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士坦丁堡陷落570年纪念日的前后，阅读了一些著作与史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时的拜占庭人并没有非常厌恶奥斯曼土耳其，相反，不少人宁愿被真正的异教徒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着，也不愿意被西欧人掌控。
一些末代王朝的历史学家在书写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的时候，不吝用大量的笔墨赞美征服他们的对手。甚至发出如下言论：奥斯曼土耳其人才是上帝派来拯救我们的，希腊人的堕落与腐化，已不配成为上帝的子民，静待末日审判才是我们的归宿。
这与固有认知实在大相径庭。仔细研读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拜占庭史书对征服者的记载之后，认知误区应该被打破：总认为后起的游牧民族征服千年东罗马，是野蛮战胜文明，靠的就是军事胜利与杀戮
实际上，奥斯曼土耳其这股新鲜力量，经过几个世纪的苦心经营，他们才是文明与先进的那一方，无论我们的情感色彩是怎样，必须承认一点：奥斯曼土耳其人最终可以攻下君士坦丁堡，是几个世纪苦心经营的全面胜利。
游牧民族的吃苦耐劳与好战，自然是奥斯曼人天生的优势。当时的历史学家记载：6000名加齐（伊斯兰教中的圣战士）行军途中发出的声响，比100名基督徒战士还小。
奥斯曼人可以最终取得胜利，远不止军事上的优势。引发十字军东征的塞尔柱人可以取得一时的胜利，随后还是逐渐衰退下去，同一时期尚为突厥诸部中小部落的奥斯曼人，却能够在几个世纪内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世界帝国，胜在他们恰当的战略决策与包容性。
这个事实可能会让人惊讶，但结果就是如此。在11-12世纪，深入拜占庭帝国腹地安纳托利亚的时候，奥斯曼人便开始学习拜占庭的相关政治制度与法律条款，同时兼收并蓄波斯等东方国家的管理模式，在向强大的对手学习的过程中，完成了部落到国家雏形的建制。
奥斯曼人在扩张的过程中，对待各民族都相对包容，兼收并蓄。斯拉夫人、佩臣涅格人等与拜占庭交手的游牧民族也好，波斯、亚美尼亚等多血统的民族也好，皆以伊斯兰教信仰作为纽带，将不同血统的人们连结在一起。
对待异教徒的问题上，奥斯曼土耳其人比当时的拜占庭和西欧人都要包容得多。每攻下一地，如果基督徒愿意改宗伊斯兰教，则可以平等地成为苏丹的臣民，如果不愿意，再交纳一部分赎金之后，依旧可以保持原有的信仰，在苏丹统治的地区生活。
面对拜占庭末代王朝的苛捐杂税和雇佣兵横行肆虐，不少拜占庭统治下的人，自愿改宗，投入苏丹门下，或者保持原来的信仰，自愿纳税成为苏丹臣民。因为这些赎金与末代王朝的盘剥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即使是沦为战俘奴隶的基督徒，奥斯曼苏丹也不会将其当成牛马来看待。而是会挑选年轻力壮者，根据奴隶兵的传统，一起编入苏丹禁卫军，名为“耶尼切里”，跟着苏丹南征北战，分得大量的战利品。异教徒俘虏，很多还成了苏丹最坚实的左膀右臂。
而此时的拜占庭，领土面积大幅度缩水，皇室内战不断，有爷爷和孙子兵戎相见的，“安德洛尼库斯祖孙之战”，还有摄政王岳丈与女婿之间为争夺正统皇位的“两约翰之战”。
拜占庭摄政王约翰.坎塔库泽努斯为了取得胜利，将自己的另一个女儿嫁入奥斯曼，与时任苏丹奥尔汗成为亲家。奥尔汗率领奥斯曼军队深入拜占庭内部参与皇室内战，同时狮子大开口，获取了不少港口与帝国的土地。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拜占庭的领土上定居，这群人听命于苏丹，只接受奥斯曼的法律约束，这种相对超前的殖民行为，进一步将奥斯曼的势力渗入拜占庭。
后来，随着拜占庭实力越发衰微，到了曼努埃尔二世的时候，已经完全沦为奥斯曼人的附庸。但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战略定力非常强，在攻城受挫之后，改变策略，并不急于一举拿下拜占庭。
先是与拜占庭达成契约，确定宗主关系，并且每年索取一定数额的供金。为了表达诚意，维持这种关系，甚至将夺取来的一些重要城池，归还给拜占庭，第二大城市萨塞洛尼基多次失而复得，就是一典型的例子。
而面对来自巴尔干的塞尔维亚、匈牙利以及来自西欧教皇国的十字军等对手的时候，从奥尔汗到穆拉德二世历任苏丹，则一边纵横捭阖地展开外交，一边集中优势兵力，与敌人作战。
1389年，在苏丹穆拉德一世的率领下，奥斯曼土耳其人大破巴尔干联军，从此，争夺东地中最强大的劲敌，就此被彻底击败。
期间也不是没有危机，中亚雄主帖木儿的横空出世，让奥斯曼土耳其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苏丹巴耶济德安卡拉中被俘，一年之后死于敌营之中。
此时奥斯曼土耳其实力大减，但是帖木儿的帝国，也在其创立者死后分崩离析，这时候的拜占庭想出了自救之法：介入奥斯曼土耳其王位之争，试图扶持亲拜占庭的苏丹上位。
但是奥斯曼很快重振国力，统治者对待外族和异教徒的包容，并没有放在皇亲国戚身上。以穆拉德二世为例，在面对弟弟穆斯塔法叛乱的时候，果断镇压处决。甚至开启一个先例：苏丹继位之后，如果出于防止叛乱的考量，可以将亲兄弟直接处死。
接班人问题上，穆拉德二世也是毫不含糊，所宠爱的两个孩子早夭之后，立马将未来的穆罕穆德二世接到身边，派出学识渊博与教法高深的人士组成教师团，对穆罕默德二世进行严格教育。
甚至在穆罕默德二世年仅十二岁的时候，穆拉德二世自己便退位，让儿子在帝国管理的实践中积攒经验。内外交困之际，又在禁卫军的拥立下复位，将儿子带在自己身边，让其积攒经验。
1451年，穆拉德二世病逝，穆罕默德二世真正成为奥斯曼唯一的苏丹。在拜占庭使节的挑衅之下，毅然决定终止停战协议，将君士坦丁堡彻底攻克。
为此，奥斯曼土耳其人做了一年多的准备，建造巨型要塞，以便于观测君堡的情况，同时可以居高临下的攻击。高薪聘请匈牙利人乌尔班制造巨炮，同时研发多种攻城武器，力求一举拿下。
与此同时，坚壁清野的工作也在进行中，每攻克一地区，当地的希腊人，要么选择归顺苏丹，要么被没收财产，充当军费。同时，大量的艨艟巨舰建造也逐步完成，可以在战斗中阻断金角湾，即使有外来援军也无济于事。
结果不用多说了，经过数月的围攻，拜占庭人终究寡不敌众，君士坦丁堡被攻克，奥斯曼土耳其很快也将都城迁至这里，新的世界帝国冉冉升起。
所以，有时候看似是野蛮战胜文明，实际上，“野蛮”的那一方，才是更具活力与生命力的现象。奥斯曼土耳其数个世纪兼收并蓄、励精图治之时，同时期的拜占庭陷于不可开交的内斗之中，也缺少极具战略眼光的统治者。
而奥斯曼土耳其人对异教徒的包容与重用，对拜占庭危如累卵之际，依旧为了教义问题与西方扯皮不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边是来自君堡的苛捐杂税与大贵族的重重盘剥，一边则是苏丹治下低赋税且免于外国雇佣军侵扰，民心之所向，选择哪一方，不言而喻。
抛开有色眼镜与情感色彩，再去看历史，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历史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