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创宏观·张瑜团队】全球经济正在去全球化吗？——海外论文双周志第19期

核心观点

本期海外论文双周志聚焦全球化，选择了一篇NBER的工作论文。《全球经济正在去全球化吗？》探讨了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后备受关注的去全球化问题，主要解答三个问题：1）世界经济正在去全球化吗？2）若是，原因是什么？3）若是，后果会怎样？

报告摘要

从三个角度观察：1）三个用于衡量全球化程度的关键指标——全球贸易、全球资本流动和移民。2）贸易政策环境的变化。3）新闻或文章中某些术语的出现情况，用于分析公众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变化。

上述三个观察角度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政策变化或滞后于公众态度变化，衡量全球化程度的关键指标变化则可能滞后于政策变化。

结论是：政策环境和公众情绪的变化可能是一种新型全球化的先兆。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国家安全的担忧等，这些担忧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因此，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种新型全球化——一种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主导而非市场力量推动的全球化。

政策变化，而政策变化反映的是公众的反全球化情绪。公众反全球化情绪背后可能有6个因素：1）金融危机。对于反全球化情绪起源于金融危机的假设，有两个反面论据。详见正文。2）来自低工资国家的进口竞争。3）气候变化和碳税。4）疫情和对提高韧性的需求。其中一个关键是如何衡量韧性，该论文借鉴文献给出三个衡量企业层面供应链韧性的指标，详见正文。5）俄乌冲突与能源危机。6）军民两用商品及对国家安全的担忧。

该论文考虑了6方面因素。1）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不确定。2）对效率、创新和长期增长的影响：下降。3）对通胀的影响：上升。4）对国内不平等的影响：不确定。5）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或加剧。6）对全球和平的影响：或不利。

风险提示：论文翻译和理解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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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本期海外论文双周志聚焦全球化问题，选择了一篇NBER的工作论文《全球经济正在去全球化吗？》。该论文探讨了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后备受关注的去全球化问题，主要解答三个问题：1）世界经济正在去全球化吗？2）若是，原因是什么？3）若是，后果会怎样？

该论文旨在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世界经济正在去全球化吗？该论文提供了三个观察角度：1）三个用于衡量全球化程度的关键指标——全球贸易、全球资本流动和移民。2）贸易政策环境的变化。3）新闻或文章中某些术语的出现情况，用于分析公众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变化。结论是政策环境和公众情绪的变化可能是一种新型全球化的先兆。

第二，导致潜在的去全球化的原因是什么？政策变化，而政策变化背后是公众反全球化情绪的发酵。

第三，潜在的去全球化趋势可能导致什么后果？该论文考虑了6方面因素。1）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不确定。2）对效率、创新和长期增长的影响：下降。3）对通胀的影响：上升。4）对国内不平等的影响：不确定。5）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或加剧。6）对全球和平的影响：或不利。

从三个角度观察：1）三个用于衡量全球化程度的关键指标——全球贸易、全球资本流动和移民。2）贸易政策环境的变化。3）新闻或文章中某些术语的出现情况，用于分析公众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变化。

上述三个观察角度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政策变化或滞后于公众态度变化，衡量全球化程度的关键指标变化则可能滞后于政策变化。

结论是：政策环境和公众情绪的变化可能是一种新型全球化的先兆。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国家安全的担忧等，这些担忧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因此，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种新型全球化——一种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主导而非市场力量推动的全球化。

全球进口额在过去30年内迅速增长（图1）。尽管2020年因新冠疫情，全球进口出现短暂下降，但是2021年后又出现大幅增长。

不过，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进口额占GDP的比例有所下降，引发了人们对2009年后世界已开始去全球化的担忧。但是由于全球进口占GDP比例的下降幅度太小，或不足以证明“去全球化”趋势的存在，“慢全球化”（slowbalization）似乎是更恰当的表述。

从主要国家出口占GDP的比例来看（图2 panel A），印度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其出口占GDP的比例均有所下滑，当下均稳定在20%左右；德国出口占GDP的比例则持续上升，当下约为50%。美国出口占GDP的比例一直稳定在10%左右。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占GDP的比例约为30%。

进一步观察中间品的进口占GDP的比例（图2 panel B）。对于参与全球价值链（GVC）的国家来说，中间品的进口是出口的必要投入（因此中间品的进口占比较高可能意味着对于GVC参与程度更高）。从主要国家看，1）印度的中间品进口占GDP的比例正在下降，反映出印度对全球经济的依赖程度逐渐下降。2）德国和美国的中间品进口占GDP的比例也有下降趋势（虽然不如印度明显）。3）世界其他地区的中间品进口占GDP的比例略有上升。

第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图2 panel C），可衡量资本市场的全球化程度。

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高达60%，且未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第三，移民数量，用于衡量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程度（图2 panel D）。

1）德国和美国的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持续增长。2010s，德国经历了“难民潮”，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了美国。2）与之相比，印度的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则非常低，而且似乎保持稳定，没有什么变化。

综上，可以得到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从贸易角度看，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占GDP比例的增长显然已经停滞。但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则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或许表明现在谈论“去全球化”还为时过早。全球贸易占GDP比例的增长放缓似乎是前期快速增长后的自然发展趋势。

第二，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存在较大的国别差异。虽然美国似乎正在降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但世界其他国家却并非如此。

虽然衡量全球化的三大指标的走势并未发生明显的转折，但过去五年里，贸易政策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在美国。需要注意的是，衡量指标对政策的反应可能存在滞后。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变化有三：

第一，美国加征关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在贸易壁垒的减少以及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2018年，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宣布了针对几个特定国家的首批关税上调措施。尽管后续美国政府经历了换届，但在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大多数关税至今仍然存在。

第二，美国阻止世贸组织上诉机构（WTO’s Appellate Body）任命新法官，导致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失效。美国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的遴选，导致2019年底最后两位法官任期届满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因缺员而陷入瘫痪。

第三，最近美国以加强供应链韧性和保证国家安全的名义，由自由化和多边主义转向采取产业政策。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则采取了与美国相反的行动，导致贸易呈现向区域化发展的趋势。例如，1）东盟成员国签署了RCEP，该协议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2）CPTPP的成员国范围不断扩大。3）非洲自贸区（AFCFTA）启动。

此外，Fajgelbaum等人（2022）的研究表明，虽然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的目标产品在中美之间的贸易减少，但其在中美以外的第三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却有所增加，其中，参与了广泛的贸易协定的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最大。因此，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并不仅仅会导致全球贸易的重新分配（出口替代），还可能为其他国家带来新的贸易机会。基于此，考虑到许多国家正在努力利用美国贸易政策逆转可能创造的新机遇，美国贸易政策环境的变化对全球化的影响似乎更加微妙（即，未必完全是去全球化的）。

PEW对全球化态度的调查数据显示，公众仍然认为全球贸易有利于经济发展。然而，新闻报道却显示，公众对于全球化的怀疑情绪已经越来越强烈。

观察新闻报道中一些特定关键词出现的频率（用出现关键词的文章数占文章总数的比例表示），来分析公众对于全球化态度的变化。

1）“韧性”：金融危机以来，“韧性”一词在新闻中出现的次数不断增加（图3 panel A），可能反映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球供应链使国家和企业的供应链面临风险。

2）“国家安全”：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可能反映出人们对全球化的怀疑情绪正在加剧。令人惊讶的是，当下“国家安全”在文章中出现的次数比“911”、“阿拉伯之春”以及2011年北约进行利比亚军事干预之后还要多。很难确定2013年、2017年“国家安全”出现频率激增的原因，对于后者，民族主义者特朗普的上台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不过，虽然2021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后，“国家安全”一词的使用量急剧下滑，但其仍是2000年使用量的近两倍。

3）“回流”：2010年开始，“回流”（“onshoring”或“reshoring”）被频繁使用，或表明公众对于全球化怀疑情绪的发酵发生在特朗普上台前。

4）“友岸外包”：2021年，美国商务部长Gina Raimondo引入了“友岸外包”的概念，与“回流”相比，“友岸外包”反映的对全球化的态度更加温和，即全球化应该并可能继续深化，但只针对部分“友好”国家。

第一，从全球化的主要衡量指标看，虽然国际贸易占GDP的比例显示出全球化放缓（并非逆转）的趋势，但外国直接投资和移民的数据反映出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仍在快速增长）。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在数据层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去全球化的新时代。

第二，政策环境以及公众对国际贸易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这可能是一种新型全球化的先兆。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远离“非友好国家”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需求，以及相信只应该促进与“友好国家”的贸易。这些担忧主要来自于地缘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因此，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种新型全球化——一种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力量主导而非市场力量推动的全球化。

一些人怀疑金融危机以来，贸易占GDP的比例下滑是由技术驱动的。对于这一论点，人们提出了两个论据：

第一，全球价值链（GVC）和贸易扩张导致的生产分裂已达到其技术极限。

1）一些人将中间品贸易额占GDP比例（如图2所示）的下降作为生产分裂已经结束的证据。然而，正如Goldberg（2019）所言，这个证据还不够有力。一方面，目前中间品贸易额占GDP比例的下降幅度太小；另一方面，中间品贸易额还会受到大宗价格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2）第二个可用于衡量生产分裂的指标是制造业贸易中零部件贸易量（注意，是数量）所占份额。该指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温和增长，金融危机后也没有显示出任何逆转的迹象。

综上，对于第一个论点，既有支持性的论据也有反对性的论据，难以证真。

第二，近期的技术进步，如自动化、3D等可以支持生产活动的回流，因为其降低了生产对于低学历劳工的需求。但是，这一论点经不起推敲，原因有三：

1）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近期的技术进步也创造了额外的贸易空间。事实上，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受自动化技术发展影响最大的部门（如汽车）的中间品进口规模有所扩大，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

2）外国直接投资存在沉没成本，意味着外包和回流的规模将是不对称的——即使在海外生产的激励可能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强烈（如，在海外生产的相对成本优势没有过去那么高），但由于过去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巨额沉没成本，GVC（全球价值链）不会直接放弃在海外的生产活动（Antras，2021）。

3）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有可能促进由服务贸易驱动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

鉴于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技术的变化驱动了去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政策可能是全球化趋势发生变化的主要解释。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若去全球化的趋势是由政策变化驱动的，那什么能解释政策的变化呢？国家政策实际上是对公众情绪的回应。正如第一章讨论的，2010s中期以来，美国公众对全球化的态度逐渐恶化。下面将探讨公众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对态度的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10s中期，极右和极左的政界人士均将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和实际工资增长停滞归咎于国际贸易，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第二阶段是疫情期间（2020-2022年），对全球供应链韧性的思考引发了人们对国际贸易的担忧。第三阶段始于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核心问题是国家安全。可以看到，每个阶段中，驱动反全球化情绪发酵的都是特定因素而非共性因素。

鉴于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长便有所放缓，人们很容易将反对全球化的情绪发酵归因于金融危机。但是，对于反全球化情绪起源于金融危机的假设，有两个反面论据：

第一，时间错位。虽然2008/09年期间，国际贸易占GDP的比例急剧下降，但随后国际贸易占GDP的比例立即恢复，直到2015/16年，才再次快速下降。

第二，金融危机给居民带来的痛苦并不是普遍的，且这种痛苦并未集中在先前就厌恶全球化的群体中。一方面，金融危机期间，一些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减贫方面表现良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也没有导致美国和欧洲的公众对全球化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虽然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困难，但这种困境并不集中在先前就非常厌恶全球化的、低学历且偏保守的群体中。

起初，对全球化持反对态度的公众集中在受到进口竞争影响的社区中，这些社区的特征符合Bonomi等人（2021年）描述的情况：由低收入、低学历、偏保守的家庭组成，受到重大的经济冲击后，这些社区越发极化和保守，拒绝全球化。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全球化的情绪进一步发酵，贸易和全球化成为2016年竞选活动的主要议题，最终导致2018-19年中美贸易摩擦。而且此前评论人士预计，拜登上台后，美国的贸易限制政策将有所逆转，但事实并非如此，表明人们对全球化态度的变化比原本预期的更为持久。

全球化可能是导致碳排放升高的潜在因素，主要是三方面原因：1）全球价值链（GVC）的跨境货物运输意味着额外的包装和运输燃料消耗。2）各国有不同的环境标准，可能会导致产生“污染的避风港”（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3）贸易与增长有关，而目前来看增长就意味着更多的污染。

不过，由于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的有关议题被暂时搁置。因此，虽然气候变化可能是未来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当下它还未发挥主要作用。

疫情爆发带来了一个新的贸易问题：全球价值链的韧性。一些人认为，一条具有多重环节的价值链的韧性取决于其最薄弱环节的韧性，当某个位于外国的环节受到当地冲击的影响而中断，那么全球价值链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一种增加供应链韧性的方法就是让供应链“回流”，即，使供应链尽可能多地依赖国内生产。

事实上，这并不是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第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Boehm等人（2019）和Carvalho等人（2021）研究了2011年日本地震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Barrot和Sauvagnat（2016）则从公司层面出发，研究了自然灾害造成的特殊冲击的影响。然而，日本地震和自然灾害都没有导致类似于疫情期间的公众对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化的持续批评。特别是，我们还要考虑到疫情冲击并不是针对特定国家而是全球性的冲击，这实际上削弱了“回流”的合理性。

那么，对于供应链韧性的需求究竟是真得出于对全球供应链脆弱性的担忧，还是只是一个新颖而方便的借口，实际上是为了寻求旧式保护主义（背后是对于全球贸易影响国内就业市场和不平等的担忧）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韧性”的概念。参考《The Resilient Society》中的定义，韧性是指面对冲击时能“弯曲而不折断（bend but not break）”。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bend but not break可能意味着，若一个经济实体（例如企业、行业等）能在经历经济冲击后幸存下来，就表明其有韧性；若其在经济冲击后不复存在，就表明其没有韧性。更进一步，即使是在经历经济冲击后幸存下来的经济实体，如果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到冲击前，可能也意味着其没有韧性。但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多长时间才算“很长”？总之，目前我们仍缺乏对“韧性”标准的明确定义。不过，我们可以明确列出一些在判断经济实体的韧性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l冲击的性质和程度

i. 供给冲击还是需求冲击，或两者都有。

ii.特定部门冲击还是特定国家冲击，或两者都有。

iii.特殊冲击还是系统性冲击。

l时间范围（短期、中期或长期）

i. 取决于部门（对于食品和药品：时间最为关键）

ii.取决于偏好（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可能认为汽车是必要的）

l观察的层次

i. 经济层面

ii.行业层面

iii.公司层面

iv.家庭层面

举例说明考虑上述因素的必要性。

1）考虑需求冲击。例如，失业率上升或健康问题导致总需求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供应链究竟是国家性的还是全球性的，对韧性而言都不重要。

2）考虑供应冲击，如一场自然灾害或一种流行病爆发。如果冲击发生在特定国家，那么供应链的多样化将使其更具韧性；如果供应冲击发生在多个地区，那么供应链的多样化对提高其韧性没什么作用。如果冲击源于国内经济，那么供应链的“回流”将使其韧性下降；如果冲击来自国外，那么供应链的“回流”将增加其韧性。

利用上述思考框架来分析经济体对疫情冲击的韧性。观察关键商品全球贸易额的变化情况。比如口罩，2020年全球口罩进口额急剧增加，在此情况下，若没有国际贸易，那些口罩进口大国对口罩的需求就难以得到国内供应商的满足（图4 panel A）。

Khanna等人（2022）提出了两个通过公司间交易量衡量韧性的指标：（1）企业是否容易找到新的供应商；（2）公司是否与供应商保持联系。

第（1）个衡量指标可以表示为：

其表示的是一家企业的新供应商数量占供应商总数的比例。如果entry rate在遭受冲击后没有下降，就说明市场是有韧性的。

第（2）个衡量指标可以表示为：

其表示的是退出一家企业的供应链的供应商数量占该企业供应商总数的比例。如果separation rate在遭受冲击后没有增长，就说明市场是有韧性的。

综合entry rate和separation rate两个指标，可以定义Net separation rate为：

为了评估美国供应链在疫情期间的韧性，该文作者测算了美国进口产品的entry rate、separation rate和net separation rate。数据源是Panjiva。

从entry rate、separation rate这两个衡量指标的角度看，第一波疫情期间（2020年3月-5月），美国的供应链具有韧性。彼时，尽管美国进口数量同比下滑了13%，但entry rate仍飙升至42%，separation rate也有所下降，net separation rate亦有所下降。这表明，在疫情期间，美国企业似乎与原有贸易伙伴保持着供应联系，甚至还在寻求新的供应关系（entry rate飙升）。

对于上述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疫情同时冲击了供给和需求。一方面，国际供应商面临封锁，带来供应下降。另一方面，家庭在预期将经历长期封锁的前提下，扩大了耐用品消费支出，同时大量购买口罩等卫生保健相关用品，导致企业去寻求新的供应商，带来entry rate上升。

总之，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到，疫情期间美国的供应链是具有韧性的。

总之，迄今为止，并没有证据表明全球供应链在疫情期间没有韧性，也没有证据表明若减少对外国投入和国际贸易的依赖，世界经济就会更有韧性。

俄乌冲突后，由地缘政治动荡激发的对韧性的需求，成为人们重新思考全球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带来了对供应链“回流”的需求以及贸易政策中的一个新概念——“友岸外包”，即主要与友好国家进行贸易。

在这一阶段，公众反全球化情绪发酵的催化剂是俄乌冲突，其引发了人们对于地缘政治风险下全球供应链脆弱性的普遍担忧，带来美国与被美国视为“不友好”的国家脱钩。在此背景下，一个问题是：除了政府制裁外，市场因素是否也在推动与“友好”国家进行贸易？

利用YouGov（2017）的民意调查来评估美国是否真得在进行“友岸外包”。图7中，横轴是2022年美国从某个国家的进口额占美国总进口额的比例（作标准化处理），纵轴是认为某个国家是友好国家的美国人占全部受访者的比例。可以发现，两个变量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对于美国的大多数贸易伙伴，美国人认为它们是美国的朋友。

第二，从重点商品角度看，重点观察医疗产品和其他战略产品（图8）。

首先观察美国在重点商品进口方面对“非友好”国家的依赖度，有以下三个发现：

1）在医疗产品中，口罩对非友好国家的依赖程度异常高。不过，对于青霉素，美国自“非友好”国家的进口占比不到20%；对于婴儿配方奶粉，美国自“非友好”的进口占比不到5%。

2）对于口罩，疫情期间，美国从“非友好”国家的进口增强了其供应的韧性（2020年Q2，美国自“非友好”国家进口的口罩占比激增）。因此，与“非友好”国家脱钩虽然可能会增强本国的供应链对特定地缘政治冲击的韧性，但可能会损害它对其他与政治无关的冲击的韧性。

3）对于其他战略重要性产品：

①芯片，近年来，美国自“非友好”国家进口的占比剧增，背后是“晶圆代工”模式的日益流行，而许多代工厂位于马来西亚、越南，在YouGov调查中，这两个国家都被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是“非友好”国家。但近年来，由于美国制定了半导体行业的“友岸外包”政策，美国自“非友好国家”进口的芯片占比快速下滑。

②电池，近年来美国的进口依赖越发明显。

③原油，近年来美国对“非友好”国家进口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页岩气开发带来美国成为原油净出口国，其自“非友好”国家的进口占比已经从60%下降到20%左右。

其次观察美国重点商品进口的集中度，用美国从最大进口国的进口份额衡量，某一商品的进口集中度过高可能意味着该商品的供应链缺乏韧性。

美国对于重点商品的进口高度集中，不过鉴于目前这些商品的主要供应商都是美国的“友好”国家，可能意味着其供应链不易受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但是也要意识到，其易受特定国家风险以及未来国际关系可能发生的潜在变化（如友好国变非友好国）的影响（图9和图10）。例如，婴儿配方奶粉的进口中，爱尔兰（45%）和墨西哥（30%）合计占美国总进口的比例约为75%。对于原油，2022年美国的进口中有70%来自两个“友好”国家——加拿大和墨西哥。

综上，主要有以下几个发现：

1）总体来说，美国对“非友好国家”的进口并不存在强烈的依赖。

2）在一些关键商品方面，美国对“非友好国家”的依赖度可能较高，但疫情期间的经验数据表明，“非友好”国家的供应帮助缓解了美国供应链的紧张，而不是导致其产生严重的瓶颈。

3）近年来，即使没有政府干预，私营部门似乎也在慢慢与“非友好”国家脱钩，尤其是在半导体和原油领域。

4）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关键产品的进口来源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虽然是“友好”国家），可能导致美国的供应链对于地缘政治风险外的其他特定国家风险的冲击较为脆弱。

需要注意四点：

第一，伴随世界经济缓慢向新状态过渡，预计潜在的去全球化趋势在短期和中期内不会产生什么显著影响。

第二，需要区分全球化水平变化和方向变化的影响。尽管全球化的方向可能是向下的，但当下全球化的绝对水平仍然非常高。

第三，随着全球供应链在区域层面的重组，可能会出现一种新的国际体系，该体系严重依赖于双边协议、区域协议以及“朋友”之间的伙伴关系。这个过程可能为一些国家创造新的贸易机会，如Fajgelbaum等人（2022）的研究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第三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额有所增加。

第四，从长远来看，潜在的去全球化趋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可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迄今为止的理论分析和数据论证表明，在潜在的去全球化趋势下，未来的供应链韧性既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下降。

在理论分析方面，Elliott等人（2022）最近的研究分析了现代生产网络如何导致了潜在的供应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关键行业的供应链“回流”可能是合理的（有助于增加供应链韧性）。

在数据方面，结论不一。一方面，几乎所有部门现有的供应链都被证明对疫情冲击是有韧性的。但另一方面，在俄乌冲突期间，欧洲的能源供应却变得非常脆弱。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国际贸易可能导致各国对特定部门的冲击变得更加脆弱（因为生产分工的专业化），但也会带来各国对全国性的冲击变得更有韧性（因为减少了对本国投入的依赖）。Caselli（2020）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冲击主要是全国性的，因此国际贸易帮助大多数国家降低了经济波动。简而言之，除非某一部门高度依赖于单一的进口来源（如欧洲能源部门高度依赖俄罗斯），否则国际贸易或有助于增强供应链韧性。因此，贸易限制政策不太可能提高各国的韧性。

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来的增长前景堪忧。根据2021年US Chamber of Commerce发布的一份关于中美脱钩的成本及其对行业的影响的研究报告，中美脱钩成本巨大。例如，若对中美之间的全部贸易额征收25%的关税，意味着到2025年，美国每年的GDP将损失约1900亿美元。

第二，在美国国内重建那些具有高度复杂性特征的产业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其可能减缓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增长。

自由开放贸易的主要好处之一是使CPI下降，主要是由于国际采购以及利用别国低工资的劳动力能降低企业的成本。因此，伴随潜在的去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工资和商品价格可能会上涨。

很难确定对国内不平等的影响。不过，过去两年美国的数据可以提供一定参考。2021年1月-2022年12月，美国的名义收入增长了10%，但由于通货膨胀高达14%，因此，美国居民的实际工资下降了4%。尽管可能还有去全球化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2022年美国工人的境况并不比以前好。

过去的30年里，受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全球贫困人口急剧减少、全球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其中，长期封闭边界的开放、国际贸易的增长、现代贸易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

往后看，在潜在的去全球化进程中，全球不平等减弱的趋势不太可能持续。主要有三点：

1）对于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如印度，若其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采取恰当的政策，推进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仍可能找到发展的道路。但对于小型低收入国家，发展前景十分暗淡。

2）强调环境、劳工和产品监管（如卫生和植物检疫标准）标准，将会提高较贫穷国家的进入壁垒，可能导致越来越多的贸易发生在高收入国家间，而不是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

3）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如果具有相近利益和相似特征的国家（例如G7集团）组成了气候俱乐部，那么像印度这样的高排放国家可能被排除在外，还有可能被征收惩罚性关税。

一种观点是，促进自由贸易发展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是人们相信自由贸易能促进和平与政治稳定。Martin等人（2008）研究认为，上述观点正确与否要取决于贸易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双边贸易会增加两国之间贸易下降的机会成本，因此两国不太可能爆发战争。但多边贸易减少了一国对任何特定国家的依赖程度，从而降低了双边冲突的代价，最终可能导致各国更易陷入战争。

还有一种观点是，世界贸易体系破裂（多边主义受损）导致了俄乌冲突的爆发。从目前的贸易数据来看，多边主义的衰落现象似乎还不明显。不过，二战提供了一个例子。De Bromhead等人（2019）研究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全球贸易情况，发现20世纪30年代，各国已从多边贸易转向了帝国内部贸易。1929年，英国从大英帝国的进口占比为30%，1938年该比例升至42%。一些人认为，这种贸易局势的变化不仅反映出彼时的国际局势之紧张，而且还起到了催化紧张局势的作用。现在称彼时为“交战前（pre-belligerency）”状态。过去五年全球化趋势的变化与二战前的“交战前”状态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

[1] Pinelopi K. Goldberg & Tristan Reed, 2023. "Is the GlobalEconomy Deglobalizing? And if so, why? And what is next?," NBER WorkingPapers 3111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具体内容详见华创证券研究所7月5日发布的报告《【华创宏观】全球经济正在去全球化吗？——海外论文双周志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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