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保全 闫雨谡｜“中国本部”：一个虚构的疆域概念

中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整体性是基本特征。然而，近代西方臆造的“中国本部”概念对中国疆域进行二元化解读的情况长期存在，不仅歪曲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也对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本部”又称“中国本土”，肇始于西文中的“China Proper”一词。“本部”（Proper）的原初含义是表达一种专属关系，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某事物属于特定民族，即“民族专属”问题越发受到重视，“本部”也逐渐被赋予“本族国度”的内涵。16世纪中后期，欧洲人开始将中国长城以南实行行省制的地区称为“China Proper”，之后又将其与所谓“中属鞑靼”（Chinese Tartary）和“中国的册封属国”（States Tributary to China）区分开来。19世纪后半叶，以卫三畏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套用“宗主国—殖民地”模式，把本为一体的中国分为“本部”、“满洲”和“殖民领地”。至20世纪初，“中国本部”已成为列强瓜分中国的话语工具。例如，英国人把所谓“外藏”范围认定为“西藏本部”，据此炮制出所谓的“西藏问题”。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接触到“China Proper”一语后，旋即翻译为“支那本国”、“支那本土”或“支那本部”，用于指称清朝的内地十八省。这种观念后来又同“支那非国”、“满蒙非中国”、“满蒙特殊利益”等论调结合，为日本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所用。以1927年出台的《对华政策纲领》为标志，促使“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上升为日本国策。此后，为了给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径捏造口实，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之一——石原莞尔叫嚣，“满洲大部分地区并非汉族的土地”，因而“与中国本土不同”。

以此观之，“中国本部”从来不是一个学术词汇，其应用和影响范围也远远超出学术界限。然而，这样一个饱含分裂分化意涵的概念于清末传入国内后，起初并未引起学界警觉。一些文献为了与“本部”的表述保持一致，甚至用“疆部”来指代边疆。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耀武扬威，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受到严峻挑战之际，顾颉刚等人猛然意识到此概念背后隐藏着分裂国家的危险。他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再论“本部”和“五族”两个名词》等文章中指出此概念的隐患，“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部分地方叫作‘本部’，中国的各个地理学家也不曾设想把某一部分国土定为‘本部’”，“大家感觉得‘本部’的地方是我国本有的，是痛痒相关的；除了‘本部’之外原是杂凑上去的，有之固然足喜，无之亦不足惜”。国内有识之士纷纷响应顾颉刚号召，“中国本部”字眼随后从主流话语中淡出。

谭其骧在论及中国历史疆域时曾表示，“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而“中国本部”的发明者和传播者恰恰犯了偷换、混淆概念的错误，不仅武断地将汉人与中国人、中原与中国画上等号，还假想出一个汉族或汉族王朝的专属地理空间，将其视为中国的固有领土。这种做法明显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本土—殖民地”的认知框架，简单粗暴地套用在中国身上。如此削足适履的做法既不公正也不科学，严重曲解了中国的历史疆域。

用“民族”来称呼“某国人”，以及将民族主义同领土意识结合在一起的观念，发端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用“汉”来统称中国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没有道理的。能够准确反映历史事实，准确指代“中国人”的民族共同体概念，只能是中华民族，而非某个单一民族。“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各民族分布的地区都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岂有“本部”和“他部”之别？中原和边疆人民你来我往、频繁互动，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如何分得清哪块土地本属于哪一民族？

“中国本部”之“中国”除被强行赋予单一民族属性外，还被赋予政权属性，以指代中原王朝，而不包括边疆地区建立的各类政权。此种论断显然有悖于史实，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不仅存在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自称‘中国’的现象，也存在一些当时没有自称‘中国’而被后来继承者称为‘中国’的现象……到了清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又重新转化为单数‘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诚然，受到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影响，中原与边疆存在差异是事实，但这种差异性又统一于中国疆域形成演变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之中。中原与边疆合为一个整体，绝非西方语境中“本部”向周边殖民或征服的结果，而是基于各族人民谁也离不开谁的依存关系，通过共同秉持“大一统”理念与中华文化认同实现的。

西方人把“中国”同“本部”嫁接，臆想出一个恒久性的空间范围，是曲解中国历史疆域的又一形式。然而，由于境内各民族长期以来的迁徙、交流、融合，特别是一体意识的增强，根本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专属于某个民族的“本部”。

“中国本部”是一个逻辑不自洽的概念，暗含着突出的殖民意识形态，却频频出现于西方汉学研究著作及相关表述之中。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中，便使用“中国本部”来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域和居民；在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中，“中国本部”被视为“清朝治理区”的一部分，是一个与“亚洲腹地”完全不同的区域；美国学者伊沛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中，反复使用“中国本部”的表述，专门将其界定为“讲汉语的人定居的地区”；作为美国东方研究中最重要的奖项之一，“费正清奖”主要颁发给所谓的“有关1800年以后中国本部、越南、中国中亚、蒙古、满洲、朝鲜半岛或日本研究的最优秀的历史著作”。可以看出，西方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中国本部”，都在强调部分中国疆域的“非中国”特性。

关于“中国本部”等外来词语带来的危害，顾颉刚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觉得最痛心的一件事，乃是帝国主义者造出了几个分化我们的名词，传播进来，我们上了他们的当，随便用了。大家日日在嘴里说，又在笔下写，这几个名词就起了极大的分化作用，仿佛真把土地和人民划成了若干部分，要做团结的功夫就增加了许多困难。这不能不责备我们知识分子的糊涂，以致国家陷于空前的危险。”今天看来，顾颉刚的反思依然具有启发性。

虽然“中国本部”已被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弃用，但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已经绝迹。经由国外文献的翻译出版，“中国本部”之说在中文世界仍大有市场。例如，被奉为海外中国研究经典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开篇便列出一张“中国本部”地图，范围仅限十八省。为了避免用词“敏感”，一些学者会把“China Proper”改译为其他词语。例如，《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就用“华夏本土”来区别“非汉人聚居的游牧部落领地”。又如，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的中译本中，“中国”（China）被转换为“中原”，但书中“中原本土”、“本土王朝”的内涵其实与“中国本部”并无二致。

相比直接使用“中国本部”一词，将此概念融入某种疆域理论的传播形式更容易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这些理论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拉铁摩尔的边疆学说。殊不知，拉氏眼中的“边疆”不是指中国全部领土的边缘部分，而是指“蒙古”、“满洲”、“新疆”、“西藏”等“内亚区域”和“中国本部”之间的过渡地带。无独有偶，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欧亚与蒙古帝国的最后挽歌》一书中，濮德培把清朝疆域解构为“中国本部”、“中央欧亚”和“满洲”，不加分辨地以帝国式“征服”和“扩张”话语来述说中国版图的形成过程。

除“中国本部”外，西方人还根据自身文化特质和利益需求，先后杜撰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历史的概念或观点，如“中华帝国”、“内亚帝国”、“满洲帝国”、“征服王朝”、“元清非中国”、“长城以北非中国”等……诸如此类看似不相干的概念，实则均以一个所谓汉族专属的“中国本部”作为逻辑起点。近年来，“中国本部”概念与上述概念呈现出合流之势，尤其经过“新清史”学派的“论证”，日渐形成一套“去中国化”的历史叙事体系，进而对“大一统”的叙事传统形成挑战。

凡此种种表明，“去中国化”的叙事陷阱不仅客观存在，还呈现出隐匿化和复杂化的态势。因此，对待西方的中国研究及其结论，不应一概采取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也不应落入所谓“旁观者清”的思维窠臼之中，需要更加慎重和警惕。必须跳出西方设定的认知框架，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才能完整准确地阐述中国的历史疆域。

编辑：水 寿

校审：子 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