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解锁：《长安三万里》的大唐锦绣纹路

一部国风动画

展现大唐璀璨

近日

《长安三万里》上映后

引发网友热议

电影展现了东方美学的魅力

带观众穿越千年感受锦绣盛唐

除了从诗词中满溢出的唐风唐韵

电影中人物服饰的纹样考究

更展现了中华历史长河里的线条之美

简单来说就是花纹图案

古人用自然景物作为灵感来源

通过写实、写意、变形等表现手法

形成了中国传统服饰、器具、建筑上

精雕细琢的美丽

中国传统纹样

自古以来传承有序

从新石器时期起延至今日

不论是玉器、漆器、服饰还是建筑

都铭刻着传统纹样的特色瑰美

纹样是先人智慧与审美的结晶

也是文化与传承的密码之一

让我们跟随片中出现的纹样

一起领略这份传承千年的东方浪漫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壁画上

就出现了联珠纹

到了隋唐

联珠纹已是一个代表性纹路

成为了各种器物上的主题纹样

团窠纹在唐代织物中初现

是一种丝织新产品的纹样

团窠纹不仅整体效果鲜明

局部细节也很丰富

极具美感

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纹样

被人们赋予了吉祥、美满的寓意

不同时期的宝相花纹不尽相同

隋唐时期的宝相花纹造型更加饱满

以不同自然花卉为基础

多层花瓣

具有雍容华贵的美感

通常以骨架形式出现

其内可填充花卉纹、鸟兽纹和几何纹样

层次丰富 画面饱满

既能作为主纹进行装饰

也可作为辅助纹样与作为主体的鸟兽纹组合出现

自汉代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

深受人们喜爱

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的吉祥纹样

盛唐时

狩猎纹非常繁复

不仅是反映当时社会活动与审美趣味的纹样

更是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产物

早期的联珠团窠中

只有一个动物

体型大且雄健威猛

此后更多的是成双成对出现

造型上也更加生动可爱

花草造型多曲卷圆润

表现了植物在风中摇曳的自然之美

也表达了对顽强生命的赞美

唐代花叶纹广泛流行

枝叶肥大饱满

总体结构舒展流畅

繁复华丽生机勃勃

反映了唐代工艺美术富丽华美的风格

历经岁月洗礼

中国纹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它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见证者

其镌刻的美学记忆

透过历史长河

依然熠熠生辉

▲唐 红地中窠花瓣对鸭纹锦

蜀锦织绣博物馆藏

唐代织锦纹样，

具有生动写实的特点，

突破了前代，

特别是汉晋时期抽象浪漫风格的禁锢。

接下来推出的这篇文章，

将历史文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

系统地对唐代织锦纹样的艺术风格及其成因

进行了研究。

文/李斌  李强  刘安定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不仅国力强盛，疆域辽阔，而且文化昌明。同样，唐代的织锦艺术也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巨大的影响力为后世所称赞。究其根本原因，乃是这一时期为中国织造技术和显花技术的转型时期。笔者认为，深入地研究唐代织锦纹样的风格和形成原因，对我们当代的艺术创新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

唐代织锦纹样的风格分析

纺织史学界普遍认为唐代服饰织物的艺术风格以富丽绚烂、流畅圆润为特征，装饰纹样以动物花卉所占比重最大，鸟兽成双，左右对称，花团锦簇，生趣盎然。作为服饰织物最重要组成部分的织锦，当然也具有这种风格特点。然而，唐代织锦风格的形成是一种渐进式的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笔者认为，分析唐代织锦纹样的风格也需要从其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

对比汉晋时期与唐代织锦的纹样，我们不难发现两者风格之间的差异很大。汉晋时期的织锦具有抽象、浪漫的风格。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铭文锦，就体现了抽象、浪漫的艺术风格。

譬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色织锦护臂（图1）堪称其中的精品，该锦以蓝、绿、红、黄五色丝线织出日月、云朵、孔雀、仙鹤、辟邪和虎的纹样以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从图1中纹样的造型就可见当时织锦抽象、浪漫的风格，采用象征的手法来表达人们求仙求福的愿望。这种类型的织锦自西汉末年产生，一直流行到两晋时期。

▲图1：“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色织锦护臂

到了唐代，织锦纹样风格则已经摆脱了抽象、浪漫风格的禁锢，逐渐向具体、现实风格转型，这一时期铭文锦的式微正好说明了这一情形。笔者认为，铭文锦出现的本质是纹样图案过于抽象和浪漫，无法通过它来表达主题，需要文字辅助来准确表达人们的内心诉求。然而唐代对鹿团花纹绸纹样（图2），上下左右对称两鹿力拱一团花，形成圆形骨架，骨架内又以圆形团花包容一十字花，图案丰满充实，突显唐代以肥为美。整个纹样图案具体而生动，特别是鹿的形象栩栩如生，花虽然不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花，却是经过艺术处理的花，一眼就能分辨，不存在任何的疑异。因此，这种纹样图案就不需要任何文字进行辅助说明来表达人们的愿望。

▲图2：唐代对鹿团花纹绸纹样

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文化交流的频繁，中亚地区的织锦大量输入中国，对唐代的织锦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联珠纹织锦最具代表性，影响最为深远。

所谓联珠纹纹样是指在一字形、圆形（包括圆弧形）、菱形、S型等骨架内，将一串彼此相连的圆形或球形（包括橄榄球形）或单独或与其它图形组合形成的一种开放式或闭合式的装饰纹样，开放式的联珠纹多用于建筑和器物形态上，而闭合式的联珠纹多用于织物形态上。据研究，联珠纹是中亚、西亚织锦的主要特征。

在唐代，传入中国的联珠纹织锦，大多是在圆形或椭圆形联珠圈内填充动物主题纹样。这些动物有天马、马鹿、含绶鸟、孔雀、猪头等，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一般体形较大、造型古拙、雄健威猛。

▲图3：联珠猪头纹锦

譬如196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138号墓出土的联珠猪头纹锦（图3），采用红、蓝、白等色织出猪头，极具趣味性。又如，195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32号墓出土的联珠立鸟纹锦（图4），在联珠圈内站着一只嘴衔联珠绶带的鸟。

很明显，猪的形象历来不受汉人的喜爱，衔绶带的鸟也不是中原所见。虽然，外来联珠纹织锦的主题纹样后来在中国运用得比较少，但它们的骨架结构却被中国创新的织锦纹样借鉴和吸收。

▲图4：联珠立鸟纹锦

▲联珠对鸟纹锦 唐龙朔二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唐代在外来织锦纹样流行的情形下，逐渐从积极模仿转向创新，创造出大量新的织锦纹样。创新的织锦纹样主要包括陵阳公样、宝相花纹、唐草纹等，这些纹样在唐代基本成型，对后世的织锦纹样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陵阳公样是唐代对外来织锦纹样吸收、创新的典范，并且对中国后世的织锦纹样产生深远的影响。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窦师纶，字希言……封陵阳公，性巧绝，草创之际，乘舆皆阙，敕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由此可知，窦师纶在唐初曾经为宫廷设计过织锦的纹样。

据赵丰先生分析，陵阳公样是一种以花卉作为团窠环、内含动物主题的图案。其实，早在隋代中国就已经开始对外来织锦纹样进行模仿，据《隋书》记载大业年间“波斯尝献金绵锦，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不难看出，在隋代已经为织锦纹样的创新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笔者认为，陵阳公样与联珠纹有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首先，联珠纹圈内怪兽纹样的对称形式被陵阳公样所继承，形成对鸟、对兽纹样；其次，联珠圈骨架逐渐被花草纹样骨架所取代，形成中国独有的团窠骨架；最后，联珠纹圈内的怪兽纹样也不太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逐渐被中国人所喜爱的瑞兽如鸾凤、游龙、骆驼、羊、马等题材所取代。

宝相花纹是一种多层次、表现花朵整体平面的花纹，外层多由对卷的忍冬叶或勾卷组成花瓣。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云朵、勾卷纹样，又融汇了西方传入的忍冬叶、莲花的部分造型。宝相花纹虽然早在唐代之前就已经出现，但织锦中宝相花纹的流行却是在唐代。

▲图5：大窠宝花锦

根据唐代宝相花的造型结构和出现的时间顺序，我们可将其分为瓣式、蕾式和侧式三类。瓣式宝相花是以花瓣变形而成，最简单的瓣式宝相花是四瓣的柿蒂花，唐初就已经出现真正以柿蒂花为主题的纹样。瓣式宝相花在唐代发展出比柿蒂花体态更加丰满、轮廓更加细腻，层次更加重叠的花型。譬如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海蓝地小窠宝花锦（图5），色彩丰富、造型高雅。

蕾式宝相花则是将叶、瓣、蕾结合起来，花蕾均采用全侧面，并且大量使用渲染的手法。这类宝相花在唐代非常流行，并且在开元年间达到全盛时期，譬如英国伦敦私人收藏的唐代橙地宝花纹锦（图6）就属于蕾式宝相花。

▲图6：橙地宝花纹锦

▲黄地宝花纹锦

侧式宝相花则是在外廷区以十分写实的半侧向全朵花联成，图案更像是一簇鲜花，对照敦煌壁画上人物的服饰纹样图案，我们可知，侧式宝相花纹织锦在中、晚唐时期非常流行。譬如日本奈良正仓院收藏的唐代宝相花琵琶锦袋（图7），花纹单位达60厘米以上。织造精美，叶中有花、花中有叶，虚实结合，融现实与想象为一体，但写实性要远远高于瓣式和蕾式宝相花纹。

▲图7：唐宝相花琵琶锦袋

唐草纹又称为卷草纹、蔓草纹，唐代这种纹样非常流行。因此，有学者将中国的卷草纹和蔓草纹称为唐草纹。唐草纹多取忍冬、葡萄、荷花、兰花等花草为题材，构图繁简疏密，富丽华贵，给人以繁乱、缠绵不绝的形式美感。当然，唐草纹不仅运用在室内装饰和器物上，而且还在织锦中也有大量的反映。

通过对出土的唐代唐草纹织锦的纹样分析，笔者认为，唐代织锦中的唐草纹可分为缠枝式和组合式两大类。缠枝式唐草纹是以某一种花卉为中心，同时向四个方向展开，譬如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葡萄唐草纹绫就是缠枝式唐草纹（图8），此纹样分为两层，均以葡萄纹为中心，枝叶围绕葡萄展开，并且连绵不绝。这种纹样采用象征的手法，以葡萄代表多子多孙，滕蔓连绵不绝代表永世不绝，反映唐代人对子孙繁多的美好愿望。

▲图8：唐代葡萄唐草纹绫

▲日本正仓院藏唐代葡萄草纹锦

组合式唐草纹是指在“S”形缠枝中穿插鸟兽的纹样。譬如在青海都兰出土的对波对鸟对狮纹锦（图9），就是在蔓草之间穿插对鸟、对狮、花卉纹样，趣味盎然。又如甘肃敦煌初唐334窟彩塑观音裙上的图案也属于此类，在金色地上织出彩色缠枝唐草纹，缠枝空隙处穿插凤鸟纹，华丽而生动。

▲图9：对波对鸟对狮纹锦

综上所述，唐代是中国织锦风格的转型期。

首先，从织锦纹样的构图形式上看，强调经纬两个方向上的对称，突破了汉晋时期经向对称的限制，并且图案的复杂程度也远非前代所能比拟。

其次，从织锦纹样的色彩上看，织锦的色彩愈加丰富，突破汉晋时期五色经绵的限制，色彩更加亮丽。

再次，从织锦纹样的题材上看，其题材非常丰富，不仅有外来纹样题材，如西亚的对兽、天马纹、葡萄等纹样、印度的忍冬、莲花等纹样。而且还有在借鉴、吸收外来纹样基础上创新的陵阳公样、宝相花纹、唐草纹等纹样。

最后，从织锦纹样的意蕴上看，唐代织锦纹样越来越写实，将现实与想象巧妙地结合，突破汉晋时期的抽象浪漫的风格。

2

唐代织锦风格的成因分析

唐代织锦风格形成的原因，可能各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考察织锦纹样风格的形成原因必须要从纹样发展的内外史角度进行，因此，笔者认为，唐代织锦风格的形成主要有其必要前提、主观条件和技术基础三方面的原因。

唐代织锦风格形成的必要前提是外来纹样的传入与流行，而外来纹样的传入则需要东西方交通的畅通以及商人充当织锦和技术交流的中介。一方面，自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朝多次对突厥用兵，最终击败突厥，扫清了从中亚到中原的丝绸之路，东西方的交通得以畅通。畅通的丝绸之路为中亚的丝绸纹样、织造与显花技术向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条件。

另一方面，当时的丝绸之路上活跃着一支非常善于经商的民族——粟特人。他们作为东西方交流的中介，不仅进行东西方商品的交换，而且还充当技术、文化交流的使者。譬如联珠纹原本是中世纪萨珊波斯艺术的重要形式，联珠纹织锦通过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的自身的接受与创新，创造出具有波斯风格、粟特神韵的织锦，然后再将联珠纹传播到唐朝，从而完成了东西方纹样艺术的一次大的交融，最终波斯联珠骨架、粟特神韵、大唐圆润通透造型融合在一起，催生出中国新的织锦纹样。

▲唐 卷草花团窠对孔雀纹织锦

青海都兰县热水墓葬出土

青海省博物馆藏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大多数时期对外来文化持否定和抵触的情绪，但是，唐代从帝王贵胄到平民百姓对外来文化却持一种积极开放的态度。正是这种对外来文化积极开放态度，才使唐代能客观、公平的看待外来的织锦纹样，并且从其中吸收、借鉴符合本身审美情趣的元素，最终形成自身的风格。其实，唐代对外来文化的积极态度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首先，隋、唐建立之前，中原地区已经经历“五胡十六国”、北魏、东魏北齐及西魏、北周等政权的统治，民族融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中原地区的原有的汉族豪族世家基本已经迁往南朝，因此中原地区在文化上融合没有太大的顽固势力的阻扰，在对待外来文化上也呈现出积极吸收的态势。这一时期西亚联珠纹锦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流行也充分说明了这一情形。

其次，隋唐两朝的皇帝们或多或少都有胡人的血统，胡化色彩较为浓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大汉族观念较为淡薄。正如唐太宗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当然，唐代帝王的这种开放心态源自于对唐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自信，在自信的基础上对待外来文化自然会少一些偏见。因此，唐代织锦风格从最初的模仿型最终发展成主动的创新型。

▲唐 对格里芬纹织锦

西安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

织机的发展水平和显花技术的进步是织锦纹样风格变化的内部因素。唐代正处于多综多蹑织机向花楼织机转变、经线显花技术向纬线显花技术转型的重要时期，随着重型打纬机构的出现和多色大花的需要，纬线显花逐步代替经线显花法，多综多蹑和束综提花进一步结合，使手工纺织机械的发展达到高峰。因此，唐代织锦纹样风格的形成有其内在的技术基础。

首先，从织机的发展水平上看，唐代的织造机械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通过对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联珠小团花纹锦”组织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已经出现了经纬两个方向循环的提花织物，这种织物不可能运用多综多蹑织机织造，极可能采用花楼织机织造。

中国有关花楼织机最早的图像信息出自南宋时期《耕织图》，而最早有关花楼织机的历史记载分别出自中国的《敦煌文书》（五代时期）和日本的《延喜式》（唐末时期）。由于技术的产生总是先于图文的记载，因此笔者认为，从古代图文信息角度来看，在唐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花楼织机式的束综提花织机。

花楼织机最大的特点是突破了多综多蹑织机在花型循环上缺点，即克服了在纬向上纹样可以形成大的循环，但在经向上却只能形成几厘米的循环的缺陷。因此，花楼织机的出现也为唐代织锦纹样形成生动写实的艺术风格奠定织造基础。

其次，从唐代织物的显花技术上看，经线显花技术开始让位于纬线显花技术。纬线显花是显花技术上是一大进步，一架织机完全不改变经线和提综顺序，只要改换纬线的颜色，就可织出花型相同而色彩各异的织品来。众所周知，采用经线显花的经锦，其织物纹样的色彩最多不超过五种颜色。

譬如出土于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运用青赤黄白绿五色织造出珍禽异兽、祥云瑞草，并在其间穿插入汉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整个纹样色彩艳丽，纹样构图写意浪漫。采用纬线显花的纬锦，其织物纹样的色彩可以突破五种颜色，达到十几种甚至几十种，这样可以使织物的色彩非常丰富，形成华丽风格。因此，纬线显花技术的流行为唐代织锦纹样形成色彩丰满的艺术风格作了色彩上的准备。

▲汉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

1995年10月新疆尼雅遗址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3

结语

唐代是中国织锦艺术风格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构图上主要采用经纬双向对称的造型，在色彩上突破五色显花的限制，在题材上比以往更加丰富。正是在构图、色彩、题材上的巨大变化，产生了具体生动的艺术效果。

究其风格产生的原因，如图10所示，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统治阶级对外开放的心态促进了外来织锦纹样在中国的流行，外来织锦的流行又刺激了模仿外来织锦纹样，进而促进西亚纬线显花技术在中国的运用以及束综提花花楼织机的产生。显花技术和织机的转型为创新型纹样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支持，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织锦艺术风格，如陵阳公样、宝相花纹、唐草纹等，并对后世的织锦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图10：唐代织锦风格的成因

笔者认为，从唐代织锦纹样风格及其形成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①优秀的织锦风格的形成必然是在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元素并对其创新。当然，还需要一定主客观条件和技术基础。唐代织锦风格形成，客观上是东西方交通的畅通，为外来织锦的传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②主观上从皇族、官员贵族至平民百姓对外来文化持开放的态度，为外来织锦的流行提供了心理上的条件，实质上反映了唐代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不害怕外来文化的影响；

③技术上，唐代的织造技术和显花技术也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在外界因素的刺激下，迅速完成技术上的转型。从流行——模仿——创新非常顺畅，最终奠定中国唐代之后织锦风格发展的大方向。

对于当代的启示在于进行纹样的创新时，一定要在保持开放心态的基础上，积极创造出有利的客观条件，准备好坚实的技术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所创新，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唐 红地方格对羊纹锦

蜀锦织绣博物馆藏

▲《中国丝绸设计素材图系》汉唐卷中的唐代纹样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