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羊城荔枝飘香。100年前，这曾是不少中共三大代表的难忘记忆。“从上海乘英国轮船‘怡和’号前往广州”“广州天气已经很热，街上卖荔枝的很多”，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在《九旬忆旧》中描绘，“我们随身只带一个小包，从码头沿珠江岸边步行到‘三大’会址。”
中共三大会址设在恤孤院路后街31号的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里。然而，楼房后来在战火中被日军炸毁，有关它的诸多细节一度变得扑朔迷离，而徐梅坤正是寻访会址过程中的“关键先生”。
1923年，中共三大代表将逵园上的“1922”字样视为寻找会址的路标。1972年，徐梅坤凭借这一特征找到了会址位置。
会址被日军炸毁一度难寻其踪迹
从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到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开放，经历了83年的漫长岁月。为何需要这么长时间？
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共举行7次全国代表大会。然而此前史籍和档案对中共三大会址的记载只有“广州东山”的模糊描述。此外，会址在1938年被日军飞机炸毁，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位置都无从考察。据曾任广州农讲所纪念馆馆长的卜穗文介绍，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当年东山一带作为国民党官员主要的居住地，被日军列为值得关注的目标，从而导致中共三大会址在日军飞机的密集轰炸中被毁。
而关于中共三大会址的寻访，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后就开始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文博专家黄流沙、林鸿暖等人曾对会址进行调查，但未能核实。1967年，广东省总工会的马平受委托继续调查，与林鸿暖一道前往北京。据林鸿暖回忆，他们拜访了早年在广东工作的包惠僧，“从他处第一次了解到当年曾参加过中共三大的有徐梅坤，他还健在，我们赶紧到他家找到了他，他很健谈，对会址的环境、会场内外以及开会情况谈得很具体、很详细。他说：‘三大会址肯定是在东山恤孤院路，房子二层，坐西向东，门临马路；开会时，我见会址对面的房子，有逵园、1922等字。’”
马平、林鸿暖一行在北京逗留了十多天后返回广州，随即到恤孤院路一带进行查对。林鸿暖回忆，“调查中听说‘逵园’旁有一幢房子叫‘余园’……逵园对面后来才建的预制件厂房我们也到过，不过它的前身如何？我们没有走访老街坊，也没有到房管部门查阅档案，只疑‘余园’这栋房子才是中共三大旧址，但现已被炸毁……我们只能匆匆地走了，没有完成任务。”实际上，这一次调查距离找到中共三大会址已经非常接近，几乎是擦肩而过。而逵园及其上面的“1922”字样，后来也成了寻找会址的重要参照物之一。
1972年10月，徐梅坤(左二)在广州寻访中共三大会址时与工作人员的合影。（受访者提供）
逵园上的“1922”曾是代表认路的标志
实质性突破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
1971年7月28日，广州市革命委员会批复同意《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请示报告》，并成立了中共三大会址调查小组。调查组整理了前期群众组织调查的中共三大会址资料，然后从1923年的广州党组织活动地点和东山恤孤院路等地的历史地理环境着手调查。接着，调查组还访问了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罗章龙。1972年7月，周恩来批准调查组到中央档案馆查找中共三大资料，遗憾的是，档案里一点都没提到中共三大会址地点。
1972年10月13日，78岁的徐梅坤受邀抵达广州查勘，次日，他便到东山实地考查。但由于上世纪20年代东山一带房屋较少，近50年过去，已是楼房遍地，尽管徐梅坤走遍新河浦、瓦窑街、恤孤院路等街巷，仍然难觅会址。然而，当他来到逵园附近时，一看到逵园屋顶上“1922”几个数字，顿时眼前一亮说道：不用看别的地方了，就是这里了。
原来，中共三大代表大多来自外省，不少人都将逵园上的“1922”视为路标。多年过去，徐梅坤仍对屋顶上的“1922”印象深刻。在他记忆中，逵园对面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那就是中共三大会址。他回头一看又说，不对呀，对面怎么是平房？实际上，这是当时在被炸毁的会址老地皮上建起的平房。在附近，徐梅坤又找到了新河浦路的春园、培正街的简园，这都是中共三大举行时的相关重要建筑，这三栋别墅式建筑也成了寻找中共三大会址的坐标。
这时，广州市档案馆又有新发现——陈定中测量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这张图纸绘制于1923年8月19日，与中共三大前后相差只有两个月。图纸上显示当时的中共三大会址就在恤孤院后街31号。徐梅坤的回忆与实测图纸，对上了！
2006年1月10日起，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区域进行考古勘查和发掘，发现了中共三大会址的地基，终于证实了徐梅坤的回忆没有错。
逵园艺术馆
代表宿舍的床铺桌子都是借来的
根据徐梅坤回忆，中共三大会址当时四周比较空旷，北边有逵园；南边走一段路是春园；西边有一片荒草地和一个鱼塘；东边是简园。在中共三大期间，会址主要用作会议室、饭厅和宿舍，会议室设在楼下一间朝南的房子，朝北的房间是饭厅。楼上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在这里，没有电灯、自来水、厨房、洗澡间。每天洗脸都要从屋内的大水缸取水，而水是从外面挑回来的。晚上则用煤油灯、洋蜡照明，还有代表自备手电筒。还有一个细节：在徐梅坤记忆中，开会地点在会址首层，罗章龙则记得在二层。1974年，调查组又去武汉找罗章龙谈了五六次，最后才确定开会位置是在首层。
徐梅坤仍记得中共三大的情景，“长台前端有马林坐的小方凳，旁有张太雷作翻译；后端是陈独秀，也坐小方凳，旁有李大钊……我跟毛泽东坐在一条板凳上，背靠北面向南……代表们当年用铅笔或钢笔，多用从‘先施’公司买来的拍纸簿，无封面，第一页就能写字。”
饭厅离会议室不远，徐梅坤还依稀记得，开会时室内有时会飘来炊烟，但不影响开会。他仍记得，“我们用的床铺、桌子都是借来的，床板每人两块，长凳两条，一床蚊帐，房子也是临时租的，没有电灯。”
就是在这般艰苦的环境中，中共三大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逵园艺术馆已举办上百场展览与活动。
红色寻踪
在保留原貌基础上修复逵园
结合建筑历史特色进行策展
广州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卜松竹）日前，位于恤孤院路9号的逵园艺术馆正举行“空间隐喻作为方法论”展览。该展览展出了东山一带的老照片，其中还有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改扩建项目的工地照片，当时脚手架尚未拆去，工程车就停在门前，这张照片记录下平凡而重要的瞬间。
被誉为“东山洋房五大名园”之一的逵园，是确认中共三大会址的重要坐标，由旅美华侨马灼文家族所建，楼高三层，建筑面积660多平方米，顶楼上方塑有标志建造年份的“1922”字样。
逵园艺术馆馆长王莹莹介绍，自2012年起逵园被活化为集艺术展览、设计品牌集合及文化时尚活动为一体的复合空间，“我们接手时，想着怎样来做呢？考虑到我们是年轻人，而年轻人感兴趣的应该是当代艺术。”于是，逵园艺术馆复古与当代、和谐而独特的空间氛围被造就而出。艺术馆一层为展览空间，已举办上百场展览与活动；二层是家居设计品牌集合店；三层则是当代艺术和设计衍生品展示体验空间。
王莹莹介绍，刚接手时，逵园已闲置了十几年，不仅没水没电，而且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破损老化。在古建筑研究专家团队指导下，他们遵循“修旧如旧”原则复原逵园，让其在保留原貌基础上融入新的文化生命：为了找到样式相仿的花砖修缮逵园，他们寻访了多家老厂房、老店；还根据屋内花砖、窗花的样式定制了桌椅等。
从逵园的阳台望出去，只见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巍然而立，不少参观完纪念馆的市民游客随后就会走进逵园艺术馆观展。王莹莹介绍，逵园艺术馆还会结合建筑的历史特色策展。
如今，逵园艺术馆已成为文化艺术地标之一，荣获“广东省文物古迹活化利用典型案例”“广州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利用典型案例”等荣誉。“好的老建筑保育活化不仅需要将其外在保护修复得细致完好，更需将她的生命力保育下来，让建筑的功能和灵魂得以延续。”王莹莹说。
统筹/何超、麦蔼文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 通讯员：段澜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莫伟浓、王紫凤（除署名外）
设计统筹/徐锦昆 漫画/王紫凤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