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虽小，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沉淀。大大小小的文化遗产、历史遗迹，记载着澳门的过去，也见证着澳门的发展。近日，《澳门功德林寺档案和手稿（1645—1980）》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令澳门深厚文化底蕴在国际社会得到彰显。这批文献遗产有古籍、手稿、名人书信、字画、老照片、贝叶经等珍贵文献6000多件，年代主要是清初至20世纪中叶，也含少量明末典籍。功德林的文献遗产印证了澳门在提升女性地位、推进佛教中国化以及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等方面的世界意义。
▲左：功德林所藏虚云老和尚笔记。中：功德林所藏佛学手稿。右：澳门无量寿功德林。（本文图片由澳门功德林提供）
沿着并不宽敞的澳门三巴仔街款款漫步，行至与三层楼上街的交界处，一座外观毫不起眼的寺庙兀然进入视界——这就是无量寿功德林（以下简称功德林）。在四周楼宇的“俯视”下，功德林显得逼仄而谦卑。指尖擦过黄泥墙，推开半掩的门扉，跨过寺院门槛，梵音缭绕、云香氤氲的清凉世界突如画卷般展开，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与我们不期而遇。
筹备与创建：禅净双修与追求“性别平等”
澳门佛教界向来有“三大丛林”之说，分别指妈阁庙、观音堂和莲峰禅院。与这3座闻名遐迩的寺院相比，功德林没有雄伟的建筑，没有能够上溯数百年的悠久历史，更没有熙熙攘攘的游人和旺盛的香火。但这座小小的寺院却拥有其无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故事要从功德林创建伊始讲起。
观本法师是创建功德林的关键人物之一。观本法师原名张寿波，清同治七年（1868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青年时代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交好，参加过“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维新变法失败后，张寿波携家带口留学日本。数年后回国，热心实业，但稍受挫折。1914年，张寿波在上海玉佛寺幸遇常州天宁寺冶开法师，皈依门下，成为佛教居士，潜心净土法门，法名观本。1915年，观本带领家人来到澳门，为母亲等人修“净土”之便，建立张氏家族念佛道场——这就是功德林的前身。
《功德林创建记事木牌》《曲江张氏族谱》和功德林其他所藏档案记录下这座寺院的创建始末。1923年，与观本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立者简照南、简玉阶等，出资购买三巴仔街十三号和三层楼上街十四号，将张氏念佛道场拓建为女众清修之所，定名为“无量寿功德林”，开启功德林的创建工作。1925年，正在建设中的功德林改为慈善女修院，挂“临济钟板”。“临济钟板”使这家原本以净土念佛法门为旨归的寺庙，同时获得禅宗临济的血脉，从此禅净双修的传统在这所寺院传承不断。1926年，功德林女子佛学院成立。
▲功德林出家众与在家众合影（摄于1961年12月）。
除著名实业家简氏兄弟外，观健法师和著名女居士张莲觉也在功德林及女子佛学院的创建中功不可没。据史料记载，观健法师至少在1926到1928年间担任功德林的住持，并出任女子佛学院院长。
观健法师曾将通天街八号的两间房屋捐献给功德林，并以功德林第一代传法僧的身份促成了临济血脉在这所寺院的传承。张莲觉是香港著名企业家、慈善家何东的平妻，护持佛教的著名居士。香港“东莲觉苑”就是由她所创，传延至今。张莲觉对佛教的热衷，主要表现在借助自身的经济和社会背景，资助了不少港澳佛教修学场所。张莲觉的女性立场，或许是促使她重视女众佛学教育的原因。她倾力支持功德林女子佛学院的建立和运作，便是重要表现之一。
这座在众缘和合之下成立的女子佛学院，首开岭南女众佛学院之先河，很快吸引港澳地区数十名女性入学修佛。这样的创举，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女性意识在澳门的崛起。需要指出的是，功德林虽然被定位为女子修道场所，但从来没有排斥男众的到来，这一点从多任住持均为男性即可看出。只是男众的居住地设于寺院之外，生活方面与女众互不干扰。
从张氏家族念佛道场到慈善女修院，以至后来建立女子佛学院、为平民女子开办义学等，皆体现了功德林与当时追求“性别平等”的文明潮流同步。
曲折的发展历程：爱国、进步与推进佛教中国化
功德林成立后，观本肩挑管理重担。1931年，观本正式剃度，而后跟从虚云老和尚学习佛法。1932年，观本从虚云受具足戒，随即被任命为涌泉寺监院；次年又受三坛大戒，法名明一，成为虚云法师十大弟子之一。1932年，观本在功德林全体善信的极力要求下，返回功德林主持工作。
之后，另一位著名僧人竺摩法师也来到澳门，并在功德林开展又一番影响深远的弘法工作。竺摩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弟子，在佛教杂志的编纂和“人间佛教”的阐扬方面贡献巨大。1939年，竺摩法师受“东莲觉苑”苑长林楞真之邀，赴功德林创办佛学研究班，教授女众弟子。除办学讲座外，竺摩法师在功德林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编纂佛教杂志《觉音》。《觉音》月刊原本由竺摩法师等人于香港创办，但随着竺摩法师来澳弘法，编纂中心也转移到澳门功德林。据相关资料记载，当时稿件和费用常常成为困扰竺摩法师的难题，但他依旧砥砺前行。难能可贵的是，彼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竺摩法师以《觉音》为阵地，刊发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以此鼓舞信众的抗战热情。不幸的是，1941年10月，竺摩法师患了重病，因无人接手编纂和刊行工作，名噪一时的《觉音》就此停刊。
就在《觉音》停刊的同一年，竺摩法师的讲法活动在澳门引发了一场带有“女性觉醒”的辩论思潮。1940年末到1941年初，竺摩法师讲解《解深密经》，经中贬斥女性暗弱的内容引起女修众的疑问，学习班随即就大小乘经典是否轻忽女性的问题展开讨论。竺摩法师一时难以正面回应，故写信向弘一法师求教。弘一法师回函表示，佛经所说多针对古时印度的情况，当下需权衡折中，适时而用，切不可食古不化。女修众的争论和弘一法师的解释，均可归为澳门女性觉醒和两性平权的重要事件。保存至今的一应文献材料，也成为功德林重要而特殊的文化遗产。不仅在佛门之内，功德林的法师和当时的知识分子更积极在社会上推动废除妇女缠足的习俗，让她们在身心上皆得到“解放”。《知新报》第19期曾刊登“澳门不缠足会章程”，提倡人之一正是观本法师。
1945年后，不少高僧离开澳门，前往美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地进一步传播佛教文化，也让功德林的影响不断扩大。
竺摩法师之后，功德林逐渐进入相对沉寂阶段。直到2004年，戒昇法师担任功德林住持后，情况才又有所改观。随着近年来戒昇法师同时成为澳门药山禅院的当家，药山禅院也被重修成配合功德林弘法的另一重要场所。戒昇法师还以功德林住持的身份，荣膺澳门佛教总会会长之职，又使功德林在澳门佛教界的地位得到提升。
档案文献丰富：凝聚澳门地区特殊而鲜明的历史记忆
功德林这样的历史，为澳门积累下宝贵而特殊的文献资料。除一般性的佛经典籍、哲学古籍和珍贵的贝叶经，以及通过购买和赠送获得的艺术品外，更重要的是，功德林还保存了一批民国以来的重要手稿和档案文献，包括名僧贤达的亲笔信件、佛学院的教学记录，各类官方文书和牌记在内的档案材料、照片等，总计2300多种、6000多件。其中既有诸如梁启超等著名历史人物亲笔所写的书信资料，也包括功德林和女子佛学院创办过程中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官方函件，例如《功德林尼院肃众清规》《组织功德林尼姑堂立案章程》等。这些档案史料，较为直观地反映了民国时期港澳女子佛学教育以及性别平权思潮的实践，与世界性的女性运动遥相呼应，凝聚着澳门地区特殊而鲜明的历史记忆，尤其受到当代文化人士的关注和推崇。
▲藏于功德林的贝叶经。
2013年开始，澳门文献信息学会与功德林合作，正式对这批保存在藏经阁中的珍贵文献展开清理和编目工作。随后，学会以《澳门功德林档案文献（1645-1980）》为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区委员会提起申报。2016年5月19日，这批档案材料成功入选亚太区《世界记忆名录》。2021年，由国家档案局出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名《澳门功德林寺档案和手稿（1645-1980）》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在岭南地区首创女子佛学院是功德林的一大特色和功绩，“女性题材”自然成为功德林档案最惹人关注的特征和跻身《世界记忆名录》的关键。为了更好地挖掘这批材料在性别研究中的价值，2022年9月，澳门文献信息学会、澳门世界记忆项目学术中心，在澳门城市大学举办“古典今耀——功德林文献遗产与女性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学术界和文化界产生巨大影响。最终，《澳门功德林寺档案和手稿（1645-1980）》于今年5月通过《世界记忆名录》评审。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副主席帕帕·摩马·迪奥对功德林档案给予高度赞誉，称其是罕见的涉及女性题材的记忆文献，有助于唤起公众对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
纵观功德林并不算长的历史，既经历过奋发繁荣的时代，又经历过若干年的沉寂和潜藏。如今随着新一代僧人的领导和所藏档案材料的重新发现，功德林在澳门这座东西文化交融的岛屿上，再一次焕发出时代的光辉。毫无疑问，“妈阁是座城”，而功德林与“她”的世界记忆折射着这座小城骨子里传统而多元、包容而进步的性格和魅力，与城市一同款步前行。（完）
作者/白照杰 栗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