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主”这个政治学概念，对中国的读者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说它陌生，是因为僭主和僭主政治都是古希腊城邦政治特有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很难找到相同或类似的例子。
亚里士多德根据古希腊诸城邦的政治体制和结构特点，将城邦的政体分为两型六种，其中君主制、贵族制和共和制是正常政体，而僭主制、寡头制和平民制则是变态政体。平民制是共和制的变态政体，而僭主制则是君主制的产物。
在汉语中“僭”有以下犯上的意思，“僭主”这一翻译精准反映了Tyrannos的本意，即“不合法的王”，他们本是城邦中具有实力和野心的强人，在特殊环境（如城邦内乱、外敌入侵）中趁势崛起，利用权术和暴力废黜或推翻了原来的君主，成为了事实上的统治者，斡旋于两个对立的阶层之中，依靠阴谋、权术和雇佣兵背书的暴力，在一个充满无法消弭敌意的政治环境中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自己的统治。
因为他们在所统治的蕞尔小邦无力建立一套诸如宏大的宫殿、辉煌的神庙、威严的仪仗等政治景观，也无法培养一个完全臣服于自己的僧侣阶层和知识分子团体，所以他既不能把自己和普通公民完全隔离开来使自己“神格化”以获得“君权神授”“奉天承运”，也无法获得公民给予的社会认同，所以绝大多数僭主无法成为真正的君主，转而使用类似“全权大将军”一类的头衔实现事实上的统治，仅有极少数僭主通过军事扩张获得了足够的土地和资源，得以实现前文所提到的那些条件，从而成为真正的君主。
在古代中国，“天下”的概念从黄河流域一直扩展到整个东亚大陆，在体量上远不是希腊城邦可比拟的。无论君主还是僭主，都用重重宫墙将自己和臣民隔离，神格化成为“天子”。
在秦以前，君主制已经开始从非专制向着相对专制发展，秦以后，君主制开始从相对专制向着绝对专制加速发展，上位者越来越轻而易举地获得整个知识分子集团的臣服和政治背书，少则一代，至多几代，就能完全脱去僭夺者的身份，成为真正的君主。
战国时代的三晋、田齐本质上都是合法化之后的僭主，王莽如果能够延续他的统治，最终也会成为真正的君主。东汉末年的曹操非常类似于“僭主”的角色，但他的儿子就实现了合法化，这对希腊城邦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尽管有名有实的希腊僭主和有实无名的东方僭主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但上位方式的共通性，决定了他们在心理特质、思维方式和行为手法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亚里士多德将僭主这些计谋和权术称为“僭术”，他的著作《政治学》中收录了众多“僭术”，就颇与东方君主的权谋有相通之处，如：“僭主的目的及其所采取的手段在于摧毁其臣民的精神(志气)；散播并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不睦和疑忌；削弱臣民，使人人都无能为力。”这些论述显然和商鞅“驭民五术”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除“疲民、弱民、愚民”等权术外，古希腊僭主还有“防内而款外”的习性，《政治学》里说到：“……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他们乐于邀请外邦人，同他们餐聚并会晤；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本邦公民却对他居心叵测。”
从“防内而款外”的“僭主心理”特质，可以用来解释明、清两朝君主在大航海时代对于在海外开拓的华人势力那种特别的恐惧和打压。
以“僭主心态”最为强烈的明成祖朱棣来说，他对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擒获的诸多叛逆土著酋长和华人头目的处置就非常值得玩味，他对诸如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尔这样抢劫郑和船队、杀害明朝官兵的土著王公“赦不诛，释归国”，却对罪行相同或类似的华人海商、海盗一律诛杀，此举深刻地改变了华人开拓、深耕已久的南洋地区土著和华人的力量对比。
明朝君主宁可将唾手可得的海外地盘拱手让人，也要诛灭在当地已成气候的华人势力，正是因为他的利益在内而不在外，通过对其统治下辽阔幅员、众多人口的控制，足以让他获得维系他的权威、地位的财富，游离于他控制之外的那些地方带给他的那些利益，不过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带有风险性的蝇头小利。
而与他的利益来源方向相反，他始终感到他的危险在内而不在外，僭主最恐惧的，就是他人复制自己的上位过程，在他眼中，化外的“蛮夷”无论如何凶暴，只要羁縻得当，也难以威胁的帝国中心——他的核心利益所在之处。相比之下，国人在海外自立继而扬帆归来争天下的可怕幻象却始终萦绕在他心头。同时，对“蛮夷”的种种特权和优待又反过来培养了本国国民对“蛮夷”的敌视和仇恨，降低了他们借助外力推翻君主的风险，向内巩固了君主的统治，因此专制君主防内而款外、虐民而宽夷的统治之术，就成为一种荒谬的合理了。
而以“外夷”身份入主天下的清朝，其君主在面对华人在海外开拓活动时，态度与明朝君主并无二致，当暹罗华人郑信在缅甸入侵的战争中，以杰出军事将领（僭主）的身份合法化成为君主，试图获得清朝的承认时，乾隆皇帝的反应却是：“（郑信与）暹罗国王宜属君臣，今彼国破人亡，乃敢乘其危乱，不复顾念故主恩谊，求其后裔复国报仇，辄思自立，并欲妄希封敕，以为雄长左券，实为越理犯分之事。”
乾隆皇帝从法统的角度出发，痛斥郑信“越礼犯分”的时候，似乎完全忘记他的祖先和明朝皇帝的故事了。
暹罗是东南亚大国，华人成为国王并主动请封成为藩属，不仅是清朝的利益延伸至中南半岛的机遇，也是借暹罗牵制敌对他国的机会，尽管在之后，清朝因为缅甸问题对郑信政权的态度有所改变，但一直保持着冷淡和戒备的总基调。乾隆最初的反应，正是笔者前文提到的恐惧他人复制自己上位过程的僭主心态的最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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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