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陈振濂
“书法学”学科建设，是一个时代发展要求的命题。比如说4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要谈“书法学科”，几乎没有任何依据也没有什么人感兴趣。因为那时候书法才刚刚起步，连基本的知识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就不可能有意识有能力谈“学科”。但经过了若干年，我们从非常具体的常识普及、到开始研究书法史、书法经典作品、书法家，建立起一些文献资料的系统；以及创立书法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内容架构，慢慢演变到今天。
到今天以后，“书法学”学科建设其实也有一个偶遇被触发的机运的问题。从前年到去年，书法随着“艺术学”的升格成为学科门类、随之“美术学”成为一级学科，这使得很多书法从业者们怦然心动：“美术学”可以成为一级学科，书法是不是也要做升级为一级学科的努力呢？但是做学科的升格，首先美术界许多人士不赞成，其他学科的人也有不赞成。这些反对意见，会促使我们推进书法学科的努力进行反思——书法有没有为学科升格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我们本身也没有这个准备，当“一级学科”今后要面对整个学术发展起到定位作用的情况下，出发点的过于实用功利会不会让大家反而轻视？这么一场对于书法学科升格目标的推动，反过来触发了我们今天在书法学术界比较有志向、有信仰、有理想的一批学者的深思。大家觉得我们自己首先应该拿出关于“书法学”成为一级学科的非常过硬的水平，才能促进学科升格，于是就有了关于“书法学科”升格的倡导。
包括在座的各位、可能有很多高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很多博硕士；可能都会遇到同一个问题。就是当书法在民国时候，从写字转到书法艺术这个过程中间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有哪些节点？当然这个中间有很多“观念”的转变，比如一、从书斋转向展厅；二、从固有的修养变成一个具体的艺术表达；在书斋里，书法和文史是天然连在一起的。现在却必须要和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并驾齐驱……书法多了很多原先没有的时代命题。这些命题，会提醒我们：如果不在一个新时代的角度对“书法学”的学科研究做一个推动，那么我们所有从事学习、学术、学问的人，就很难会产生这样一种自觉的意识。
比如我本人亲历从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书学研讨会，一直到第十一届；刚开始是作为一个获奖作者、后来成为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副主任，最后来成为分管主任。横跨40年的全国书学研讨会，每4年一次、每一次的论坛，像现在这样差不多投稿量有1000篇的论文，其中几乎没有关于学科研究的内容；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研究具体书法史的书目文献，或者具体的技法、碑帖的考证，极少部分谈比较宏观的书学理论，连美学的文章都非常少。其原因就是因为，以前“书法学”不是一个独立学科。所以最早的时候，书法学科招收研究生，基本上都是归在文献学、古文字学，极少的像中国美术学院是归在中国画学。因为大部分综合性高校是没有中国画作为一个学科、院系的存在。因此除了美院以外，其他学校书法学专业，基本都是建在传统的文史之学里。所以当时的全国书学研讨会，很多的研究书法史的文章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而在研究书法史范围里面，一个具体的案例，一个考证，按照文献学、古典学研究的，又占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纵观十一届的书学研讨会，基本上就是这个状况。
这些当时带给我们非常痛切的感觉，如果不在“书法学科”的顶层设计上来做一些强有力的推动的话，这个学科几乎很难发展。而如果我们没有学科建设方面的推动，无论过去多久，也还是原来的面貌，没有办法有效的改变。当然，它同时还牵涉到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还不及时迎头赶上，后面也不见得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当一种学术惯性成为一个常态以后，要扭转现状一定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有合适的契机。
这一次“书法学”学科研讨会当然也还有一个契机：因为“书法学”的学科研讨会，应该是从前年开始就已经在策划要做这样一个活动了。开始征稿之前，又想到必须让它挂在一个重大事件上。否则的话，仅仅是开一个学科研讨会，应者寥寥，很少人了解，也缺少必要性。
恰逢其时。今年正好是沙孟海先生诞辰120周年，于是“书法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就顺理成章地筹备起来。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对当时20世纪60年代的三位书法学科开创者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先生，做一简要分析。
潘天寿先生到日本访问以后，回来就向教育部提出：我们要培养书法专业人才，哪怕是极少数人、两三个人都可以；这门学问不能丢掉。所以潘天寿先生是具有非常宏观清醒的意识，他知道这个东西不能丢，不能让这门学术跑到日本去了，我们无所作为肯定不行。
陆维钊先生是当代高等书法教育的第一位构架者，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提出很多当年在教学大纲和高等教育的规划性内容，有些前瞻性内容，直到目前都还没有做到。陆维钊先生在高等教育的体系架构方面，肯定是第一个奠基者，他的提法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在200多个办有书法专业的高校里，其实基本理念，都是陆先生在50多年前就提出来的。
沙孟海先生和陆维钊先生一起构建第一个高校书法教育的基础架构，他们提出了一个书法家应该有的知识模型和能力模型。
沙孟海先生在古文字、古器物、古代文学、历史、考古、博物馆、金石、碑帖诸方面，一直到他的书学和印学方面均有极深的造诣，这样的学科知识的架构，不仅仅限于教育学和教学法。“教育”是陆维钊先生尽一生精力在做的。有些书法家的知识架构可能是比较古典的，比如说林散之先生，自我评定“诗第一、画第二、书第三”；但是从新学来说，这是一种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旧学模型，现在也是凤毛麟角了。像沙老在学科转型以后，竟然能同时在各个领域齐头并进，这样的一种庞大的现代知识背景、学术背景，在之前书法家之中是罕见的。因此把“书法学”的学科建设研讨会，放在沙老纪念系列活动之中，应该是较为合适的。
沙孟海在浙江美术学院进行书法创作示范
沙老1979年编《新文艺大系》的时候，在“书法卷”《导言》就讲过，今天的书法已经从过去的私相传授转为学科教育。我理解的这个“学科教育”不是教育系统专业设置里的学科，而是今后的书法篆刻艺术的教学传承方式，就是“学科”的方式。从“私相授受”的写字技能传授，到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全面架构。
在上述背景之下，现在推广、弘扬“书法学”学科研究的时机到了。因为你对它已经有了很清晰的认识，目前的认识水平，能够到这个程度，我以为沙老才是当年作为前驱的先知先觉者。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书法学”内部也要有统一认识：我们现在写毛笔字就是书法？或者美术就是书法？或者我提高文史修养就是书法？我们自己的内部认识其实是不够精确的，于是需要开始由理论层面上来认证这一概念的定位和内涵外延。此外，还有一个一直以来的困惑，即是“书法家”的身份认同，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观念挑战，身份认同不是很清晰。比如只要会写毛笔字，个人初步的业余爱好，人人都可以自称“书法家”，没有边界，泛滥成灾。故而在今天这个时代，真正要让“书法”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必须要有非常清晰的概念和规则。
这几个方面的时代的需要，使得我们今天“书法学”的学科建设研讨会，就有了一个充足的理由。加之今年是纪念沙孟海先生诞辰120周年，他本人在同时代的大师巨匠中，就是书法界之中学科意识最强的；此外，“一级学科”的升格讨论得热火朝天，最后却并未成功；然后，就是今天的书法界的“专业”完全没有门槛，它会严重干扰专业的定位。所以像这样一种情况，又使得我们作为书法艺术从业者，对于自我的约束和规则的提示，变得非常重要。
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届全国书法展览在辽宁省美术馆举行。经历过历史风波的老一辈书法家们，劫后余生，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堂而皇之地挂在墙上供人欣赏，心情非常激动，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尊重。此后，即快速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其原因一是需要有领头人以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尽快有身份认同。新时代以来，“书法学”地位的提升、书法家身份的认同，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书法在今天很多的分支领域的研究其实已经非常发达了；现在我们最缺少的，也就是需要通过“书法学学科研究”定位的，是一个整体的内容。分支内容大家都在做，字写得好不好？文献做得细不细？理解准不准？理论展开得对不对？这些是每一个具体的书法从业者、每一个书法教学点都在认真做的；但是整体的“学科”式学问，能让大家耳熟能详、人人公认的整体学问，却还没有建立起来。整体的学问，就需要摆脱现有的从文史哲转过来的学问模式；其认同过程，必须是从具体的个别的经验，上升成为整体的规律性的知识内容。比如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的文字学，原来给我们的学校里书法专业的学生上课，一讲文字学，就是“古文字学”。这次我看好几位学者提出了“书法文字学”，反映出对于“古文字学”在许多课堂上只讲常识封闭保守一成不变的原貌，与书法的黏性不够。也即是说，大家开始有反思了。“古文字学”当然是根基，但它也应该要跟上时代的进步。以此为例，说明做“书法学”学科研究的专家们，需要从具体的个人经验或个别一个传统视角，转向一个更宏观规律的把握。所以我们谈“书法学”的学科建设，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从具体的检验走向抽象规则的建立和把握；然后再以抽象的规律，打造出被大家公认度、认知度很高的这些规则，以此倒过来看今天我们做的具体工作。这是第一个。
其实我们今天“书法学学科建设”，尽管有书法哲学、书法美学、书法史学、书法社会学、书法形态学各种各样的门类，但是第一要做的，是书法作为学科的知识模型和分布谱系。比如1989—1992年我和同事们就做了一部上下卷《书法学》，因为那时候书法家刚刚从写毛笔字了解到还有一个“书法学科”，他们需要的首先是知识；再后来，又出现了衔接各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丰富内容，就是书法社会学、书法文化学、书法形态学的相关课题，这时候就需要有现代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武器来介入了。
我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书法学概论》，后来更改书名为《书法学学科研究》，是先分出各个门类子学科来做阐释现代“书法学学科理论”。这就是第二个要做的工作，从知识的谱系开始转向“学理”，转向一门“学科”学问之所以成立的依据和理由，甚至还要经受“证伪”和接受它者批判性审视的一个验证过程。所有的学科门类，都必须要经过非常周密的检验才能够成立。
在这种情况下，探讨整体和具体的关系时，就需要特别关注是否有宏观意识。在“书法学”学科研究的立场上，“书法学学科”本身是一个学问的命题、是一个学术的命题；而不是一个应用的命题。
本次会议征稿分为三个板块，其中有一块是“学科”分类，也有一块是“学科”专业设置即高等教育的命题。就是学历教育，刚才有青年学者谈找工作就业的不易。但是我以为，在今天“学科建设”会议里面谈就业，太实用主义了，我个人觉得不太合适，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
另外，还有些讨论课程设置的文章。我以为：真正的“学科建设”是讲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之间的结构方式，而不是讲每一个分支的具体知识内容。所以，我们现在在考虑这一课题的时候，应该把“书法学学科建设”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或者说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就是在大家对书法还不太了解、还在门外的时候，你首先要了解的是知识谱系。这个学科总共有多少类型，书法史和书法批评史有什么不一样。“书法批评史”是讲文章文献的，“书法发展史”是讲作为现象的作品风格技巧的；又“书法美学”和“书法艺术学”之间有什么区别？“美学”是讲美与审美的，“艺术学”是讲书法门类本身艺术美表现的结构分布。类似于这些内容，其实就是一个知识谱系的问题。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初级阶段。“知识谱系”就是告诉你已经有的重要知识是什么。这个认知的建立，我觉得就是知识谱系要解决的，其功能与关键所在，就是普及“书法是什么”的问题。
老师和前辈告诉我们经典的知识是什么，哪些书是有价值的，需要有批判眼光去读；哪些书是经典？反复阅读都不会过时。比如沙孟海先生的《印学史》，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却是经典；现在任何一个加厚十倍的同类书，都达不到它的高度。“知识谱系”要解决的是代际传承之间的知识伸延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是从九十年代开始持续付出努力的。初期的《书法学》、后来的《书法学概论》和《书法学的学科研究》，其实做的都是这个努力。没有这个努力，奢谈“书法学”如何如何有哲学高度，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必须要审时度势，先从这个时代需要什么开始做起。《书法学》（上下卷）采取的是一种知识型、而非论证型思辨型的表述，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如果是我当时就采取论证型思辨型的方式，必然不符合当时的时代需求。原因有二：第一、能执笔的作者没有那么多，大部分人并不理解也不擅长；第二、即使把这个书做出来，也没有读者，读不懂，就不会有当时的影响力。
时过境迁，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当下，就开始需要第二种类型。第二种类型是什么类型呢？它是一个学术逻辑型而不是知识谱系型的平面的解释名词。它需要讲逻辑、讲论证、讲因果、讲分析归纳。这个论证是什么呢？就不再是知识谱系的时代只是一种推荐姿态；到了学术逻辑型的时候，要做的是给出原因与论证：“为什么”是这样的。前两天我们在洛阳开了一个“龙门书风”学术研讨会，当时我说魏碑书法是“非典型性”的。大家如果看看龙门古阳洞的石刻造像记分布的位置，里面大部分的书法，都是依附于雕塑的佛像而成立的；而不是像我们说的书法是主体、是目标，书法在那里是陪衬，处于非常不重要的附属地位。其作用除了要对造佛像的捐资人有一个交代以外，其他都不重要；刻字的人也不是专业写碑的人，本职是雕刻匠，也会写刻一点字。所以《龙门造像记》里面各种各样的缺笔俗字太多，完全不是书法的本行。我们现在要问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龙门书风”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当时特别提出，我要来重点讲一下，探究一下“龙门书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学术逻辑视角上的学问，就是论证的学问，就要开始追究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找一下为什么？甚至你还要反过来问一下，提出否定性的可能假设：它可不可以不这样？说不定就有意义在里面，在学术上就可以另辟蹊径了。
再比如，用纸写字是常态。但是早期战国到秦汉，传世有帛书，中间有一段就没了。到了明代，王铎、董其昌、傅山又开始用绢绫写字。我们“书法学”学科研究是不是应该探讨一下，明末时期可不可以不这样、不用绫绢写书法？为什么从宋到明初都没有绢绫？而晚明却开始有？
我现在不是提号召，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题：是否可以在我们的全国书法展览上，或者在个人、群体尤其是自己办的展览里，不用纸写、而用石刻？不一定必须实践去做，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你要有这样一个追问的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反问可不可以“不”这样？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内容。此时，我们不是继承者、不是接受者，也不是一般的传播者；我们是一个批评者、批判者。对所有的问题都要有批判思维；还可能是一个证伪者。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固有的说法未必都是真理，有时候追问后会觉得不可靠。当然，还有一个可能，还是“生成者”——通过“书法学”的学科建设，我们希望建立起一种清晰的学术逻辑：这个逻辑最后要推出的结论，可能是过去几千年书法家们所没有意识到的、但是今天通过学术逻辑的证明，至少在一个时间段里面，我们不得不认定它是可以成立的。
所以我会觉得：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承传者”。在“知识谱系”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我们是接受者、是继承者、是传播者。这个功能到今天还在持续。面对很多不熟悉书法的人，还很有必要来坚持承担这个角色。
第二个要求比较高，是要做“批判者”。今天的“书法学学科建设”需要做的是什么？将大家习以为常、耳熟能详的现象，要有能力做出学理上的质疑和批判，成为一个批判者、一个证伪者。通过一系列的“学术逻辑”来证明这些现象中暴露出来的不足与漏洞。
第三是要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生成者”。守正创新，就是不断生成新的东西，创造新的“书法学”学科范式。
书法学科建设的“知识谱系类型”这个阶段到现在已经孕育培育发育了40年。站在这个时代，我们目前更需要的是“学术逻辑型”。应该有一个生生不息永远向前发展的生命力，对原有的传统要有一个评判；然后生成“学术逻辑”，逻辑就是一环一环，这个因果套着那个因果，就是不断地循环生发。同时，我们就需要更重视“生成者”，“批判者”还只是一个局部，“生成者”会生向一个未来的新世界，今天“书法学学科研究”其实就是一种新的生成。
本次研讨会，可能在今后会被书法史大大记上一笔的。从此之后，不再是一个个别文献或某一个碑帖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当然，这些基础工作也还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仅仅局限于这些，那么书法家就显得太没有想象力了。关于这一点，与沙孟海先生齐名的陆维钊先生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他说学习汉碑和魏碑是需要想象力的。想象力的理论，一定是属于艺术的、是拓展的、是走向审美的。
以上是在“知识谱系”阶段所列举的“继承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以及在“学术逻辑”阶段列举的“批判者”“证伪者”和“生成者”“创造者”。
最后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当我们在进行“书法学学科建设”的时候，特别希望“学科研究”要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位，必须指向整体结构和相互关系。何为因？何为果？要有指向，这就需要有极强的思辨能力，必须拥有一个学理逻辑证明的立场。这里我特别想提醒大家的是：尤其应该注意学科建设不牵涉到具体的现实功利。书法学科建设不是应用层面上的书法教育课程知识；而应该是学理、是思想、是思维思辨，它和具体应用本来无关，其本身不承担教学和专业设置的应用功能，它是学理的追究、思想的追究、思想的锻炼、思想的拓展。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北京讨论“书法学学科”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命题。
2020年11月29日
（作者系全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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