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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叶
编辑丨劳
“我们清楚，这不是光荣的返回……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我意识到，当飞机慢慢降落时，我们面临着最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不撒谎的话，同时又不说出事实真相的话，怎么办？”
1968年8月27日凌晨，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书记杜布切克随代表团一行人坐在飞往布拉格的飞机上。
他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无力的7天，自己的国家被侵略，作为执掌最高权柄的人却被克格勃请到莫斯科谈了一场毫无意义的谈判。
这种被巨大的宿命压迫的窒息感，对于杜布切克来说，也许只有在“天鹅绒革命”之后才完全消失。
悲剧的开始
1921年11月，杜布切克出生在斯洛伐克西部山区乌赫罗维茨的一个贫寒家庭中。其父老杜布切克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在美国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4岁那年，杜布切克跟随父亲、响应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来到了靠近中国的吉尔吉斯首府比什凯克。
据杜布切克回忆，当他们到达比什凯克的时候，他看到国际援助社的社员无私地帮助当地人改善住房条件、修建砖厂、预防火灾并推广机械的使用，而朴实的居民们则拿出猎来的野味款待他们，杜布切克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接受了苏维埃红旗下的小、中学教育。
也就是从那时起，杜布切克的心里，对真正的共产主义产生了自己的理解与向往。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28年温和派在莫斯科的斗争中失利，斯大林开始推行激进的集体化政策，这股风在1930年吹到了比什凯克。
或许是气氛的改变影响了老杜布切克，1933年，他借着到莫斯科培训的机会，将整个家从吉尔吉斯西迁到了高尔基市（如今的下诺夫哥罗德市）。也正是由于父亲的这个决定，只有十几岁的杜布切克见证了这个红色国家的恐怖时刻。
“大清洗”开始了，曾经课本上的英雄突然成了被打倒的反革命分子。这种突如其来的猛烈的政治风潮，在杜布切克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38年，苏台德事件发生，斯大林对纳粹的焦虑达到了顶峰，苏联对境内的外国人下达了最后通牒：要求要么加入苏联国籍，要么回国。老杜布切克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带着17岁的杜布切克回到了家乡，与亲人团聚。
这样，这个在苏维埃红色政权中成长的年轻人，怀揣着对民族的热爱、对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与对斯大林政策的质疑开始了新的历程，而这三点因素也是他悲剧性政治生涯的决定因素。
改革者诞生
1939年，年仅18岁的杜布切克加入斯洛伐克共产党，并一路参与了斯洛伐克民族的解放。
1946年，捷克与斯洛伐克合并，并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
而此时的杜布切克则选择走向政治边缘，成为了一家酵母厂的工人。直到三年以后，他才受命出任特仑坎的县委书记。
对比大多数人来说，杜布切克的政治生涯无疑是顺利的。1954年底，由于俄语说得流利，家庭出身良好，信仰坚定且无政敌，杜布切克被选中到莫斯科苏共中央高等政治学校深造，这是杜布切克逐渐走向权力巅峰的开端，更是其社会主义思想成熟的开端。
深造期间，杜布切克在莫斯科大量的阅读了卡尔·马克思以及列宁的著作。这让他对于现实更加了解又更加困惑。
他发现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与列宁的论述中有着明显的矛盾，马克思所构想的无产阶级专政相比于列宁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得多。
另外，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中对斯大林彻头彻尾的批判，以及苏联对在杜布切克心中从来不是社会主义叛徒的铁托的缓和态度，都使得杜布切克对于斯大林模式的扬弃与社会主义的改革产生了共鸣。
改变的种子一经种下，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
另一方面，随着党内职务的提升、政治思想的完善，杜布切克也迎来了自己的政敌——捷共第一书记兼国家主席诺沃提尼。
1960年，捷克斯洛伐克在诺沃提尼的主导下，修改了宪法。
新的宪法加强了布拉格的中央集权，撤销了管理斯洛伐克民族事务的机关与社会保障局，把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精简为一个地区性议会，这种傲慢地忽视斯洛伐克民族利益的做法伤害了杜布切克心中的民族情感。
从那时起，杜布切克在政治上就有了较为明确的目标，反对诺沃提尼，并在最高的位置上主导践行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改革。
在几轮权力斗争之后，诺沃提尼被解除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杜布切克接任。1968年1月，杜布切克终于站在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力巅峰，“布拉格之春”也缓缓拉开帷幕。
黑暗七日
在杜布切克上任之前，他已经就捷克斯洛伐克要如何实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开始草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这份《行动纲领》被他带到了克里姆林宫去。
尽管杜布切克一再地使用“恢复”、“搞活”等词语，避免对于“改革”、“修正”等敏感词语的使用，但苏联政治局中呆板又阴郁的面孔让杜布切克明白，在这里根本没法找到认同。
事实上，对于社会主义阵营来说，《行动纲领》迈的步子也太大了一点。首先是要实行党内生活民主化，避免在公众讨论中捍卫它的领导地位；其次要推行党政分开，限制党的权力与活动范围。
这两点已经透着西方国家所大力宣扬的自由主义的味道了，但结合杜布切克的成长背景与他的坚定信仰来看，只能说杜布切克是一个极其实事求是的人。
除此之外，这种实事求是还体现在《行动纲领》提出的要破除平均主义，发展商品经济上。在《行动纲领》里的另外几条，即要求科学、艺术、文化、教育领域独立发展，要求同资本主义国家接触，提高外交自主权的，则是对苏联模式的一种冲击与抗争。
不得不说，在战后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中，杜布切克的《行动纲领》是走的最远的，改革力度最大的，同时也是最难以被接受的。
不仅仅是勃列日涅夫，就算是经历过灾难斗争并早早开启改革的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与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听了之后，也对此保持沉默与回避，因为不管是其中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可以预见到将会掀起血雨腥风。
杜布切克对他们感到深深的失望，但令他更加失望的是，在政治局中，因为倒诺沃提尼而走在一起的团体在面对改革时却意见不一，导致许多举措难以实施。
然而3月的一件事，成为了杜布切克破局的关键。诺沃提尼被爆出在被解除第一书记职务之后曾经想发动军事政变，只是由于没有说服军队的领导人才未成功。
这件事影响巨大，杜布切克利用熟悉的公共舆论战为自己的执政措施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4月的会议上，改革的反对派迫于公众的压力纷纷辞职，诺沃提尼更是被开除出党。
《行动纲领》正式出台了，按照杜布切克的想法，这是一部极其富有共产主义原则但又如此离经叛道的纲领。
杜布切克相信，通过《行动纲领》，将实现对独裁与官僚的终极打击，彻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杜布切克满怀信心，在他如柳般腰身的辗转腾挪之下为自己赢得了看似独立自主的执政机会。因此，对于1968年8月20日发生的入侵，杜布切克同样毫无心理准备。
事实上，正是杜布切克长期以来对公众舆论的滥用让勃列日涅夫惶恐不安，他本人虽然是改革的支持者，苏联也在他的带领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当勃列日涅夫面对着改革出现的弊端时就立刻变得保守起来，而每次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铺天盖地的新闻总是让他感到不安。
在杜布切克利用舆论彻底赶走诺沃提尼，并任命新的政府成员时，勃列日涅夫已经判定，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反革命”，武力干涉的种子从这时起就种下了。
从5月开始，勃列日涅夫就以各种借口，从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调兵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科学家与工人利用新闻自由，公开发表对苏联的谴责与对社会主义的污蔑，这使得矛盾在民间激化。
7月份，华约方面要求杜布切克出席会议并对国内局势作报告，但杜布切克认为这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中的正常现象，并未理会，也未出席会议。
8月3日，双方又一次进行了会谈，但是这次会谈却出奇的顺利，顺利得让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以为自己占据了上风。但这只是苏联等国家的障眼法，他们正在策划更大的举动。
随着会议结束，双方都加紧了自己的步伐，杜布切克的改革步伐迈得更大了，苏联也决定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成果。
8月20日半夜，飞机的轰鸣声划破了静静悄悄的布拉格，苏联和华约五国开始正式攻占捷克斯洛伐克，由于部队之间力量对比悬殊，再加上事发突然，捷克斯洛伐克都没来得及反抗就被占领了。
当捷国防部长楚尔在午夜前向主席团报告苏军已越过边境大举入侵时，杜布切克正在主持主席团会议。
尽管事先有种种迹象表明，入侵可能发生。但消息仍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所有的人，就连写信要求苏联出兵的人也一时不知所措。
杜布切克气愤地含着眼泪说：“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荣誉保证，我根本没有怀疑过、没有料想到，竟会有人采取这种手段来反对我们……我一生致力于同苏联合作，而他们却这样对待我，真是我一生中的最大悲剧。”
21日凌晨，杜布切克等人被捕，随后被带上冰冷的手铐押上飞机去到斯洛伐克一处军用机场，在不断的呵斥声中和枪托的击打下又被关进一座谷仓过夜。
天亮后，苏联军官蛮横地把他们押往苏联，关在利沃夫等候处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一国武装绑架另一国领导人的事件，这也是杜布切克黑暗七日的开端。
8月23日，与世隔绝了两天的杜布切克被带入莫斯科，作为政治犯去克里姆林宫面见勃列日涅夫，上一次来杜布切克还是意气风发的第一书记，仅仅8个半月，命运就跟他开了一个这么大的玩笑。
苏联方面要求杜布切克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内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并签订一系列使武装入侵得到合法化的文件。
被带去的五个人，虽然有些人有妥协的想法，但都拒绝在投降文件上签字，杜布切克更是坚持拒绝谈判。
8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政治局向苏共中央递交了关于考虑召开最后会议的草案，草案重申了拒绝认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存在反革命的提法，坚决捍卫行动纲领。
捷共认为认为入侵是“悲剧性的误解”或“悲剧性的错误”，并要求苏联作出撤出其驻军的决定，这被苏联认为是最后通牒。
然而这个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产生了投机派，之前被杜布切克尽全力恢复名誉的古斯塔夫·胡萨克脱离了原本的立场，支持苏联的全部要求，并宣布党的十四大无效。这使得队伍产生了分裂，最终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被迫接受了苏联的条件。
然而更糟的是，8月26日，当除了杜布切克的大部分人都同意在文件上签字的时候，苏联这边又拿出了新的文本，新的文本包含了更多的条件与要求。
面对这种情况，杜布切克决定参加8月26日晚同苏联领导人举办的协商会议，将“布拉格之春”的真相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当杜布切克用俄语情绪激昂地讲完他的改革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这种沉默持续了有五分钟，也许大家在感情上已经认可了杜布切克。
但是勃列日涅夫打破了这种平静，他开始讲了他的考虑，这些发言与从前的革命友谊、同志之类的都不同，是完全出于现实政策考虑的。
他说，从最后一次战争结束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苏联安全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不
能放弃它，苏共中央政治局担心杜布切克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会滑向独立的方向。
杜布切克意识到，在这里谈什么东西都毫无意义，连曾经承认的意识形态和感情，甚至缔结的条约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曾是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国际组织都没有任何意义。
勃列日涅夫随后突然站起来，脸红红的，浓浓的眉毛都竖立起来了，向杜布切克大声喊道：“所有我们的谈判显然无用！”之后他转过身去，慢慢离开了房间，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成员也都尾随他走了出去。
最后杜布切克无力地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一生的信仰遭到了重大的打击。
轰轰烈烈的“布拉格之春”，以这样的方式落下了帷幕。回国后杜布切克辞去了第一书记的职务，随后被开除出党，他选择回到林场当一个职员。
1989年，捷共逐渐失去执政党地位，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生天鹅绒革命，社会制度发生变化。1992年6月，捷克与斯洛伐克协议分离成为两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彻底成为历史。
杜布切克在1990年重新在政坛复出，作为最有声望的斯洛伐克人，有望在1993年成为第一届斯洛伐克总统，然而1992年底，杜布切克遭遇车祸，他的生命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历史走到了终结。
尽管信仰遭遇现实如此大的打击，杜布切克在生涯晚期依然对禁止共产党活动、禁止传播社会主义等提案坚决地表示反对。
对他来说，失败的并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失败的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是红色帝国苏联对理想的肆意篡改。
也许在杜布切克临死前，眼前浮现的仍然是幼年时在吉尔吉斯的国际援助社和当地小孩玩闹的时光，那种纯粹的互帮互助的景象，才是共产主义思潮开出的最美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