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1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成员朱大同笑赴刑场。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摄，现藏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编者注：朱大同系中共地下工作者，建国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著名作家盛成在其回忆录《旧世新书》中说，“我在十九路军时，胡愈之、张文理、姜（江）启泰常来看我。张文理对我的婚事最为热心，他和叶审之介绍我认识女子文理学院的郑坚。”盛成此处所说之事，时在1932年。其中，胡愈之的名气最大，与盛成的关系也比较清晰。另几位则少有人知，尤其是实际上促成了盛成与郑坚姻缘的张文理，更是如此。
其实，张文理就是张延哲，这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所用的不同名字。他为什么要改名字，现在我们不难猜到。张文理也好，张延哲也罢，虽然算不上是时代大戏的主角，但即便是配角，或更甚——只是匆匆过客，也许仍然值得一提。
洪业与张文理
张文理令名不彰久矣，因此，要勾勒他的行迹，需要寻找与其密切相关人物的行迹。陈毓贤所著《洪业传》（商务印书馆，2013）一书主要是根据洪业本人口述回忆整理而成，该书披露了张文理在燕京大学时期的来龙去脉。洪业任燕京大学教务长期间，积极发现并培养的学生，第一个是李崇惠。
第二个洪业全力栽培的学生，有相当富戏剧性的一生，他名为张文理，又叫张延哲。洪业做教务长最后一年，张文理要从福州的协和大学转学到燕京三年级，他的成绩非常之好，但入学申请表没有附带推荐书。洪打听到福州协和大学要留他，所以没有教授肯替他写推荐书。张文理告诉洪业说他要转学的原因是在福州做学生会会长，太忙了，以致不能静下来读书。洪业收他入燕大，但燕大的学生也早已知道张文理这个人，一进校便被选为燕大学生会会长。学生会本来入不敷出，张文理得到校方的准许把校内信件的传递及饭厅伙食让学生会包揽下来，非常成功，学生会经费便足了。校内人人知道张文理，校警本来在燕大全体师生中只向校长司徒雷登行礼，现在也对张文理行礼了。”（p146）
张文理向洪业表示，自己很想到哈佛大学跟农业经济学家托马斯·卡弗（Thomas Carver）学习，但是因为家贫而不能为，洪业听后当即决定资助他，并向燕大教授司徒雷登、博晨光等募捐，终于达成了张文理西行的心愿。
由于资料的阙如，我们暂时只能从《洪业传》中，得见张文理去美后的大致踪迹：
当年洪业到哈佛时果然带了张文理去，让他如愿以偿跟托马斯·卡弗教授念书，卡弗告诉洪业，张文理是他在哈佛教书多年最有天分的学生。他在哈佛一年后，卡弗推荐他到美国农业部做咨询专家，让他有机会到美国各处搜集农业资料，比较各种耕种方法。张文理1930年初夏先到剑桥去和洪业告别，才到欧洲去。他计划到大英博物馆看马克思《资本论》的手稿，然后到丹麦去考察那里的农村合作社，以后洪业就没有他的消息了。（p179）
1931年的一个秋夜，已经回到燕京大学的洪业正在书房工作，听见有人敲击玻璃窗，抬头一看，窗子外的正是张文理。《洪业传》写道：
张文理在洪寓住了四个月，他把自己的理想整理为若干政治、经济、教育的原则，称之为“生产主义”，糅合了孟子、耶稣、林肯、列宁及东欧保加利亚农民革命家亚历山大·斯坦姆利斯基的思想。“生产主义”经洪业略修饰后，匿名印刷成小册子，流传于北平学术界他们的小圈子里。（p180）
张文理（1903-1973）燕京大学毕业照，载1928年《燕大年刊》。
顾颉刚、容庚与张文理
《顾颉刚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张文理，是在1931年12月20日，当晚，顾颉刚夫妇、容庚夫妇与顾廷龙在容庚家中合宴何富德（Hefter）夫妇与洪业夫妇，正住在洪业家中的张文理也与席了。第二次是转年的1月15日：“到煨莲处吃饭，听张文理组织生产党意见，十一时许归。”在此同时，张文理也与容庚频繁交往，向其积极宣传“生产主义”的理想。容庚在日记中写道：“公共生产、平均支配实为救国要法，至于如何实行，尚待细商。”
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在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期间，张文理去了上海。盛成也是此时辞去了国立北平大学的教职，赴沪加入了十九路军。据现有资料分析，张文理与盛成相识，是在盛成参加十九路军时期。介绍人很可能就是双方共同的朋友胡愈之。
从容庚日记看，在本年4月后没有了张文理的记录，直到8月15日，容庚与张文理骑自行车去鹫峰金仙庵一起去访问了顾颉刚。从《顾颉刚日记》中，可以获知张文理在该年的五六月间，曾在杭州，夏、秋之际，张文理又回到了北平。
容庚、张文理两人去鹫峰共访顾颉刚一事，顾、容分别记录在各自的日记中。顾颉刚云：容、张骑行“二小时半耳。然甚累，上山已不支矣”。容庚的记录更详细一些：四时出发，“五时至青龙寺，六时至温泉。在温泉饭店进食。六时半起行，七时至北安河，将车寄存家庭工业改进社，步行至金仙庵，八时到。”两人不辞辛苦造访顾颉刚，其目的当为继续探讨成立生产研究社事。
《顾颉刚日记》1932年9月10日记载，诸人在马鉴家修改生产研究社社章，至晚十一点半。出席者顾颉刚、洪业、容庚、张文理、盛成和马鉴，当为该组织的发起人。9月14日，顾颉刚“宴客，改定建设研究社简章。十一时，客散”。出席者，除了9月10日聚会的那六人，另多了容庚之妹容媛（时任燕京学社秘书）。24日，与张文理谈。10月2日，洪业家宴，顾颉刚、马鉴、滕白也、张铨和盛成等人与席，独不见张文理。10月29日，顾颉刚记：得张文理25日从南京寄来的书信，其中谓：“4日由沪来京，曾与（谭）惕吾女士晤谈，她确系有为而且具有热血的志士。弟已略向她陈述建设研究社之目的及组织”云云，可知张文理当在9月24日后离平，赴沪宁，当亦为建设研究社事，与谭惕吾会晤，或受顾颉刚所托。
盛成辞别即将开赴福建的十九路军，从上海返回北平的时间是春末夏初。秋季新学期后，他继续在北平大学教授法语。张文理回平时间晚于盛成。张回北平后，与盛成来往密切，并与盛在社会理论与实践上达成了某种共识，盛成也在此时进入洪业、顾颉刚等一干燕京学人的圈子。
张文理再回到北平，大约已是1933年的7月，记录他行踪的，仍是顾颉刚与容庚，但他此番留平时间不长，很快又去了上海。直到1934年1月，张文理才又回到北平。
关于张文理，顾颉刚1975年曾在旧日记（1934年2月28日）空白处有如下补记，大抵反映了他与张文理的交往：
张文理，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到京。三二年下半年在燕大办建设研究社至三三年底。三三年七月由南京来。八月在上海。三三年十一月李济深陈铭枢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三四年一月技术观摩社在北京成立，参加者：张铨、李安宅、容庚、马鉴、洪煨莲、于式玉、聂崇岐。二月，派容媛到南京成立分会。六月，欲在紫竹院办一黎明中学，花了千余元，由赵丰田主其事，到十月正式关门。
1934年9至11月间，顾颉刚因奔丧有杭州之行。在杭期间，谭惕吾也从南京因公事抵，张文理大约从上海至杭州看望二位。在此期间，顾颉刚接北平容肇祖信，通知他“黎明中学已关门了”的消息，信中另对顾氏有“放胆做去是兄之好处，收拾不来是兄之短处”的评价。
正是这一次在杭州，谭惕吾对顾颉刚说张文理“为人甚浮，毫无豫备而望成功之心甚切，必无幸获”。顾颉刚将此语记在日记中，想是亦有同感。顾颉刚对谭惕吾评价极高，谓其“真是一个人才，有眼光，有志气，有魄力，有胆量”。故谭的评价，应该足以影响顾颉刚对张文理的态度。此后，张文理似在顾颉刚日记中消失了，直到两年之后再有记录，不过只言片语而已。
离开北平的张文理
1933年夏天，张文理离开北平后先去了上海。7月，张文理赴香港，结识陈铭枢，陈此时已有发动“闽变”抗日反蒋的计划。不久，陈、张在漳州再次相见，这时的张文理应该已介入“闽变”计划。他的同志江公怀将自己的《中国生产革命论》压缩成三四万字的小册子，由张文理拿给陈铭枢，据说，陈看后很感兴趣。陈铭枢等人后来发起的“中国生产人民党”，从名称与纲领上，均可以明显看出是脱胎于江、张发起的“中国生产革命党”。
江公怀，字启泰，他与张文理是福建同乡，且是福建协和大学的同学。他们的另一个老乡、同学和同志张圣才曾回忆：江启泰与张文理后来均去哈佛大学学习，江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研究了很久，觉得马克思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另一篇回忆文章曾说，江公怀写的《中国生产革命论》有一百多万字，因无法出版，由丘岛人刻印数百部，在其志同道合者中间流传。
张圣才还回忆说：“江公怀因去不了苏区，在上海就酝酿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叫‘中国生产革命党’。这个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为何不用共产党呢？因为他知道共产党是已经成立的、有力量的组织,不能再以共产党的名义。按他自己所说的意思是，先做一个党外组织，等到能与共产党见面的时候，就把这个组织归属共产党，甚至可以取消中国生产革命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希望将来能融化在共产党的组织里，或接受共产党的指挥。同意这个组织的，还有一个人，也是发起人吧，张延哲（张文理）。”
1933年11月，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领导了“福建事变”（简称“闽变”），李济深等宣布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以南京为中心的国民党系统”为号召，同时将中华民国22年改为中华共和国元年。
但意外的是，曾参与前期计划的张文理与江公怀，最终却并未深度介入其中。张文理曾将张圣才介绍给陈铭枢，张圣才后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国生产人民党”，据《张圣才口述实录》所附“相关链接”，张、江的退出是因为“政见不合或谋求高位未果”（广西师大出版社，p122）。所以，当这次“改元”失败后，张文理大概得以全身而退。南京国民政府派来负责接管福建的，是陈仪。张文理与陈仪最早的交集，或许始于此时。
此后不久，张文理进入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工作，在1935年编竣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一书，他已经改名为张延哲，出现在《编辑人员职名表》“科长及专员”一栏中。当时主计长为陈其采，局长吴大钧。抗战期间，张延哲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在贺耀祖任重庆直辖市市长（1942-1945）期间，他曾出任重庆市财政局长。1945年1月，他曾进入蒋介石的视线，并有抗战胜利后出任福州市长之拟。
陈仪与张延哲
台湾光复后，张延哲被陈仪派赴宝岛负责财政接收，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任财政处长。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陈仪去职，他与陈共进退，一起返回了大陆。直到陈仪再次出任浙江省主席，张延哲被任命为省府秘书长。
陈仪主政浙江期间，因策动汤恩伯起义被告发而遭羁押。据蒋介石侍卫官赵秉钰回忆，1949年1月陈仪与张延哲分别在上海和杭州被抓，是直接由蒋介石侍卫室派出人员执行的。赵秉钰说：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接军统特务头目毛人凤的告密，说浙江省主席陈仪，写信给汤恩伯，要汤参加陈仪和张延哲的活动，策划在京、沪、杭三角地带同共产党进行局部和平谈判，举行起义。据此，蒋介石电令汤恩伯即刻交出陈仪的亲笔信。为了逮捕陈仪、张延哲等人，老侍卫长俞济时按照蒋意密令我与王兆栋留在杭州待命行动。
二月间，在汤恩伯、毛人凤、俞济时等人的指挥下，在上海将陈仪逮捕，送交衢州绥署副主任张雪中处理。后由张雪中将陈仪押解台湾。陈仪被逮捕后，张延哲已经发现我们的车子，每天从早到晚都在他的车子后面盯梢。他原想待省府移交任务一结束，就改乘火车逃往上海，另作他谋。那天夜晚九点钟，当他坐上车子，匆匆开往杭州火车站，就被王兆栋、陈达强扭进我们的车子里，当即送往早已准备好了的尼姑庵里。”（《张延哲先生受害经过》，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p170）
赵秉钰在杭州看押张延哲时间不长：“（1949年）3月，俞济时将我们调回溪口侍卫室，将张延哲先生交给了毛万里处理。之后，毛万里奉蒋介石的命令，将张延哲先生的全家大小从杭州经福建山区押解到台湾，关进了军统桃园集中营。”
在杭州看押张延哲期间，赵秉钰认识了张夫人，没想到他们后来居然在台北街头又相遇了：“4月，我在台湾台北延平北路，偶而遇到张延哲的夫人和他的外甥女儿，我同到他家时，看到剩下没有被拖死的四个小孩，滚爬在一间没有床铺、家具的空房地板上，四对失去了儿童水灵的眼睛呆滞地望着我，他的夫人还淌着泪水告诉我，老三、老五两个孩子，在由杭州押解去台湾途经福建崇山峻岭中，活活给拖死了。”（上引文，p172）
陈仪在台北被枪决后，张延哲的命运又是如何的呢？从同为陈仪得力下属的任显群之妻、京剧名伶顾正秋的回忆中，可以得到一点信息：张延哲在被羁押九个月后获释。如此，应该可以推定，张并未深入涉及陈仪案。不然，断难逃过台湾当局的严惩。《张圣才口述实录》一书“相关链接”称张延哲是陈仪为策反汤恩伯起义派去与共产党联络之人（p114），或恐不确。
自1940年代末期始，台湾与大陆因海峡隔绝了数十年。在大陆，有人间忽提起张延哲其人，多不得其详。1981年，许闻天、邓昊明等六位原“孙盟”领导人发表《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概略》一文，对该组织做了权威性地回顾。其中，确认了张延哲的“孙盟”成员身份：“先是蒋介石调陈仪任浙江省主席，陈不愿就任，陈惕庐、许闻天、高宗禹三人曾去上海窦禄安路陈寓彻夜密谈，最后，陈答应去浙江，支持‘孙盟’在浙江的活动，并以‘孙盟’成员张延哲任秘书长，贡沛诚任建设厅长，陈惕庐任省训团教育长，保安司令部‘孙盟’也可以安插一部分人员，浙江渔业市场‘孙盟’也可以作为工作据点。”（《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二辑，p101）文中还指出，张延哲的老上司贺耀祖为该组织领导人之一。
1949年5月11日，陈惕庐、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五人因“组织非法团体，出卖党国，危害民族生存，甘心投共，罪大恶极”事宜,以“通敌叛国罪”在上海宋公园路刑场被执行枪决。此五人都是“孙盟”成员，其中，陈惕庐是该盟中央组织部长。在浙江，他曾是陈仪的下属，也是张延哲的同僚。
陈仪被执行死刑后，作为他的同案，张延哲在台湾幸免一死，甚至未获重刑。但具体的案情和刑期，由于两岸阻隔，至今仍迷雾一团。所以，关于张延哲的身份还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确系“孙盟”成员，但陈惕庐在被捕后并未招供张的身份；另一种可能目前也不能排除，即他并非“孙盟”成员，也未深度卷入陈仪策反汤恩伯案。
此处可以参考任显群案。任显群与张延哲一样，在陈仪执政台湾和浙江时间，曾两度追随。在浙江时期，任氏为杭州市长。据《顾正秋自传》（新星出版社，2017），在陈仪1949年被监视居住后，任显群向时任台湾省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求援，故在陈仪案中逃过一劫。吴国桢主政台湾省时期，任显群曾出任台湾省财政厅厅长，1953年去职。1956年6月，因涉“匪谍案”系狱，最后以“知情不举”被判刑七年。
任显群1958年初被假释出狱后，因在城市无法立足，遂去永和山区创办金山农场。不承想，居然和旧日袍泽张延哲成了邻居。任显群夫人顾正秋在她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张延哲在1950年代的一鳞半爪：
从台北回金山的路上，经过马槽，我们就谈起胡伟克先生，经过大油坑则谈起张延哲先生，他们当时都在那里开采硫磺。张先生则是陈仪的老部下，曾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浙江省政府”的秘书长。陈仪在上海被拘后，张先生亦遭波及，系狱九个月。出狱之后，他远离官场，到大油坑开采硫磺。三个政坛失意人，在那条昔日还很荒僻的山路上，做了不远不近的邻居。
许闻天、邓昊明等在《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概略》一文中，提及陈仪在台湾被杀后，“‘孙盟’成员张延哲也遭逮捕，生死不明。”在1980年代尚不知张延哲在1950年代的下落，只能怪罪于台海阻隔了。但张延哲最终的下落，至少在我写此文时，依然是模糊不清的。但从零星的信息看，从出狱后一直到死，他都生活在台湾。晚年的他，似乎热心于宗教事业。他殁于1973年，刚好七十。
吴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