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全球经济滞胀，金融风险上升 | 国际

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朱民，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巩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金融前沿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柳

2023年3月，硅谷银行倒闭，瑞信集团也濒临破产，欧美银行业遭受严重信心危机。硅谷银行倒闭由多种原因促成，且因规模较小，不一定构成系统性风险，但其倒闭的性质确实是系统性风险。在全球经济走向新“三高一低”的新格局中，旧格局下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将增大，全球金融风险将上升。须警惕对中国的风险外溢。

新冠疫情已基本淡出，但它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影响仍在持续。疫情期间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超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已急剧转向，但刺激导致的高通货膨胀仍在继续，难以回落。疫情后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持续减弱，阻力巨大。全球经济滞胀，高债务、高通胀、高利率和低增长的新“三高一低”格局越发清晰。新格局下，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与发展范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旧格局下银行、金融机构、央行的资产负债配置也要随之改变。资产负债表错配导致了近期硅谷银行、瑞士信贷等美欧银行破产或陷入困境；配置的改变则需要大规模抛售和买入资产，势必将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全球金融风险上升。中国须警惕美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动荡对我国的风险外溢，尽早制订应对预案。

疫情暴发后，因主要经济体的大规模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叠加疫情对供应端的冲击，2021年起全球通胀快速上升，已由结构性转变为持续性和全面性通胀。进入2022年来，美联储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了激进的、协调一致的加息策略对抗高通胀。此后主要经济体通胀虽触顶下行，但仍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发达经济体核心通胀仍多呈上升趋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20年到2022年间，全球、发达经济体、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年均同比升幅分别达5.6%、3.7%和7.0%，比它们2009年到2019年的年均通胀分别高出60%、166%和33%。

通胀黏性也越来越大，并呈结构性分化。美国的能源价格虽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服务、住宅、食品的价格涨幅仍处于高位；欧盟进入2023年以来的通胀则主要由食品、商品和服务等驱动。疫情后全球房价也呈高速上涨的态势，2022年底，全球和美国的实际房价指数已分别较金融危机前的顶峰上涨18.4%和18.1%，在历史高点徘徊。2022年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收紧，失业率维持在3.5%~3.7%之间，“用工荒”仍未缓解；工资同比增速也持续显著高于疫情前水平，2023年一季度开始名义小时工资增速已超过CPI同比增速，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风险高。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虽已回落至疫情前水平，但铜、玉米等有色金属和粮食类商品价格仍高于疫情前，若再次出现供给冲击事件，价格将可能反弹，成为通胀上行的推力。这些因素的结合也将增大全球通胀快速回落的难度。据IMF预测，2023年全球和发达经济体通胀仍分别将达7%和4.7%，显著高于主要央行的政策目标和疫情前水平。

另一方面，疫情后大规模刺激政策带来的经济复苏持续时间短暂，202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动能逐渐减弱。2022年一季度后，美国、欧盟和中国的经济增速均显著下滑，低于2020—2021年的平均增速。同时，2022年第四季度主要经济体的贸易环比增速也显著下降，进出口额下降幅度分别在4%~12%和3%~10%之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23]。据IMF最新预测，2023年和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达2.8%和3.0%，较2010—2019年的平均增速分别低0.9个和0.7个百分点，经济增长乏力（IMF，2023a）。

全球近40年来的发展“范式”已改变，全球经济正从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和高债务的“三低一高”格局走向高通胀、高利率、高债务、低增长的新“三高一低”发展周期，世界经济金融也正在进入滞胀和分裂的新变局（朱民，2023）。 新格局中，高债务和高利率将严重限制需求端扩张，政府难采取类似以往的财政刺激政策推动需求扩张。而疫情后供应端受到损伤、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加剧、金融体系稳定性减弱也将限制供给扩张，增加供应链扰动风险。

当前，全球正面对“百年未见之高债务”。截至2022年6月，全球债务总额已触及300万亿美元，占本地生产总值（GDP）总量的比重高达349%，较2007年占比上升超70%。发达国家政府债务更已攀升至难以持续的水平，根据IMF数据，2007—2022年间，G7国家政府债务的GDP占比已从80.7%大幅上升至128.4%。另一方面，疫情期间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迅猛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操作，使其资产负债表大幅膨胀：2023年5月，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的总资产分别为2019年末的2.01倍、1.64倍和1.3倍，分别为2007年末的9.42倍、5.1倍和6.7倍（图3）。随着2022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协调一致开启激进加息，其政府债务的偿债成本显著上升（图3）；而由于美联储等央行同时也开始了量化紧缩（Quantitative Tightening ，简称QT），新发行的政府债券也将对私营部门融资产生“挤出”效应，抬升后者的融资成本。上述两者的合力也将大幅限制发达经济体的政府通过进一步财政扩张推升总需求的空间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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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金融评论》2023年第7期总第116期

本文编辑：孙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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