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在乡村振兴中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的一项积极探索

(本文系贾康先生2023年6月29日在线上研讨会的发言)
我按照讨论提纲,想侧重谈其中一个视角上的探讨性意见,就是村级的公司化,是否可以成为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的一项积极探索。
我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分田到户”这个机制,运行40多年以后,显然已经在实践中间面临新问题的挑战。已看得很清楚的一条,就是由于比较利益使然,农村新生代青年人、青壮年人他们大量流入城市打工,很多地方本地形成的就是所谓“38/61/90(妇女儿童老人)”趋向的人口特征,伴随着的就是土地撂荒,部分场景中的低产低效,集体经济的弱化和虚化。一些地方不能够形成振兴之势,而且还有落入不良循环的危险。
我在湖北随州等地调研中,注意到有这样一种基层的积极探索,我把它概括为这样几个“化”:就是在村级的层面上,可以股份化、组织化、专业化、特色化,而且规模化——这个“规模化”又内含着“多元化”,对接的显然是促进乡村振兴。具体的路径,是行政村可组建成为“股份合作制”的公司(具体名称各处不一样),它的实质,是与温州当年搞的“股份合作”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现在种种制约条件下,这在直观上是搞了个“非驴非马”的组合。大家都知道,股份制决策机制是一股一票,合作制决策机制是一人一票,但是温州当年就是这么切入了,以后就发展起来了,再往后推进到以“乡镇企业”演变为较规范的股份公司。温州当年那个发展主要是对接到“务工”,而随州等地股份合作对接的是“务农”:它的这种称为“股份合作”的具体制度设计,一人一票这方面的原则仍然有,但是设有一个层次递进的代表会议——因为农村村级的人口边界是变动不居的,有人会出去,有人会进来,很难说什么时候哪些人到场的"一人一票"那个决策就特别符合规则与合理性要求,需要有一个代表会议,相对稳定地由这些代表来行使这样一个决策权。在股权的视角上,也不是简单就按照股份出资概念去分红,它有非常具体的公式化的分配规则,比如责任田折股,也有资金入股,还有当事人的绩效也算股,年功也算股,还有"集体"方面的股,合在一起,是以一个很清晰的阳光化的计算公式来处理收益分配问题。
这样实际的运行结果,在已经运行了几年的情况下作初步总结,可以说显然取得了一系列正面效应:经济有显著的振兴发展,和外部市场有“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上可对接的特点,对内部的和谐稳定要求,则有积极的适应,有利于维持在村级的这样一个联合体中,大家一起有盼头有希望依托于发展而使乡村状态升级——撂荒地的问题解决了,综合绩效的提升十分可观,“集体”这个概念之下的虚化和弱化的问题,也被冲掉了--现在很多地方的集体经济壮大发展还相当快。这就是引出了一个在大农业概念之下的适当的多元化经营。比如我看到的随州那边的几个示范点里面,主打的产品,大农业中种植概念下,当然有商品性质的可以对外输出的水稻、玉米,都是尽可能高品质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果品,当地特产的经济作物等等,还有大农业中养殖概念下的鸭、鱼、羊、猪,另外,也还有开始和城里人员流动对接的农家乐旅游,等等。不排除以后还可能进一步发展加工、制造,对接过去所说的“乡镇企业”形态——这种企业已有一套类似公司法人的规则,可以发展到温州以后的那种比较标准的股份制形式。当然,当地镇和县的政府,对此也有一些作用重要、力求适当的引导和支持。
总体来说,要肯定这种探索之下,解放生产力的局面往往可以引出焕然一新的乡村振兴正面效应,很值得关注。在建设现代农业强国的中国之路上,这个村级联合体的层面,现阶段不少地方确实有这样一种较快扭转不良局面而发展壮大的可能性。在农村家庭和个人这方面,也一个是劳动增收,一个是增加了集体福利,合成了生活质量的明显提升。
我觉得这方面十分值得关注。借这个机会向各位谈一下这些探讨性看法。谢谢!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交流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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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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