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弗拉基米尔·普京一直都是一个触不可及的沙皇，但在这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开始后，彻底摧毁了普京过去的神秘感。
在2022年2月24日之前，普京可能看起来是如此肆无忌惮、咄咄逼人，他在叙利亚、克里米亚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中的表现，让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位有能力的战略家。
再然后，他一举入侵了一个对俄罗斯根本不构成威胁的国家，并让全世界目睹了他的军事行动中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只能显示出他的无能——而最近的一次失败是雇佣军领导人叶夫根尼·普里戈任上周末发动的短暂武装叛乱。而这又一次重重地削弱了普京作为专制者的神秘感。
普京亲手帮助了普里戈任的崛起，自己却忽视了瓦格纳集团散布的警告讯息，随着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苦苦挣扎，普里戈任的战争明星效应也随之逐步上升，当瓦格纳在5月为俄罗斯攻克了巴赫穆特时，普里戈任的声望达到了一次高潮。
普里戈任利用俄罗斯最后一个没有审查的政治空间——社交媒体应用程序Telegram——向俄罗斯公众发表了多次讲话。几个月来，他一直在公开策划者一场政变：与俄罗斯军队领导层进行公开地争执，对战争部署提出自己的民粹主义批评，并对普京本人阐述的官方战争理由提出质疑。即使这段日子有了这么多铺垫，但当普里戈任真的要求他的士兵起义，来参加反对俄罗斯国防部的叛乱时，莫斯科方面还是被吓得不轻。
普京的傲慢和优柔寡断是这场战争的症结所在，现在也成了俄罗斯国内政治的病根。无论普里戈任的动机和意图是什么，他的叛乱暴露出来普京政权的一个严重弱点：对普通人的蔑视。普京太聪明了，他不会让战争影响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没有让战争对这些城市的精英人口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普京的聪明才智却给这个国家的非精英阶层带来了一场选择之战。他们被卷入了一场可怕的帝国主义殖民战争之中，当莫斯科不计后果地挥霍平民的生命时，这个政权看起来是如此的冷酷无情，许多士兵仍然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为何而死。但普里戈任站出来为这些人说话了，他背后没有任何政治运动，也没有明显的意识形态。但他能直接驳斥政府的宣传工具，他强调了前线的悲惨局势，以及普京那显而易见的冷漠态度，还包括普京喜欢从国防部那儿听到有关俄罗斯军队荣耀战果的言论。
普京的蔑视和俄罗斯底层士兵的愤怒汇聚在一起，成为如今普京统治俄罗斯的象征，即使没有发生政变，克里姆林宫也一定将陷入麻烦之中。普里戈任的叛变可能是普京政权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他的叛乱可能会导致俄罗斯加强镇压手段。一个紧张不安、在国内政变中侥幸存活下来的领导人，比一个认为自己能安全躲在国内的战时专制者更加危险。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除了让这场带有闹剧色彩的政治戏剧在俄罗斯上演之外，别无他法。西方无意维持普京主义的现状，但也不应寻求突然推翻普京政权。俄罗斯的动荡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如何影响它在乌克兰的战事，俄罗斯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可能带来新的军事机遇。除了与基辅一起利用这些选择之外，西方能做的只剩下开始为俄罗斯境内外的不稳定做好准备。
纸牌屋？
最讽刺意味的点在于，普里戈任叛乱起源于普京为了防止政变所做的努力。普京权力的基础是支持普京的——或者至少是保持着沉默的——俄罗斯民众。在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精英阶层和安全机构中一直存在着对立的派别，普京则让这些派别互相牵制住彼此。
为了保持这种结构的统一，普京必须阻止民众的不满，并让政治精英的态度保持一致。他更喜欢与 20世纪80年代在克格勃工作，以及90年代在圣彼得堡政府工作时认识的人一起工作，这也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这些人之所以忠诚，是因为只有普京掌舵，他们才能享受财富和权力。
对普京来说，更大的风险是那些有权进入安全部门和军队，但并非普京早期亲信的人。他们必须通过使用不断的政治阴谋来监督和控制，以至于这种阴谋的操纵变成了普京的例行公事。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有涨有跌，而克里姆林宫里有一个内部的政治股票市场，权贵们的政治命运在其中起伏不定。
起初，战争延续了这个常规设定。军队领导人被洗牌上岗，部分原因是战争进展很不顺利，部分原因是普京必须确保没有拿破仑般的人物能从将军们中间出现并挑战他。普京让瓦格纳和俄罗斯国防部相互对立，看谁能在乌克兰取得更好的战果，并寻求制衡军队和国防部长的权力。普里戈任制衡了军方高层，他做了他被要求做的事情——以乌克兰城市巴赫穆特为例，迄今为止，这里仍然是俄罗斯去年在战场上取得的最大胜利。普里戈任的效率给效率极低的俄罗斯军队带来了竞品压力。
普京可以像多年来一样凌驾于这一切之上，这位国际象棋大师熟练地移动着棋子，或只是表象如此，直到有人出现并一巴掌掀翻了棋盘。
看好王位，小心背后
过去几天的事件预示着俄罗斯的黑暗未来。短短几个小时内，普里戈任的武装叛乱就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战争已经削弱了俄罗斯的国家力量，而起义则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的国家力量，给莫斯科带来了新的国内挑战。多年来，克里姆林宫一直在想方设法阻止自由主义者的城市革命。但事实证明，更大的威胁是一场非自由革命：一场高度军事化的民粹主义起义，其推动者不是普世主义改革者，而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者。战争中培养的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削弱普京政权，而普里戈任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付诸行动的人。
普里戈任已经证明，普京主义的堡垒是可以被攻破的。在这场非常短暂的叛乱中，精英们对普京的忠诚表现几乎一致，但异常平淡。其他更聪明的行动者可能会向普里戈任学习，将他的民粹主义与政治纲领结合起来，使这些口号在叛变的雇佣兵之外还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可能吸引到俄罗斯精英阶层中的骨干力量。这些精英不会是知识分子或商业界的人，而是与安全机构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
他们的动机可能是权力的索取、对普京软弱点的考量，或者是对即将到来的政治清洗的恐惧。如果普京似乎注定要被推翻，那么这些人就成了有动力推翻他的人——或者至少是接近这个人。相比之下，等待的动机就不那么强烈了，尤其是在普京一心想要进行报复的情况下。如果 "长刀之夜 "在俄罗斯精英阶层中上演，它可能会将强大的人物整合到推翻普京的计划中去。
普里戈任对莫斯科的快速推进可能会刺激到其他潜在的军阀，或是一连串寻求地方上优势的破坏性政治企业家，他们的实力都不足以推翻在莫斯科的沙皇，但每个人都渴望削弱国家的权力和威信。其后果可能使俄罗斯政府瘫痪，并削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战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里戈任从对战争执行的批评变成了对战争目的的批评。但不容否认的即使普里戈任已经公开说过这些话，一场失败的战争也只可能会对俄罗斯的自尊心造成威胁，但不会对俄罗斯本身构成什么生存威胁。
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普京和他的亲信可能会试图将普里戈任的叛乱归咎于境外势力。但即使对于这么一个掌握了指责西方艺术的政权来说，这种说法也有些牵强了。华盛顿在俄罗斯国内政治圈中几乎没有影响力，而且现在也不是1991年，当时乔治·布什总统访问乌克兰时，在其著名的“chicken Kyiv” 演讲中建议前苏联各国的改革要缓慢进行。今天俄罗斯内部的不稳定不是美国能够随心开启或关闭的。
但这种闹剧可以在乌克兰战场上发挥出良好的作用。这场叛乱之后将是一段分心、自责和不确定的时期，因为普京不仅要处理让国家恢复正常的后勤工作，还要处理他刚刚受到的羞辱以及实施他可能会进行的报复，这一切都不会很快结束。
尽管乌克兰最近几周发起了期待已久的反攻，但自2022年11月以来，乌克兰尚未取得重大军事进展。在许多地方，俄罗斯士兵都在埋伏，反攻迄今为止进展缓慢。乌克兰士气高昂，拥有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和明确的战略方针，准备攻击俄罗斯的阵地。如果没有政治不稳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地位本质上就岌岌可危。如果政治不稳定，它可能会崩溃。
普京政权所遭受的这次叛变经历对欧美各国来说相当于一个无解题。他的政权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问题，所以无论何时，普京的倒台都不会被世人所哀悼。但俄罗斯后普京时代的到来，可能比一周前各路专家们的普遍预期要早得多，因此需要各国保持高度谨慎的姿态和仔细规划来应对。
如今最好的情况，就是结束乌克兰战争和出现一个不那么专制的俄罗斯，但我们做最坏的打算也是有道理的：假如俄罗斯出现一位比普京更激进、更加右翼、更加反动的俄罗斯领导人，一个也许比普京更有军事经验的人，一个被战争的残酷所塑造的人。2022年2月，普京选择发动了一场罪恶的战争。对于他自己来说，成为这场战争的政治受害者有一种诗意的正义，但他的继任者却不得不成为这场战争中出生的孩子，而战争只会产生问题儿童。
各国必须管理和减轻俄罗斯不稳定的局势造成的后果。无论俄罗斯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世界需要寻求对俄罗斯核武器的控制，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这也表明各国无意也不希望威胁到俄罗斯这个国家的存在。与此同时，西方各国必须发出强烈的威慑信息，重点在于保护北约及其伙伴。俄罗斯的不稳定不太可能只停在俄罗斯国内，这种不稳定可能会蔓延到整个地区，从亚美尼亚到白俄罗斯。
普里戈任的叛变已经引发了大量的历史类比。有些人把这段时期比作1905年的俄罗斯，大革命之前的一场小革命。有些人则比作1917年2月的俄罗斯，正如普京本人所暗示的那样，由于战争的失利而面临政治上的压力。还有些人比作1991年的苏联，把普京变成了戈尔巴乔夫，一个注定要失去一个帝国的人。
历史上有一个更好的比喻，普里戈任比作斯滕卡·拉辛，他是一名反抗沙皇政权的反叛者，在 1670-71年期间召集了一支农民军队，试图从俄罗斯南部进军莫斯科。拉辛最终在红场被捕并被分尸。但他成为了俄罗斯政治向民间传说中的一个固定会出现的角色。他揭露了当时沙皇政府的弱点，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沙皇的挑战者不断从他的故事中得到了启发。对于俄罗斯的专制统治者们来说，这段故事里一个明确的教训：即使是不成功的叛乱，也会为未来的尝试埋下种子。
作者介绍：
利亚纳·菲克斯（LIANA FIX）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欧洲问题研究员。
米歇尔·基梅格（MICHAEL KIMMAGE）是美国天主教大学的历史教授，也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欧洲、俄罗斯和欧亚项目的非驻地高级助理。从2014年到2016年，他任职于美国国务院，担任政策规划人员，负责俄罗斯/乌克兰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