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商业银行必须高度重视净息差逐步缩窄态势，强化精细化管理能力，保持营业收入的稳定增长
作者｜刘月珍「中信银行资产负债部总经理」
文章｜《中国金融》2023年第12期
近年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新发展阶段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和疫情等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冲击，我国商业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战略和监管要求，不断强化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性。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商业银行必须高度重视净息差逐步缩窄态势，强化精细化管理能力，破解当前制约经营发展的掣肘，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大和可持续的金融支持。
商业银行步入低息差时代
近年来，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国内商业银行净息差进入下降通道。据统计，2012～2022年，商业银行净息差下降84BPs。与2019年相比，2022年商业银行净息差累计下降29BPs至1.91%。受2022年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贷款集中重定价等因素叠加影响，2023年第一季度银行业净息差再次跳低17BPs至1.74%。某种程度而言，商业银行已步入低息差时代。
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存贷利差明显缩窄。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1996年，以人民银行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标志；2013年，我国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下限，实现了贷款利率的完全放开；2019年LPR改革后，商业银行新发放贷款主要参考LPR定价，而LPR与MLF直接挂钩，实现了贷款利率与政策利率的直接联动；存款利率市场化也在稳步推进，尤其是2022年人民银行指导自律机制建立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调节机制，自律机制成员参考以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以1年期LPR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率，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促进商业银行提升存款利率市场化定价能力。但从实践来看，囿于激烈的同业竞争，存款利率相对刚性，相较于贷款利率下行幅度偏小，存贷利差收缩导致银行业净息差持续下行。
金融脱媒化对间接融资形成竞争性替代。随着债券融资市场日益扩大，创业板、科创板以及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注册制的全面落地，层次分明、梯度清晰的资本市场快速发展，金融业态正在发生快速变化。2022年末我国债券余额超过140万亿元，较2012年翻了5番多；股票市场流通市值超过66万亿元，总体增长势头向好，“企业债券+股票”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由本世纪初的不足5%上行至2022年末的超过10%。同时，包含银行理财、公募基金、保险、信托等在内的大类资管产品市场规模超过100万亿元。在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的情况下，优质企业的贷款议价能力更强，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模式受到较大冲击。
金融让利实体对息差管理的挑战。近年来，商业银行坚决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导向，持续让利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大对制造业、普惠、绿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2023年3月，全国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96%，比上年同期低29BPs；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4.42%，比上年同期低41BPs。伴随着贷款利率不断创出新低，商业银行的净息差水平也持续收窄，并降至新低。放眼国际市场，国内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也已经处于较低水平，明显低于亚太其他地区（不含中国大陆，2.4%）和北美（3.37%）大中型上市银行的平均水平。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持续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强化息差的精细化、科学化管理，保持营业收入的稳定增长。
低息差对商业银行经营发展的掣肘亟待破题
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需要保持必要的资产投放增速，面对资本监管趋严、外部资本补充困难等现实约束，稳住息差水平、保持合理的利润增速，从而实现内涵式资本补充变得尤为重要。
首先，服务实体经济需要商业银行保持一定的资产增速。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与实体共生共荣。信贷投放是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最直观、最重要的体现。进入新发展阶段，商业银行围绕国家重大决策部署，深入服务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关系国计民生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客观上需要商业银行保持一定的资产增速。从宏观经济增速来看，按照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有关机构测算年化GDP增速需要保持在4.7%以上，再叠加疫情影响，后续增速水平可能需要更高，相应的名义GDP大概率要达到7%以上。2019～2022年，我国商业银行总资产年均复合增速约为10.4%。根据我国社会融资规模、M2增速与名义GDP相匹配的货币政策思路，作为社会融资规模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银行资产投放，未来也应保持一定的增速水平。
其次，日益趋严的资本监管形势倒逼商业银行走内涵式路径。资本作为商业银行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直接决定了银行的资产扩张能力。从监管形势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相继完善并提出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要求评估标准及监管细则》《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原则和条款》《巴塞尔协议Ⅲ（最终版）》等规则指引。在此框架下，近年来国内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等一系列监管制度，不断健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框架；特别是2023年2月，监管部门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对银行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资本补充途径看，由于目前国内上市银行PB普遍小于1，通过外部渠道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非常困难，商业银行需要保持合理的盈利水平，形成内生资本补充的良性机制，否则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实体经济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019～2022年，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年均复合增速约为8.8%。
最后，利息净收入是保持合理盈利水平的关键一环。利息净收入是当前商业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据统计，2022年商业银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81.2%，考虑到基金投资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收入实质上也是由利息收入转化而来，返加后的占比会更高。净息差的高低已成为影响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因素之一，是平衡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资本监管要求两端的关键指标。对此，可以通过构建资本内生增长与净资产收益率（ROE）分析模型进行推演。
模型主要逻辑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净额/风险加权资产”。要维持核心一级资本实现内生循环，需要分子端的核心一级资本增速不低于分母端的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在不考虑外部补充的情况下，核心一级资本增速等于ROE剔除分红比例后的留存。若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分红比例均按2019～2022年平均增速8.8%、25%掌握，则商业银行ROE应不低于11.73%=8.8%/（1-25%）。进一步看，根据ROE因素分析模型拆解（见表1），影响ROE的核心因素是风险成本率和净息差两个关键指标，而成本收入比、税务成本率、非息收入占比、平均权益乘数等指标相对平稳。2019～2022年，上市银行ROE保持在11%以上的水平，主要得益于风险成本率的下降，由2020年的29.9%下降至2022年的23.6%，而净息差变动是一个负贡献项，由2020年的2.13%下降至2022年的1.93%。在当前形势下，风险成本率的下降是难以持续的。在控制好风险成本率的同时，商业银行需要把工作重心聚焦到稳息差上来。在成本收入比、风险成本率、税务成本率、非息收入占比、平均权益乘数等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要维持上述模型11.73%的目标ROE水平，净息差至少要达到1.98%以上，才能实现核心一级资本的内生循环。而2023年第一季度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跌至1.74%，稳息差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低息差环境下商业银行的应对举措
在新发展阶段，商业银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的二十大各项部署为行动纲要，保持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将银行事业发展放在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中去谋划。为应对未来的低息差环境，商业银行更要强化价值导向，全面提升管理效能，加快业务转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第一，将净息差作为资产负债摆布的重要核心指标。商业银行要统筹好政策性、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四性平衡”。要注重政策性要求，坚定不移服务实体经济，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也要遵循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三性原则，实现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要将稳息差作为资产负债摆布的重中之重。当净息差突破合意目标时，要及时重检资产负债安排，优化业务结构、做好“量价质客”平衡，通过推动真正的结算性存款增长、控制高成本负债、提升高收益资产占比、压降低效无效资产等手段，多措并举，切实稳住息差水平。
第二，大力发展零售业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国内中等收入群体逐步扩大，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更是打开了居民金融资产的“无限增长空间”。零售业务兼具“高收益、低资本消耗”优势，能够有效熨平经济波动影响，提升商业银行穿越周期的能力。随着居民收入和个人资产的不断积聚，商业银行财富管理和个人信贷等零售业务在助力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方面大有可为。
第三，打造另一张“两头在外”、具有无限延展可能的资产负债表。从长远看，商业银行要突围“息差持续低位、资本约束刚性”的现实困境，不仅要摆布好传统的表内资产负债，更要拓宽视野，打造另一张“两头在外”、具有无限延展可能的资产负债表，努力拓展多元化的收入来源。要将业务触角从传统信贷市场拓展至整个金融市场，打通信贷、投行、资管、私行等业务区隔，构建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综合融资等核心能力，打造具有强大服务中介功能的投行能力、为客户经营提供强大支撑的资管能力、具有强大客户经营功能的大销售与托管能力，以及“投资+交易”的能力，实现由赚利差向赚价差、由融资向融智转变。
第四，全面强化成本控制。一是控制负债成本。当前贷款利率难以大幅反弹，控负债成本是稳息差最直接有效的手段。打存款“价格战”的路会越走越窄，而围绕“渠道、产品、平台、场景、生态”，加快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拓展低成本、分散化、可沉淀、波动性低的结算性存款来源，才是控存款成本的主要手段。要通过前瞻性的预判利率走势，动态地摆布好市场化负债量价、期限和结构。二是摊薄运营成本。近年来，金融科技在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推动组织和管理创新等方面，持续为商业银行赋能。要坚持用系统化思维、数字化思维，驱动原有组织、流程、制度、体系不断优化，强化量子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布局和成果转化，有效减少人工操作环节，提高运营效率、提升客户体验，进而摊薄单位运营成本。三是减少风险成本。按照当前商业银行净息差1.74%水平估算，每新增一笔不良，则需要超过50倍规模的贷款净收益来弥补。可以说，随着息差的收窄，商业银行的资产越来越“劣不得、坏不起”。商业银行要发挥风险偏好的统领作用，与时俱进地反映监管导向、社会责任、价值回报和风险底线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商业银行本质上是经营风险的机构，降风险成本并不是一味地只做那些风险最低的资产，而是要结合宏观形势、产业趋势、政策导向和自身能力，做能把风险控制得住的细分领域资产。要正确把握、深刻理解国家政策导向和变化逻辑，沿着政策脉络寻找资产投放机会；要做深、做实、做细行业研究，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绘制好“行业+客户”的定位地图；要不断丰富优化数字化与智能风控模型，提升数字化风控能力。四是压降资本成本。商业银行要坚持资本精细化管理，以资本约束为纲，优化资源配置，厉行资本节约，推动资源向市场潜力大、综合回报高的业务和领域倾斜，不断提升资本使用效率，提高经济利润（EVA）和风险资本回报率（RAROC）水平。
在低息差的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经营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商业银行既要立足当前，解决问题，也要着眼长远，布局未来。要以服务实体和价值银行为主线，不断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深化业务转型发展，全面强化成本控制，坚定不移地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金融力量。■
（责任编辑 张晓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