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年初，美国想要联合苏联进入中国东北地区，抗击侵略日军，早日结束侵略战争，两国签订了《雅尔塔协议》。这个协议中有一条明确说明：“要保持外蒙古的独立性。”
几个月后，蒋经国和宋子文飞到苏联，准备商谈如何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双方在外蒙问题上互不相让。
蒋经国说：“我们赶走日本人，是保卫中国国土，但却要以失去外蒙为代价。”
他问斯大林：“你们坚持外蒙必须独立的理由是什么？”
斯大林指着地图说：“外蒙就像一个战略缓冲地带，如果有国家通过外蒙进攻苏联，苏联就会陷入被动局面。”
蒋经国说：“即使是这样，你们也无权要求一个主权国家让出国土。”
斯大林冷漠地说：“当下你们别无选择。”
最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外发出公告，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那么，外蒙古是什么时候宣布独立的呢？它独立的背后是否有苏联的操纵呢？
辛亥革命后，外蒙宣布独立
在清朝，外藩蒙古指的是蒙古族的喀尔喀部，率属于大漠以北的蒙古部落。
到了晚清时代，由于八国联军的侵略，清政府的核心势力和领土意识越来越弱。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继续保持强弩之末的现状，清政府开始在全国推行“新政”。
“新政”的内容以练兵筹饷，开工厂、修铁路等励志图强的内容为主。但由于外蒙古经济比较落后，而且很多新政的条例损害了一些王公贵族的利益，所以新政的推行在外蒙古遭到了抵制。
这些王公贵族认为，新政的所有推行费用都要从各蒙旗供给，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很多蒙古牧民不堪重负，甚至逃离了住所。
与此同时，为了设立新政，清政府还要把大批汉民移居到外蒙，在喀尔喀北部的边境地区开荒种田，并把这个区域设为由汉人管辖的蒙古区域，此举大大削减了外蒙领导者对当地的统治权。
外蒙领导人感到了威胁，他们派出代表向沙俄递交了“求助信”，在信中说：“清政府的目的是打着新政的旗号，达到在边境扩充实力的目的，他们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了我大蒙子民的利益，实在是太可恨了。”
其实，现在看来，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是一件增强国力，使弱国变强的好事，如果在外蒙真正推行开来，一定会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但是，当地官员在推广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做好宣传，或者在王公贵族中打开一个突破口，而是简单粗暴地传达实施，所以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加速了外蒙独立。
1912年辛亥革命后，大清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外蒙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抓住这个机会，给袁世凯去电，宣布外蒙从此自立。同时，外蒙组织当地武装驱散了清朝的武装驻兵，并赶走了清朝驻外蒙的官员。
其实，外蒙宣布独立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因为当时外蒙的王公贵族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同意新政实施的，另一派则极力阻止新政，希望获得沙俄帮助，争取独立。
在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哲布尊丹巴就派人给沙俄送去了“求助信”，并在信中承诺，如果得到沙俄的帮助，那外蒙会对沙俄大开贸易之门。
沙俄接到信后，向清政府告知了外蒙的情况，并私自向外蒙的库伦增设800多名骑兵。
在这种胶着状态下，1911年的武昌起义给外蒙的独立提供了一个契机。
随着起义的枪声打响，哲布尊丹巴宣布：“大清统治结束了，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就这样，在清朝的新政推行中，由于地方官员没有及时洞察外蒙上层人士的心理变化，在推行新政过程中，也没有顾及当地民众的诉求。
这个愚蠢的举动最终把几百年来，一直以蒙皇恩为荣耀的外蒙贵族推到了沙俄怀里，并给了一直觊觎外蒙的俄国一个机会，最终导致外蒙的独立。
但外蒙宣布独立，并没有得到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的认可。
为了让外蒙的独立稳固下来，从1911年到1915年4年之间，俄国开始露出丑恶嘴脸，直接插手中华民国与外蒙主权问题的交涉，并用签订协议的方式设了一个阴谋。
“中俄蒙协议”将外蒙从独立转为“自治”
由于外蒙的独立在国内引起了很大轰动，袁世凯执政时自然也不想当这个“民族罪人”，所以他曾两次致电哲布尊丹巴，想尽最大努力修复中央政府和外蒙的关系。
这正是俄国人所不希望见到的，他们干脆正大光明地插手此事，甚至私下与外蒙签订了《俄蒙协议》。当时，外蒙尚属中国领土，但俄国却强行通过协议把外蒙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并用所谓的法律形式把中国从外蒙“挤”了出去。
这个协议曝光后。国人舆论哗然，很多俄国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百姓也纷纷抵制俄货。
当时的著名学者戴季陶先生，在报纸头条发表了文章《征蒙而拒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时今日，只有出兵征服外蒙才是保存中华民国的关键。”
在舆论的压力下，袁世凯政府只好向俄国发出声明：“外蒙是中国领土，俄国和外蒙私下签订的协议，中国不会承认。”
可这份正常的声明刚刚发出，就遭到了俄国的警告，他们的强盗逻辑是：“如果中国不能在外蒙问题上与俄国达成一致，俄国也不承认外蒙与中国的从属关系。”
随后，双方展开了谈判。
在谈判中，中方的目的是想用一份新合约取代《俄蒙协议》，而俄国非常强硬，表示只能让中方承认这个协议的内容，双方不欢而散。
谈判不成，俄国又露出强盗嘴脸，他们假意做出让步，其实就是在承认中国对外蒙拥有宗主权的基础上，迫使中国政府接受《俄蒙协议》。
俄国嘴上说着让步，却在暗地里对中国政府施压，他们发电文给当时中国的外交总长，扬言如果再拖延下去，中国不但会失去宗主权，俄国还会强制执行协议内容。
当时，袁世凯政府正在焦头烂额阶段，因为国内的反袁呼声此起彼伏，而且政府国库空虚，还有向俄国借款的意向，所以他并不敢得罪俄国。他同意了俄国的条件，并拟定了协议，谁知国内局势动荡，这个协议在北洋政府的会议中却被否决了。
对此，俄国非常不满，极力促成再次谈判。1913年，中俄双方在北京会晤，但本应到场的主角外蒙却拒绝前来，因为他们想要的是独立，而中俄讨论的却是如何“自治”。
后来，在俄国的斡旋下，外蒙外交使者还是赶到北京签订了三方协议，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外蒙因为有沙俄的撑腰，对中方的态度非常蛮横无理，虽然勉强同意“自治”但要求保留皇帝和国号。
最后，在中方代表做出极大让步的情况下，三方签订的协约中，中国对外蒙古原有的主权已经完全丧失，所剩余的只是一种法律关系而已。
而外蒙古名为“自治”实际是独立，而且是依附在沙俄的基础上的独立国。
“弱国无外交”，说的就是当时的中国状态，袁世凯政府内部混乱不堪，而且他们本身就需要俄国的帮助，所以对于俄国来说，他们只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一力促成这件事就可以了。
外蒙古在“自治”后，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但两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沙俄统治被推翻，外蒙失去了庇护力量开始内乱，日本居然产生了浑水摸鱼，侵占外蒙的想法。
蒋介石默认外蒙独立
日本为了实现侵吞外蒙的野心，勾结了前俄国军官谢苗诺夫等人，对外蒙发出谈判要求，外蒙领导人害怕自己又被沦为日本殖民地，无奈之下向北京政府求援，北京政府马上向外蒙派去了3000驻军。
有了这三千驻军的支撑，外蒙当局的腰杆硬了起来，他们拒绝了谢苗列夫等人的威胁，日本侵吞外蒙的计划就此破产。这时，在外蒙高层内部也起了纷争，由于局势不稳定，外蒙古高层内部分为王公贵族和喇嘛两派。
王公一派倾向于取消自治，回到北京政府管辖的状态，可喇嘛们不想失去权力，还是赞成继续自治。
后来，外蒙王公们秘密商议，决定拟定相关条例，向中央政府提出取消“自治”的提议。
经过反复协商后，中央政府在条例上加入了对喇嘛管理者的优厚待遇，双方基本达成了外蒙取消“自治”的意愿。
但关键时刻，哲布尊丹巴为了保持喇嘛的权利，拼命阻拦，他派出亲信赶赴北京，交给大总统一封信，在信里极力陈述外蒙人民想要独立的意愿。
就在外蒙问题陷入僵局的时候，北洋政府核心人物徐树铮站了出来，他长驱直入，带兵深入外蒙，他的解决方式与之前都护使陈毅的“怀柔”完全不同，而是简单粗暴。
他先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拟定出简单的“撤销自治”条款，然后等待哲布尊丹巴的消息，当得知商议没有结果后，徐树铮火冒三丈。
1919年11月14日，这位将军把队伍一字排开，从图拉河沿岸一直排到了外蒙总理巴特玛的府邸，以示军威。
他把自己拟定的条款，直接甩给了吓得哆哆嗦嗦的总理，并警告说：“现在外蒙回归中央的时机已到，如果你仍然拖延，我就把你押解入京，你必须在24小时内做出定夺。”
巴特玛在徐树铮的威逼恐吓之下同意了签订条款，11月22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大总统令”宣布外蒙取消自治，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管辖之内。
就这样，徐树铮没有费一枪一炮，在一周内就解决了之间盘桓三个月也没有解决的“撤销自治”问题。
但是徐树铮在取消外蒙的自治后，却开始武力治理，他的独断专行使原来对北京政府抱有希望的王公贵族非常失望，于是他们和喇嘛们结为一体，为外蒙之后的独立埋下祸根。
这时候的苏联又开始蠢蠢欲动，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几乎每年都会与外蒙领导人见面洽谈。
在每次谈话中，斯大林都鼓励外蒙领导人根敦：“苏联承认你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中国并不承认这点，你们要提高国力，变得强盛了，中国才会承认你们的地位。”
而且，在中苏友好往来的阶段，斯大林不顾中国的反对，以防备日军进犯为由，私下向外蒙派出大量军队驻扎。这时候，苏联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就是想让外蒙成为自己的战略缓冲地，对苏联起到保护作用。
接下来，1945年召开的雅尔塔会议，对外蒙的独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英美苏在会议上已经出卖了中国的利益，却对中国实施了保密措施。蒋介石出于对美国的盲目信任，以为美国会支持中国收复外蒙，而不会倾向于苏联，所以他并没有与美国做更多交涉，这也导致中方在后来的谈判中非常被动。
1945年7月，宋子文和蒋经国等人飞抵莫斯科，开始了与苏联的谈判。
在谈判中，斯大林对外蒙独立的态度非常坚决，他除了强调外蒙对苏联的战略重要性之外，还反复申明，要求独立是外蒙人民的一致心愿，并呼吁中国政府应该遵从人民的心愿。
中苏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激烈争执，宋子文向美国征求支持却被对方以不干涉为理由拒绝。最后，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是由外蒙人民自己投票决定否独立。
在苏联糖衣炮弹的宣传攻势下，全民投票的结果倾向于独立，这次，蒋介石政府只能默认了外蒙的独立，从此外蒙古彻底从中国分裂出去了。
与中俄成为睦邻友好国家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宣布承认外蒙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此后，蒙古国就和中国成为睦邻友好国家。
而蒙古国一直都是苏联的“小弟”，在苏联解体后，也与俄罗斯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
但是在俄罗斯实行政治经济转型后，俄蒙的外交关系变弱，在经济上，俄罗斯对蒙古的援助和影响也大不如从前。
但蒙古对俄罗斯还是有着不一样的依赖，毕竟70多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的文化教育对蒙古的影响很大，现代的蒙古人亲俄的观念是被从小同化的。
另外，即使俄罗斯和蒙古的经济捆绑没有前苏联那么紧密，但蒙古还是无法摆脱对俄的依赖。而且，蒙古国历届领导人都是从俄罗斯大学毕业的，属于亲俄派。教育是最好的同化方式，这种亲近体现在骨子里。
虽然蒙古国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根在中国，但并不妨碍它经常向中国申请援助，而且它申请得理直气壮，好像中国的援助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中国的援助也是有限度的，在不久前蒙古国对出口中国的煤炭和铁矿石涨价后，中国随后停止了与蒙古的煤炭贸易，转而恢复了澳大利亚的煤炭贸易。
现在的蒙古，虽然和中俄交好，但也与美国表示了亲昵，而美国的示好一定是别有用心，是想用蒙古作为筹码来离间中俄两国，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国能够左右权衡，身处其中，也是夹缝生存的状态。最近，蒙古国内传出了2025年，将在国内重新推行传统蒙古文的消息，这也是想要加强与中国友好往来的信号。
毕竟蒙古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即使再独立，也是大国之间权衡利弊的筹码，所以对于蒙古来说，只有与中俄等强国保持友好往来，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稳定。
参考资料：
科阿事件中新疆蒙古族的国家认同及实践
外蒙古独立中的中俄（苏）原因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