望只有在鬼被安抚之后才能实现。

因此，不论在国家级仪式中对伟大的天地力量展现出多少的崇敬，当人们必须解决眼前的问题时，这些伟大的力量都被置于日常生活的脉络之外。记载于《史记·封禅书》或《汉书·郊祀志》的官方信仰仪式和帝国礼制，虽然在都城及全国各地实践，同时也被同样从宫廷传播到农村的由各种宗教仪式和习俗所代表的鬼信仰加以补充，甚至被盖过风头而黯然失色。

蒲慕州 著

黄咨玄 译

新星出版社

2023年5月

中国古代有一个鬼的世界，它在广被接受的文化话语体系或宏大叙事中并不明显。然而，这个阴暗的鬼世界一直是中国过往的一部分。想要完整认识中国，洞察历史与人心，就不能不了解鬼。

在早期中国，人们认为鬼是从哪里来的？它们长什么样？人们如何认知和对待鬼，如何想象它们与生人的关系？鬼在信仰体系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文学、艺术，并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是什么让鬼变得可怕？是什么让它们充满恶意？又是什么让它们也很脆弱？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以温和的方式谈论鬼，以及为什么？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蒲慕州，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宗教、历史、社会理论、心理认知等多角度，追溯了从远古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存在的鬼观念；并将中国的鬼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鬼进行比较，揭示每种文化的个体特征。

 编辑 | 珠   兰

主编 | 刘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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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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