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树人六十年 | 中国林学泰斗郑万钧先生逝世四十周年

题图：水杉

20世纪初我国林学家干铎教授（1903-1961）第一次发现了水杉，后由王战教授（1911-2000）把其发现的水杉标本转请"郑氏裸子植物系统学说"创始人郑万钧教授鉴定。1948年郑万钧教授（1904-1983）与胡先骕院士（1894-1968）联名为"活化石"水杉定名。这一发现引起世界林业界的震惊，被誉为二十世纪植物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为"活化石"水杉定名的郑万钧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林学家、树木分类学家和林业教育家，他于1923年毕业于南京江苏第一农校林科；1939年获法国图卢兹大学博士学位；1944年到中央大学任教授兼森林系主任；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6年出任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院长，1962年被调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后任院长。

今天是郑万钧先生逝世40周年，群学书院转载此文，以兹纪念。

树木树人六十年

文 | 唐萍、周永萍

来源 | 南京林业大学

郑万钧出生于江苏徐州一个商人家庭。祖父经营酱园，在徐州颇负盛名，曾任徐州商会会长。父亲弟兄三人，排行第二，因其兄无嗣，遂将年幼的郑万钧过继给伯父为子。作为嫡长孙，按照中国传统郑万钧将成为家族事业的继承人，全家几代人将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伯父更是希望他能光宗耀祖，振兴家业。然而，他没有听从长辈们意见，转而选择了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林科专业，从此与林结缘。

徐州历来是兵家争夺之地，长期战乱与人为的破坏，周边环境已十分恶劣。念小学时，学校组织郊外远足，满目是童山荒野，洪水侵袭过后泥沙到处横流，这些都深深地刻在郑万钧幼小的心灵里，从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然，郑万钧选择林科还有他从不避讳的现实原因。他曾经回忆，当时想法很单纯，家里开酱园小作坊，做小生意，算不上富裕。家里没有钱能供他念大学，念农校不要交学费，在学校吃饭也不用交饭钱，听说毕业后容易找上工作。诚然，现在看来，少年的郑万钧是懂得体贴家长又勇于坚持自己兴趣的学生。但在当时他的决定惹怒了伯父，伯父限制了他的经费。读书期间，他的生活非常紧张。无论到哪里，都是穿着家中做的布鞋。有时到中山陵等远处去实习也是步行，生活很是艰苦，但是郑万钧都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如同少年曾国藩，郑万钧少年时也被看成“笨”小孩。小时候学习悟性并不被学校老师所看中，但他凭着一种倔强与勤奋征服了老师。他曾就读于法文学校，校中有个老师说他太笨，肯定学不好法文，他不服气，奋发努力，终于学会了法文，并能读能写。此后的岁月里郑万钧不但精通法语，还能熟练地应用英语、拉丁语和德语。

不知是大器晚成还是出于对林学的兴趣使然，步入江苏一农的郑万钧对农林知识的悟性显然高了很多，尤其是对野外树木标本的采集、制作非常感兴趣。加之他从小养成的做事认真，而且要做就一定做好的习惯，他对树木学名记得很熟，即使一片叶子、一根小枝都能准确地说出树种的科、属、种名，拉丁学名也都记得非常准确。因为植物学成绩优异，深得钱崇澍、陈焕镛等植物学教授的赏识和器重，获得了当时知名林学名家大师的熏陶，专业能力迅速得到提升。

钱崇澍先生（1883-1965），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中国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地植物学、植物区系学的创始人之一。伊利诺伊大学理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先后在金陵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校任教，1926年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第一任主任，后长期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教授兼植物部主任、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等职。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任院士；1950年应邀出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1923 年郑万钧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在江苏一农做植物学助教，1924 年钱崇澍将郑万钧调入东南大学农科，破格提升他为树木学助教。

当时的东南大学还没有森林系，树木学属于生物系。农科主任邹秉文用人唯贤，而且对所聘用的教授和助教非常信任，使老师们得以专心致志地进行教学、研究和推广。当时生物系名师云集，系主任是胡先骕、植物学教授有陈焕镛、钱崇澍、张景钺等。胡先骕协助邹秉文，和秉志、陈焕镛、钱崇澍等同仁精诚合作，作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创建了国内大学第一个生物系、编写了第一本植物学教材、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办起了国内最早的生物学学术刊物。秉志、胡先骕、陈焕镛等结成终生的友谊，一起为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郑万钧非常幸运，在事业的起步阶段得到多位名师指点，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陈焕镛教授是一位博学多才、治学严谨的国内外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是我国植物分类学教学、科学研究的奠基人。他先后发现命名 100 多个树木新种，10 多个新属，在当时享有盛名。在陈焕镛的指导下，郑万钧进一步充实植物学的基础理论和树木分类的研究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就像一把打开树木世界大门的钥匙，在其之后做树木分类教学、科研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陈焕镛先生（1890-1971）

钱崇澍教授也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他语重心长对郑万钧说：“教树木学，既要有树木分类的理论知识，掌握树木的分类特征、树木生长、分布等个体性状，还要学习森林地理、森林与环境等综合性理论，深入了解树木个体与群体的相关理论，才能教好树木学这门课程。”在钱崇澍的启示下，郑万钧一边教学、一边在中央大学（东南大学于1928 年改名为中央大学）旁听其他课程。听钱崇澍讲森林地理课程时，言之有物，仿佛把他领进了一个森林的大观园。

教学之余，郑万钧深入到黄山、天台山等地采集标本，考察森林，不仅详细地记载了树木生长的立地、树木形态，还记载了树种的组成、林地植被以及林木生长的气象、土壤等生态因子，提高了对树木、森林的理性、感性知识，使其在学业上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初步确立以裸子植物为主的研究对象，潜心研究。

为了掌握拉丁文这门学问，用于描述树木分类的形态特征，郑万钧还专门跟一位传教士学习半年拉丁文的阅读和书写要求。每天早晨去听讲课，下午回来练习，第二天交老师修改，再拿回来练，半年后终于过关。这对郑万钧研究树木种属和描述新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郑万钧后来回忆：

“我从 1920 年考入南京江苏省第一农校林科专业到 1939 年去法国图卢兹大学留学，其间，我先后得到了陈焕镛、秉志、钱崇澍、陈嵘、胡先骕等著名学者的培养和指导，跟随他们学习树木分类理论知识与野外调查考察等实践活动。他们的博学深知，给了我刻苦学习、专研树木分类的强大动力；他们诲人不倦、言传身教的教学精神，成为我从事教书育人的楷模；他们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学风在我的学术和科学研究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们身处旧时代，以学好业务报效祖国的爱国思想，牢记在我心中，激励我为祖国的林业事业贡献毕生。回忆往昔，我遇到了好机遇，幸运得到了诸多名师的指点、教诲，得益于他们的培养和帮助，奠定了我在教学思想、科学精神、热爱专业、孜孜不倦、奉献祖国林业的坚实基础。”

1925年11月至1926年9月，郑万钧在铜山县实业局当实业员，负责苗圃管理，开展育苗造林工作。1929年，经钱崇澍推荐，25岁的郑万钧应聘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学研究员，在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领导下，主要从事中国森林植物野外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此时，郑万钧在江苏一农的老师陈嵘教授已从美国学成归来，担任了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同时也在科学社生物学研究所兼职研究树木分类学。陈嵘亲自指点郑万钧树木学研究的方法，并讲述他在江苏省江浦县老山林场的实验地，按照树种的特性与生长要求，在林场规划树木的成片栽植，观察其生长、发育规律，测定林木相关指标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确定树种造林技术要求，这使郑万钧收获匪浅，对他后来创立实验树木学学说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

胡先骕先生

1930—1931年，郑万钧在西康东部和四川西北部调查高山云杉、冷杉等针叶林的种系和分布；1932年调查浙江诸暨的香榧和油棉栽培情况；1934年在江西庐山参加森林调查；1936年又在四川峨边主持高山针叶林的调查；1937年在浙江龙泉调查杉木和天然林，同年又在湖南宜章调查莽山天然林区的树种组成、分布和生长过程。并多次去天目山、天台山、黄山作森林调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交通很不方便，郑万钧进入山区调查，每天都要步行数十里至百十里，为探索高山针叶林的分布规律，他攀登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实地考察。为提高工作效率，他创造性地运用路线调查法、标准地法和标准木法。在调查中积累大批标本和资料。每次调查归来，风尘仆仆，顾不上休息，也顾不上与家人团聚，便整天忙于整理资料、鉴定标本，并将调查结果用英文写出论文。这种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得到胡先骕的赞扬和鼓励，并亲自代为审核修改论文。

十年的野外调查，郑万钧不仅得到了艰苦的磨炼，而且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在这十年中，他共发表论文20篇。其中，《对川西高山针叶林的组成、分布的论述》《莽山天然林对涵养水源的重要作用》等文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又如《浙江维管束植物》一文一直成为编写浙江植物志的重要参考文献。他还发表了树木新种数十种，如天目木姜子、天目槭、黄山花楸、白豆杉、普陀鹅耳枥、天台鹅耳枥、狭叶山胡椒、江浙钓樟等，丰富了华东木本植物区系成分，不少研究成果被收入陈嵘编撰的《中国树木分类学》中。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郑万钧随中国科学社迁往四川。1939 年初，因表现优异，郑万钧被派到法国图卢兹大学进修。临行前他作了几个月的准备，将西部高山针叶林的研究资料重新系统整理，用法文写成《四川及西康东部的森林》论文手稿带往法国。他的指导教师亲自审阅这篇论文后，对郑万钧有如此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实践非常赞赏，进修结束前通过论文答辩，授予科学博士学位，并将该论文出版。几年后，中央大学教授、地理学家任美锷见到此书时甚为称赞，特著文推荐，指出此书不仅是对林学的贡献，也是对地理学的贡献。郑万钧后来教授森林地理学，其中“西部高山林区”一章即在此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已被高等林业院校采用为教材。

1944 年 8 月，郑万钧重返中央大学森林系任教授，在这里，他与“水杉”相遇，他和老师胡先骕 1948 年共同署名发表的论文“活化石”——水杉新种，成为轰动世界植物学界的大事，这一发现和命名被誉为 20 世纪植物学界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中国科学家对世界做出的伟大贡献。水杉发现的科学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活化石”，其祖先在距今 0.65 亿~1 亿年前，广布于北半球北纬 35°~80° 地区，当时至少有 10种。近 200 万年来，北半球发生多次冰川，古水杉几乎灭绝，仅剩此一种幸存于我国川鄂边境一带。所以很长一段时期内，许多学者只见过水杉化石，不知道还有活的水杉遗存下来。

1941 年冬，原中央大学教授干铎由鄂西去重庆，路过磨刀溪（又名谋道溪，现在地图上称谋道溪），发现路旁大树一株，当时已落叶未采标本。干铎到万县时托万县农校教务主任杨隆兴合适时间代采该树标本。1942 年杨隆兴托人采到一枝水杉标本(无花果)也遗失了。1943年当时的中央林业实验所王战去鄂西神农架考察森林，路过万县经杨介绍，王战转道谋道溪时采到水杉的枝叶果实标本，认为是“水松”。后来由吴中伦交给时任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郑万钧来鉴定。

1945年，郑万钧根据王战采得水杉的枝叶标本和拾得的球果进行研究，认为既不是水松，也不是北美的红杉，而是一新属。为慎重起见，1946年，他又派中央大学森林系助教薛纪如两次到该地采得完整的花和球果标本，但因当时文献资料不多，于是郑万钧进行拉丁文描述，并连同标本寄往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胡先骕教授，托他查阅文献。

1947年，胡先骕从文献中查得该植物与日本古植物学家山木茂在日本第三纪地层中发现的化石种十分一致，遂与郑联名定为活化石水杉属和水杉新种，学名为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et Cheng。由于日本山木茂先发表的日本化石种名Metasequoia，而后发现了现代水杉，因此认为新生代第三纪的Mctaquoia.，经历了四千万年的漫长岁月，繁衍至今，引起世界植物学者和古植物学者的极大兴趣，名之为“活化石”。

水杉

1948 年，国民政府在农林、教育、内政三部及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静生生物调查所六单位中，抽调人员共同组成“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籍此推动水杉保护和研究工作。1948 年以来国内外广为栽培。现在水杉已引种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已有 18 个省、市、自治区用水杉造林和四旁绿化，生长良好。

1952年，全国高校第一次院系调整，由南京大学（前中央大学）森林系和金陵大学森林系合并组建南京林学院，当时郑万钧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兼农学院副主任。10月30日，成立了以陈嵘为首的南京林学院六人筹建小组（其余五人为郑万钧、干铎、马大浦、李德毅、朱楫），12月，陈嵘调往北京，任中国林科所所长，郑万钧接任筹委会主任。12月26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提请中央任命郑万钧为南京林学院副院长，希望郑万钧先行到职视事，以利工作。郑万钧接到通知后，于1953年1月1日正式到职，1954年12月16日才获得国务院正式任命。1956年7月，被任命为南京林学院院长。

独立建院时，南京林学院教职工不足 30 人，力量单薄，教授仅 9人（郑万钧、李寅恭、陈嵘、李德毅、干铎、马大浦、袁同功、朱大猷、周蓄源）。因此在中央大学丁家桥校区与南京农学院在一起合署办公，一套组织机构，两块校牌，对外称为“南京农林学院”，院长为金善宝。郑万钧虽然行政职务是南京林学院副院长，但是实际主持林学院工作。1955 年 4 月，决定在南京东郊太平门外锁金村新校址独立建院，并计划学生于 9 月在新校址上课，时间短促，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任务十分艰巨。8 月，上级单位正式任命杨致平来南林主持党的领导工作兼任行政副院长。郑万钧与杨致平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投入到繁重的建校工作中。郑万钧主抓科学研究工作，杨致平主抓行政工作。9 月，华中农学院林学系师生正式来到南林，学校实力得到壮大。

根据上级精神，结合实际，学校重新确定了校园总体规划。郑万钧主张建立一个一定规模的树木园作为教学基地。1955年10月，成立南京林学院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郑万钧，副主任陈桂陞、李德毅，基建办公室主任仲天恽，重新确定校园总体规划，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林学为特点，建成森林公园式的校园。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至20世纪60年代初，一所崭新的独立的高等学府终于初步建成。

20世纪50年代，郑万钧教授应邀在日本召开的国际植物学大会上作专题报告

为了加强全国林业科学研究的领导力量，1962年，郑万钧被调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后任院长。他坚决贯彻林业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为生产服务的思想。他非常强调一切工作从调查研究入手。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深入南北各地，了解基层单位林业科学研究现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林业研究发展规划。

鉴于中国森林资源贫乏，木材短缺，他特别重视速生丰产林技术措施的研究。1966年上半年，郑万钧去广州参加农业区划会议，会后即转赴南方几省区了解速生丰产林的科研情况。先后和广东林科所的科研人员在台山了解湿地松种子园的建设，在开平调查马尾松飞播造林，在电白博贺港了解木麻黄人工林速生丰产经验，在湛江雷州调查桉树良种造林经验，然后绕道广西，并北上湖南、湖北，了解省区林科所科研开展情况。每到一处，白天在野外考察各地的试验林，晚上座谈。有时甚至连夜写出考察简报，次日派人送回林科院。这时的郑万钧已年过花甲，患有高血压症，却仍不辞劳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同志们无不为之感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郑万钧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正式工作。他利用这段时间继续编写《中国植物志》（第七卷裸子植物）。裸子植物即松杉柏一类树木，与林业生产关系密切。郑万钧对我国裸子植物各类群十分熟悉。他组织了一个编写小组，每天乘公共汽车来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给同志们 ( 其中很多是他的学生 ) 介绍各类群的分类历史、种群关系、分类难度、文献出处、研究方法，并和大家一起工作。这一卷从1972 年开始编写，于 1973 年年底定稿，1978 年出版。它凝聚了郑万钧毕生研究我国裸子植物的精髓，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出版后深受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好评。现为中国各省区植物志、树木志、院校教材采用，此书 1981 年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98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73年年底《中国植物志》（第七卷）定稿后，郑万钧开始组织力量编写《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一书，把当前我国林业生产中常用造林树种的造林技术措施总结出来。这对指导林业生产有实用价值，得到林业部门的支持。本书共组织了全国200多个单位、500多位科技人员，包括省地县林业局、林科所、林场、高等和中等林业院校的同志参加，共编写三年，于1978年出版。本书编入中国主要树种210种，共169.5万字，每一树种包括形态特征、分布、生物学特性、各项造林技术、病虫害防治、木材性质和用途等内容，是中国最重要的一部造林专著。此书于1978年出版后获林业部科技成果一等奖。

郑万钧还组织人力编写《中国树木志》。他提出在中国号称8000种乔灌木中编入志书应不少于5000种，分四卷出版，先制定一个严密的编写条例和细则，以便统一规格，再以科为单位组织有关专家分工编写。在内容上，树木志不同于树木分类学，它虽以树木分类为纲，但又必须包含树种的生态学、生物学特性、造林营林技术要点以及各树种在国民经济中的价值，以加强志书在林业生产中的应用。他的这些观点是他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科技为生产服务的一贯思想的体现。《中国树木志》的专业性很强，编写和编辑的工作量也相当繁重。

1978 年《中国树木志》开始编写。郑万钧亲自撰写的“中国主要树种区划”是树种各论的一个“纲”。他研究中国森林地理多年，对各地森林的组成树种十分熟悉，这个“纲”为各地发展林业、适地适树提供了参考依据。此时，他已重新担任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许多行政事务要他负责处理，编写工作只能业余时间在家进行。他夜以继日超负荷地工作，乐此不倦。

1980-1982年《中国树木志》各科作者陆续交稿，郑万钧组织了全国十多位专业知识丰富的中年树木学家(不少是他教导过的学生)到北京统稿定稿，对编辑过的文稿，他本人都要仔细再阅读一遍，亲自修改，有些文稿修改几遍，直到满意为止。《中国树木志》（第一卷）文稿132.8万字，于1981年定稿。第二卷文稿共200万字，也经他审过一遍。由于过度操劳，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先是受高血压和痛风的折磨，随后出现一些老年性并发症如贫血、糖尿病、脊髓炎等，使他不能坚持工作，只得住院治疗。

晚年郑万钧

一生习惯于坚持紧张工作的郑万钧，对医院的生活极不习惯，治病养病，闲着无事，他心急如焚，但无可奈何。每当熟人来医院探望，他总要打听《中国树木志》的进展情况，询之甚详，并希望早日病愈出院继续工作。1983年春夏之交，郑万钧的身体日趋恶化，他自知不起，多次恳求医生能否设法让他再活三年，以便完成全书的编写任务。可是天不假年，1983年7月25日，一代宗师与世长辞。有生之年未能见到他主编的这一巨著问世。

郑万钧先生等老一辈南林科学家在水杉发现的过程中，充分彰显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淡泊名利、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像水杉一样挺拔、高大、正直，业已成为激励一代代南林人严谨求真、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精神源泉，被南林人称之为“水杉精神”。

“有利国家，造福人民”是郑万钧毕生的追求。他在教育学生时常说：“报国是实际的东西，学专业的，要立足自己的专业研究，你做好了，大家就会刮目相看，你的成就公诸于世，国家的地位也就在其中了。”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1939 年，在法国，郑万钧仅用 8个月的时间就通过了论文，获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导师高森阅后评述：中国人真了不起，很有希望。他的同事中国科学院院士蒋有绪回忆郑先生时说：“最使我感触的，是他始终不渝，任何时候都强调科技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他在南京林学院主持过国家林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7—1969）就突出了这一点。”1956—1957 年，郑万钧兼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林业组副组长。他全力以赴，组织制定 1957—1969 年林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 纲要 )，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林业科学的发展。他在任南京林学院院长期间，受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委托，于 1960 年组建了南京林业科学研究所 ( 该所设于当时南京林学院院内，1963 年该所并入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并任所长。在这期间，他针对中国亚热带地区存在的主要营林问题，设立用材林、经济林、竹林研究组以及包括营林、保护的综合研究组，亲自指导科研工作，还带头到重点生产地区蹲点研究，为中国亚热带地区的林业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郑万钧为人朴实、真诚，做事勤奋、严谨，他的作风深深地影响着南林的校风、学风、教风。对于科学研究，郑万钧更是处处求真、时时严谨。掌握第一手资料是他对树木学研究的态度，更是一种习惯。1978年，郑万钧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曾说：“从 1923 年到 1978 年，将近 55年的教学、科研时间里尤其是前 20 余年，野外采集和调研是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事情。我在南京从教，几乎走遍了江浙一带的沟谷山峦，对那里生长什么树种了如指掌。”为了调查中国树木分布状况，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常常带领学生到林区调查。1950 年和 1951 年暑假，他带领学生在山东、江苏北部考察林业，1951 年冬季，又接受国家任务，带领学生去广西南部开展宜林地调查。在担任南京林学院领导职务后，尽管行政事务繁忙，他仍坚持教学，带领学生到南京郊区和安徽琅琊山实习，还招收研究生，开设森林地理学、植物拉丁文等课程，并指导论文写作。他组织气象、土壤、森林生态、造林、森林经理等学科青年教师去福建杉木中心产地——南平溪后乡蹲点搞调查研究，总结杉木丰产经验。他们以充分的数据，分析杉木人工林的丰产与多种环境因素和造林技术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杉木造林的宜林地选择和造林技术措施，对中国南方营造速生丰产林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尊师厚生是郑万钧一贯的做法。他关心学生的成长，他对学生既严格又爱护备至。他以渊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著称林学界。他不仅自己博览群书，通晓这门专业的全部，对国内、国外的文献，哪本书记载某种树种的特征，哪本书讲述了相关分布，都记得非常清楚，给学生和研究生讲课或指导，都会很具体很详细。学生撰写文章(论文)的中文、英文稿，送给郑老审阅，他会逐字逐句修改，连标点符号都看得很仔细，非常严格。他组织编写的第一部《中国树木学》教材，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非常认真仔细审查每一个细节。他撰写的论文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琢磨而成的，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

郑万钧对老师十分尊重，他经常对他的学生说，他在成长的道路上是机遇好，遇到了治学严谨、学识渊博的名师，得益于他们的教诲与帮助。他也用实际行动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他用自己发现的新种命名秉志圆柏，纪念秉志教授对他的栽培；用发现的新种白豆杉命名钱氏白豆杉，纪念钱崇澍教授对他的教导。1962年郑老调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领导，他对教育和培养他的陈嵘教授十分尊重，除关心陈老先生的生活起居(陈老先生单身独住)外，路上遇见陈老总要嘘寒问暖，有时要陪送他到住室。他就是这样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学生。

敢为人先、注重创新是他对科学的态度。他在 1979 年 10 月出版的《中国林业科技三十年》一书的序言中写到：“古往今来的实践经验证明，应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学习一切先进经验，实事求是、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是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攀登新高峰，勇夺胜利的必由之路。”在郑万钧 20 世纪 60 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以敢于超越的勇气、突破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的束缚，研究了许多未知领域、创新了理论和实践、匡正了多处中外专家的错误。他对中国树木学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提出树木学分类要为林业生产服务，无论编写树木学讲义或者编写树木志，他都充分考虑树种的地理分布和生态条件，还对栽培、保护和利用方面开展研究，为林业生产提供完整的应用系统。郑老 20 世纪 60 年学术生涯一直在创新中突破前行。20 世纪 30 年代，他走进无人研究的川西开展拓荒研究，完成了《四川及西康东部的森林》手稿。20 世纪 40 年代，当许多学者认为水杉已经灭绝了，郑万钧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老师胡先骕联名为水杉命名。陈毅元帅说，水杉的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主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20 世纪 50 年代，应国家解决橡胶问题急需，他开展了橡胶栽培调查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面对国家粮食缺乏的问题，他带领科技工作者提出“在林业经营中挖掘增产粮食和油料的潜力”。20 世纪 70 年代，郑万钧念念不忘林业现代化问题，对林业现代化提出建议方案。

郑万钧总是把研究的触角伸到别人未及之处。他行万里路，一生发表新属 4 个，新种 100 多个，创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裸子植物分类系统（郑万钧系统）。在学科建设方面，他创立了实验森林地理学和实验树木学，并以动态观点研究森林生态，为造林、营林和林木生长提供了科学数据，是我国适地适树的首创者之一。

南京林业大学没有忘记这位为学校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老校长。2004 年，学校举行了纪念郑万钧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2008年，林学系1978级校友在校园塑立了一座郑万钧石雕半身像。

如今水杉精神已成为学校最为重要的文化基因，一批以“水杉”命名的文化活动和阵地，如水杉剧社、水杉大讲堂、水杉名师等在校园里发出勃勃生机。他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森林公园式校园”的建设目标也已成为现实，如今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校园文化方面无不彰显出鲜明的林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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