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现象很值得关注，就是拜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在北京的雍和宫、潭柘寺，厦门的南普陀寺，前来寺庙烧香的年轻人络绎不绝，他们大都是90后，00后，面孔年轻，而且十分虔诚。他们不仅在寺庙烧香，还热衷买开过光的佛珠，甚至不少人加入了寺庙举办的禅修班，参与斋戒，并聆听佛法。
小红书上，随处可见禅修班的宣传，一些年轻人表示参加完禅修班，感觉心灵得到了净化，生活中的压力烟消云散。
由于瞬间多了不少年轻受众，寺庙的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成本几十元的佛珠、手链，在寺庙能卖到几百元上千元。一个禅修班有几十个人，每个人都能收取200多元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尽管溢价严重，但前来寺庙的年轻人仍源源不断，年轻人似乎愿意支付“智商税”，愿意为自己的精神需求买单。
传统认知上，越是弱势群体，越是虔诚的信仰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曾被称为穷人的宗教，基督教在中国发展，也是先从穷人入手，其中女性又要比男性虔诚，因为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下，女性是相对弱势的一方。
有学者也发现，去寺庙拜佛的青年，男女比例大概是1:3，女性占绝对多数，也反映出当下女性的焦虑，智联招聘数据就显示，女大学生的失业率比男大学生高15%左右。
年轻人如此热衷拜佛，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年轻人在现代社会中是弱势群体，他们认为与老一代相比，自己相对弱势，在无力改变现状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来寺庙寻求精神慰藉。
宗教与科学不同，科学是靠事实和逻辑说服人，而前来寻求宗教庇护的人往往是要满足精神需要，来寺庙拜佛的年轻人并非不相信科学，而是他们需要情感上的关照。
当代的年轻人，从小就很孤独，小时候没有兄弟姐妹，只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长大后又要被家长、学校、社会卷，投入到竞争激烈的应试教育中，大学毕业后又要独自去大城市打工。
这几年，年轻人又面临就业难的问题，现实的压力更让他们无所适从，这是他们热衷拜佛的直接原因。
与拜佛类似的，还有星座算命和买彩票，前者是精神慰藉，后者是给一种渺小的希望，万一中大奖暴富了呢？以前我们总认为只有最底层的三和大神才会买彩票，但现在这种趋势已经蔓延到大城市的年轻白领。这都反映出年轻人心态的变化。
年轻人面临的现实压力有多大？看失业率就知道，统计局5月的数据显示16-24岁青年人口失业率再次创新高，达到20.8%，统计局提到16-24岁人口大部分是在校学生，没有进入就业市场，进入市场寻找工作的只有3300万，其中2600万已经找到工作，大约还有600多万还在寻找工作。
实际情况可能比统计局估计的更严重。统计局的统计方法是，一周内工作一小时以上就属于就业，失业人口指没有工作但在近期寻找工作而且立即能工作的人，同时具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的人，才算失业人口。实际情况相对于官方数据更加复杂。
一是大学毕业生普遍在22岁或25岁后才开始工作（研究生毕业），这部分人其实不在统计区间内，因此如果把区间设为22-27岁，即本科毕业或研究生毕业后两年内的就业情况，会更加科学，两年内仍未就业的青年，可能沦为长期失业人口。
二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的就业意愿并不高，很多大学生在父母支持下，选择二战考研、考公，基本没有就业意愿，这部分人口无法纳入统计，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实际上也在降低。
一些非官方的统计，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就显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景气指数持续降低，比官方数字更严峻，北京大学的卢锋更认为当下的年轻人失业是1978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预计需要3年青年就业才会恢复到均衡的情况。
但无论是官方统计还是非官方的学者，都认为情况很严峻，都认为到七八月份毕业季来临之后，失业会达到高峰，官方正是预见到了这一趋势，才会陆续颁布稳就业政策，帮助大学生就业。
以年轻人的角度看，现在很多年轻人认为，阶层上升的通道在变窄，代际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财富正高度集中于60后、70后中，他们认为不是自己能力不行，而是没有赶上好时候，“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是年轻人普遍的认知。还有一些人认为，是老一辈人过度占有财富阻止了他们的上升，因为财富的不对等，他们的生活也因此高度受制于父母，代际矛盾正变得越来越突出。
前几天，财新也发了一篇文章叫《防止日本病》，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殷剑锋，他认为日本病的核心就是人口负增长和资本过剩。
日本病的一个体现，就是代际间的不平等，日本很多年轻人也认为，社会大量的财富被老一辈占据，规则也完全由老一辈把持，年轻人要么接受，要么只能被迫成为宅男，年轻人上升渠道狭窄，缺乏自主空间让日本社会逐渐丧失了活力，一直无法从90年代的危机中复苏。
在欧美国家，也存在代际间的怨恨政治，新冠疫情期间，就有不少欧美年轻人希望疫情带走享受红利，思维古板的老一辈。
代际矛盾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做大蛋糕，创造新的致富行业外，最重要的是做好社会分配，我们以往的社会分配更看重阶层角度，但其实代际角度也很重要。
比较公平的代际分配方式是，年富力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待遇最高，其次是可塑性较强的年轻人，最后才是已经退休，不参与劳动的老年人，这符合自然界的天理，但在崇老的东亚国家，这一点往往难以实现。这种情况间接导致社会缺乏活力，生育率低。
现在年轻人面临很多现实问题，包括就业、住房、生育等，如果这些要求不能满足，生育率很难提高。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要降低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尤其是在住房、生育上给予补贴，并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创造更多的造富行业，从而缩小代际差距。在财富再分配上，政府也要努力做到代际之间的平衡。
除了政府的努力，全社会也要达成共识，认清问题并愿意解决问题，尤其是上一辈人在涉及重大的利益抉择时能多为年轻人考虑。
对未来，我抱持谨慎乐观主义的态度，我更愿意相信当下年轻人的困境只是暂时的，90后、00后在艰难时期过后仍会有时运的转折。无论遭遇什么困难，自暴自弃永远是最差的选择，年轻人们还是应该怀有希望，坚定的相信历史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