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画报是中国第一本综合性大型画报，比美国《生活》杂志的问世还早十年。它以图说文字的方式将复杂的家国天下事变得生动易懂，实现了“宣传美化教育、开启国民心智，增长国民见识”的创刊初衷。这份画报的创办者是伍联德。
■蔡登山
伍联德（1900—1972），广东台山县人。他的父亲伍礼芬早年漂洋过海，在美国当洗衣工人，后开设洗衣铺，血汗所得的钱寄回国内养育妻儿，生活并不富裕。
伍联德
伍联德少年时由伯父带大，从岭南大学附小一直读到岭南大学预科班，他在美术、音乐、雕塑等方面很有鉴赏力，在视觉设计上也有所成，英文也不错。大学时期便与同学陈炳洪合译英文美术书籍《新绘学》，投稿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竟被采用，获三百元稿费。两人用这笔钱去上海玩了一个月。接触到“十里洋场”后，伍联德决心放弃父亲期望的赴美留学之路，而要留在上海发展。
岭南大学毕业后的他，由校长钟荣光写信给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作了推荐。伍联德于一九二三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美术编辑，编辑《儿童教育画》丛刊，并为《儿童世界》首创美术图案字，为商务印书馆设计馆标，这个商标一直沿用到一九四九年。但伍联德却因不能发挥其所长，当一九二五年他见“当时四开大小的单张画报，颇为流行，唯一察其内容，大都缺乏学问之原素。窃以为在文化落后之我国，藉图画作普及教育之工作，至为适宜”，于是他离开商务印书馆，与友人莫澄斋合办《少年良友》画刊。据伍联德说：“《少年良友》内容皆手绘之图画，杂以少年德育故事，尽纯以儿童为对象，偏重儿童之教育者。”但在商务印书馆《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小朋友》双双夹击下，《少年良友》“出版之后，事与愿违，未及数期，即因销路不畅及经济之支绌而停刊”。后来伍联德三次复刊《少年良友》，“照样一捆一捆地积压着。局面如故，销路仍然不振”。伍联德于是“终乃计穷力尽，不得不暂时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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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伍联德走投无路时，他遇到上海先施公司总经理欧彬的夫人谭惠然，她也是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的董事长。他们都是广东人，谭惠然说她丈夫曾办印刷所，业务停顿，可廉价出让印刷机器。于是一九二五年七月，伍联德从广东银行上海分行获得贷款，盘下印刷所，更名为良友印刷所。伍联德从广东请老同学余汉生来经营。伍联德为人豪爽，勇于开拓，余汉生个性沉稳，长于管理。伍联德每日亲临车间，良友印刷所很快“以印刷成绩优美，营业状况颇佳”站稳脚步，于是伍联德“心中之素志又跃跃欲动，最后乃决再作一冒险之尝试”。
伍联德的父亲伍礼芬
在上个世纪二三〇年代，繁华的上海文化街头，出入书业这个行当的，江浙籍人士居多。广东人自然会做生意，在上海本就颇有势力，特别是餐饮和百货业，一时称雄。而搞出版，似乎不是广东人重点着力的强项。伍联德则是个例外，不仅自创良友出版印刷公司，且再办出版事业。七个月后，也就是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五日，他单枪匹马，集稿编写，由他主编的大型《良友》画报诞生了。
《良友》画报创刊号封面使用了尚未成名的影星胡蝶的大照片。据经理余汉生回忆：“推销批发尚无定处，适时值旧历新年，马路上行人如织，而店址之邻又为奥迪安戏院，更为行人丛集之地，乘年假之暇，乃着排字印刷之学徒分挟新出版之《良友》，在影戏院前兜售。此印刷精良，材料丰富及装订美丽之新画报，乃极为人所注意。”《良友》定价大洋一角，实售小洋一角（约等于大洋的七八折），因而畅销，“初版三千，几乎在一两天内全部卖完。随着外地如广州、香港等处的书店也纷纷发来函电定购，再版二千，不足，又再版二千。第一期共销七千”。
《良友》画报迅速在报刊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后来高峰时发行四万余份，畅销海内外七十多个国家，“凡有华侨旅居之处，无不有《良友》画报”。其全国销量排名仅次于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位列第二，人称“良友遍天下”。阿英（钱杏邨）说，中国的画报发展，从晚清到一九四〇年代分为四个时期，一九二六年二月创刊的《良友》画报，则作为第四个时期的中坚，代表着画报的影写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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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良友》刚创刊，伍联德就去了东南亚，了解海外读者需要和期刊市场情况；次年，他又去美国考察，同时向在美华人募股，以充实《良友》的办刊基金。回国后，他三次扩大招股十万元，改组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迁入三层楼新址，楼下前面是门市部，后面是印刷所；二楼是经理部；三楼是编辑部。伍联德接着先后创办七种文艺期刊，以《良友》画报最为成功。同时伍联德还为扩大《良友》的报导面而专访了好莱坞。借同乡关系，与在好莱坞拍片的知名华裔影星黄柳霜结成很好的朋友关系，同时还结识了当时的好莱坞大腕明星范朋克、玛丽·毕克馥夫妇。这些交往活动，在《良友》刊出了照片，有的写成《良友》专稿。当这些在美国结识的明星又先后来中国访问时，《良友》更利用此机会作访问报道。由此足可见伍联德如何善抓新闻眼，又如何巧于打开新闻窗口，开阔读者视野。《良友》很重视开发与海外华人市场沟通的通道，并与海外读者信件沟通，在海外华人中有一定声势，如当时有人说的：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良友》画报。
伍联德访美时，与好莱坞影星范朋克、黄柳霜合影。
《良友》前四期由伍联德主编，之后交给著名的鸳蝴派作家周瘦鹃，周瘦鹃同时在编《紫罗兰》，还忙着给别的报社写连载。周瘦鹃说：“在下本来挑着几副担子。已挑得曲背佝腰，筋疲力尽了”。当初伍联德礼聘周瘦鹃，以为周瘦鹃在出版界是老资格，在文坛是名牌，事实上却未能从他身上得到预期的效益。他吸取教训，知道“用人惟名”不一定是明智的，应该“用人惟才”，于是从第十三期起，伍联德将主编重任交给二十二岁的梁得所。梁得所是广东连县人，中学时代见过伍联德，后来梁得所从齐鲁大学医科辍学，来到上海，伍联德“颇觉其少年有为，因即延聘，共同襄理编务”。伍联德曾如此描述《良友》的创刊宗旨：“希望我们《良友》现在所抱着的普及教育、发扬文化的目标保持到底。”学者马媛媛认为梁得所在伍联德笼统的“知识”传播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知识的范围——“美的，艺术的”。在他看来，“美的”和“艺术的”观念传输要比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启蒙的要求更高，能更深刻地体现《良友》要追求的目标。伍联德和梁得所一起在中国画报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良友》画报封面张泰珍
梁得所非常重视新闻性。他上任后，《良友》中新闻稿件的比重提到40％左右。梁亲自专访了胡适、蒋梦麟、吴佩孚、张学良等人。一九二八年二月，经画家司徒乔介绍，梁得所拜见鲁迅，司徒乔曾画《四个警察和一个女人》，被鲁迅买下，挂在卧室墙上。梁得所希望刊登鲁迅照片，鲁迅说：“这里面都是些总司令之流的名人，而我又不是名人哩！”表示“近来我实在有点害怕”，并拿出一封信，说：“这是一个不认识的人，从杭州寄来的。信里说什么孤山一别……可是我实在从未到过孤山……若是《良友》又发表我的照片，我的敌人不免要说，咳！又是鲁迅，而攻击造谣的更多了。”但鲁迅最终还是答应了梁得所，他的照片刊在当年《良友》第二十五期上。
《良友》画报封面徐来
对中国期刊有专门研究的张伯海就认为，《良友》画报，以影像作品为主，对上海、中国以及世界做多角度、多层面的报导，成为丰富、活泼、有矩、有型的大众性综合画报。因此，把它视为中国期刊进入视觉文化新时代完整意义上的、有代表性的“范本”，应是恰当的。《良友》作为画报，在图像的使用与创新上积累了不少经验。比如，它较为重视图像来源，除了从经营性的图像供应公司购买，或在行业间交换图像数据，还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专职摄影记者，创作和积累属于自己的第一手图像数据；它对积存数以万计的图像数据有先进的储存、分类和使用方法；它不止一次组织过“良友旅行团”等活动，摄取我国各地人文与名胜风景，提供源源不断的图像资源。尤其可贵的是，它敢以图像记录尖锐的时事，比如，一九三五年北平学生因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投降而举行的爱国运动，《良友》专版做了图像记录，其中遭军警捆缚而正义凛然的学生形象，令读者深为所动。另外，它是中国女性以现代华姿亮相于公众视野的第一个靓丽窗口。中国期刊初起刊登的中国妇女形象，或缠足挽髻，或呆板僵硬，人物身份多以青楼女子为主。《良友》画报应该算是现代女性登场最多、也最靓丽的一个窗口。它刊登的现代女性虽以演艺明星为主，但也不乏女性领袖人物、职业女性、女体育家、女作家，以及上海本地名媛等等。通过该画报，能够比较全面地接触到各方面觉醒起来的中国女性群体。《良友》对图像数据的使用，从来都是多方面的，出刊的同时还利用图像编辑出版大量影像集。如孙中山去世后，马上就出了《孙中山纪念特刊》；北伐以后就出了《北伐画史》；济南“五三”惨案后，它又出了《济南惨案画册》；当时提倡运动，所以它就出了《历届全国运动会特刊》；当时还有“良友旅行团”，拍摄了很多美景，出版了《中国大观》《中华景象》《世界奇观》等，这都是它的经营之道。十年间出版近一百多种，成为上海出版画册最多的出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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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后，伍联德聘请创造社元老虚舟（郑伯奇）来编辑部，使良友出版的新文学书刊面貌一新。而在这之前，他亲自到大学校舍约请赵家璧大学毕业后到良友工作。《良友文学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反映出伍联德对文坛创作的重视和开创新型丛书的时代。他首创出版中外电影明星图片，有一百多种，还出版中外著名歌曲六百多种，由于先行一步，获利甚丰。
《良友》画报封面郑苹如
正当良友营业兴旺之时，他收到了“剿共同志会”的恐吓信。一九三四年艺华影业公司被捣毁，良友的大玻璃窗都被打破，并限令良友辞退编辑马国亮和赵家璧。伍联德十分气愤，亲自到南京找老友说项，让马、赵两人照常工作。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北四川路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正处在战区，损失惨重，于一九三八年五月不得不宣告破产。后来爱国报人张似旭在上海创刊《大美画报》，宣传抗日救国，伍联德化名主编，编了九期后，改由赵家璧接编。他也曾在沦陷时期担任伪职落水入狱，经历了民国结束、新中国成立的山河鼎革；一九四七年伍联德南渡香港，不忘初心、重圆旧梦，一九五四年伍联德在香港又继续打出了《良友》的名字来办杂志，当时叫海外版，到一九六八年办不下去，停刊了。一九七二年，他在香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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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由伍联德之子伍福强在香港重新出版了《良友》杂志。伍福强是燕大新闻系毕业的，在新华社工作过，他继承父业，在香港有他的优势，他可以多方面、左右逢源地进行文化交往。但由于只是立足于香港，这与过去立足于上海相比，在视野方面会有一定差距。因为过去立足于上海就是立足于全国。另一方面是香港的市场很难打开，八卦刊物特别多，各种政治面貌的刊物也多。特别是二十世纪八九〇年代在香港办刊的时候，正值美国的《时尚》、《大都会》，以及法国的《她》等著名刊物都在香港落地的时期，已经分割了很大的一块市场，所以伍福强在香港办《良友》杂志是比较吃力的。起初，伍福强曾聘请《良友》的老主编马国亮担任顾问，给新版《良友》出谋划策。马国亮在香港做了一阵子顾问后，经由香港迁居美国。
一九八四年，伍联德之子伍福强在香港重新出版了《良友》杂志。
二〇〇〇年之后，王胤先生接手《良友》，因为需要与世俱进，更偏向于现代多媒体传播方式，也曾陆陆续续出版《良友》画报，但主要以怀旧式的内容回顾为主，倒是在纪录片领域颇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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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期的《良友》画报，从一九二六年创刊至一九四五年停刊，发行了近二十年，共出一七二期、特刊两期，其中特刊两期指的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和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良友八周年纪念特刊》（美术摄影专集）。它见证了上一世纪前半段的社会变迁。
《良友》画报封面沈女士
学者刘思源认为，伍联德是民国时期一位有影响的出版家，他先后编辑、策划出版了几十种刊物，以在画报编辑出版领域的实践为最，贯穿了其整个出版生涯。同时以伍联德作为个案来观照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也看到同时期出版人群体的成长。在动乱和战争期间，他们坚守知识分子的文人品格，用出版传播思想、实业救国。
学者马媛媛则指出，《良友》画报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向国人传播中西美术作品。但“七七事变”后，这种纯艺术的美术作品日渐减少，与抗战有关的美术作品日渐增多。在第一三五期就刊登了《正气歌传》，内容主要是历代忠勇大夫，“如齐太史、董狐，不惜牺牲性命，敢于直书史实。张良的狙击秦始皇，苏武守节十九年不肯降胡，严颜被俘，有‘有断头将军，无投降将军’的壮语等等”。画家以此为蓝本，把一位位历代忠臣绘于纸端，以此来激励国人面对强敌，要有英雄气节，要坚贞不屈。国家危难之际，《良友》激发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救亡热情，唤起全国人民救亡的意识，因此朱怀水曾于西洛前线为《良友》题字：“能忍耐一切痛苦与牺牲，为世界伸正义，民族谋生存，与暴寇作长期抗战者，是为良友。”可以说，这种高度评价，《良友》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