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洋 | “依古典定九州”：汉魏之际的州郡调整与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传承

《尚书·禹贡》书影

关于“九州”，《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尔雅·释地》《说苑·辨物》及楚简《容成氏》都有记载，这些连续不断的记载构成先秦两汉时期关于华夏空间与天下范围的历史图景。《尚书·禹贡》为其中最具影响者，成为后世可资遵循的“古典”模式，并对东汉末年的州郡调整和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出现复古九州的提议，建安十八年（213）下诏依据《禹贡》恢复古代九州，复古九州之议最终付诸实施。建安年间由曹操主导复古九州的思想及其实践，对应着日益严峻的州牧割据的政治现实，也彰显着大一统思想在汉魏之际的历史传承。有关东汉末年恢复九州之制，前贤已有论及，但对于汉末“依古典定九州”思想与实践的来龙去脉及其意义，尚需进一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试作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尚书·禹贡》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载九州的文献，对后世其他相关记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可视为中国古代关于九州最古典、最经典的记载。《尚书·禹贡》开篇记载大禹治水，随后以山河为界划定九州：

《禹贡》以山河为界划分九州，更加突出九州的地理属性，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封国可变，而山川不变，山川不变则州域不变”。《禹贡》规划了九州贡道，以水路为主，陆路为辅，是各州向都城进贡时的水陆交通路线。

关于《禹贡》的成书时间，学界一直有分歧，主要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统一之后说等《禹贡》不管成书于何时，但有三点是肯定的：

其一，强调“九州”与“禹迹”相关。《禹贡》将“九州”与“禹迹”（大禹治水）密切相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显示“九州”是在“禹迹”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来的天下范围，因与华夏圣贤有关，故具有神圣性。近年来发现的遂公盨，其铭文与大禹治水有关，并与《诗》《书》等传世文献相吻合，“提供了大禹治水传说在文物中的最早例证”。西周时期，“禹迹”成为华夏地域的名称，从出土青铜铭文关于赐土与禹迹的关系来看，“禹迹”已经设下了日后“一统”地域概念的先期雏形。《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在辽阔的禹迹范围内，进一步划分为九个区域，这九个区域虽然是讲“分”，但不失“统”的本质，因为“禹迹”是它们共同的基础。“九州攸同”，即九州一体。“四海会同”，即海内一统。九州尽管被山川隔开，有界限范围，但同属于天下可视的范围，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

其二，突出冀州地位之重要。《禹贡》所谓冀州，核心地区在今山西省南部，各州贡物皆以冀州三面的黄河为归宿，最后的目的地是冀州。《禹贡》将冀州设为首州，“冀州不出贡品，却有资格享受贡品，其地位相当于过去的王畿”。在中华古史传说中，唐尧、虞舜和夏禹皆定都于《禹贡》冀州范围之内。唐人杨士勋谓：“盖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商，皆都焉。则冀州是天子之常居，……邹衍著书，云九州之内名曰赤县，赤县之畿从冀州而起，故后王虽不都冀州，亦得以冀言之。”《禹贡》托名夏禹而论述全国地理，实际暗含着一个都城，这个都城就是在冀州的西南部，而传说中禹的都城安邑也在冀州的西南部。冀州作为九州之首州，各州均向冀州朝贡，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州，其原因在于传说中的禹都就位于冀州。凭借古代圣贤定都之传说，冀州号称天下之中州，天子常居之地，赤县王畿之起点，具有极强的正统性与神圣性，地位重要而特殊。

其三，宣扬大一统思想。《禹贡》具有鲜明的历史意识，九州与禹迹有关，各州向冀州朝贡，宣示九州本为一体，不可分割。史念海认为，传说中的禹都是安邑，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也是安邑，后来梁惠王称霸就是以夏禹相标榜，“《禹贡》的作者也就假借这个传说中的禹都，在梁惠王霸业的基础上，绘制以安邑为中心来实现大一统事业的瑰丽蓝图”。唐晓峰认为，“《禹贡》描述的是人间世界的整体性，隐含着大一统的秩序，《禹贡》没有政治分治的言论，连分封的意思都不大”。宣扬大一统思想，是《禹贡》关于九州的记载中最有价值的思想，对东汉末年复古九州的思想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州”由监察区演变为最高行政区其实早有端倪，而剧变于汉末黄巾起义时，中央政府为平叛被迫下放部分权力，“改刺史，新置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汉末各州或置刺史，或置州牧，分掌地方军政大权，成为割据一方的重要力量。建安九年，曹操攻取邺城，自领冀州牧，政治与军事上均取得重大胜利，在此背景下，遂有复古九州之议。《三国志》卷10《荀彧传》载有人劝曹操：“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按，建安九年所谓“复古”，即恢复古代之制，但按照何种标准或依据哪部文献，却无明载。提议者认为，若恢复古代九州，必将减少现有州数，则曹操所控制的冀州管辖范围必将扩大，这有利于曹操扩大威望，令天下信服。

对于此“复古置九州”提议，曹操“将从之”。其中原因显然是曹操内心认同古代九州之制，或者说九州古制符合曹操在汉末乱局中重整中央威权的政治需要。作为曹操的重要谋士，荀彧却认为复古九州在当时并非良策，故劝阻曹操曰：

荀彧所谓“古制”，即上文有人向曹操提议的“复古置九州”之制。荀彧所论有三：其一，当前恢复九州古制弊大于利。若恢复古代九州之制，冀州所辖范围固然扩大许多，但势必要从群雄控制下的司隶校尉、幽州、并州等地夺取众多州郡，而这必将激起关右诸将、袁谭、刘表等人联合起来共同抵制，造成巨大政治隐患，得不偿失。其二，他向曹操提出三条建议：先平定河北，后修复旧京，再责成各地缴纳贡赋。综观三者，环环相扣：平定河北，意味着继续扫除袁氏残余割据势力，并对其他各地割据势力起到震慑作用；修复旧京，意味着协助汉献帝还都洛阳，恢复东汉王朝秩序，重树东汉天子威信；斥责各地不向朝廷贡赋者，以获取天下人心。其三，待“天下大定”之后，再商议复古九州之制。无论“天下大定”，还是“海内大定”，都意味着汉末群雄割据势力被剿灭，东汉王朝统一秩序得以恢复，东汉天子不再为军阀所挟持而恢复为名副其实的皇帝，此时若议九州古制，有利于天下的长治久安。

由此可见，荀彧并非一味反对曹操复古九州之制，只是认为建安九年曹操始任冀州牧即扩大冀州所辖范围，徒树强敌，不利于曹操以天子名义讨伐四方，不利于东汉王朝秩序的恢复。待“天下大定”后，东汉天子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曹操等人只能是汉之臣子，不可能再挟天子以令诸侯，此时再行古代九州之制，只能由汉天子主导，体现汉天子的政治意愿，而不能任由权臣排布。因此，荀彧规劝曹操在“天下大定”后再行九州古制，可谓思虑深远：一方面，鼓励曹操辅汉、忠汉，始终做汉之臣子，另一方面，阻止曹操进一步扩大自身势力，拖延曹操借恢复古代九州之制进一步损害汉天子权威。恢复古代九州之制，只能由汉天子定夺，而不能由大臣主导，这或许就是荀彧建议待“天下大定”后再议九州古制的内心想法。

经荀彧劝阻，“太祖遂寝九州议”。所谓“寝”，即停止、搁置、扣压之意。既然是暂时搁置，则将来一旦有机会还会付诸实施。既然荀彧谓“天下大定”后可行古制，未来曹操若付诸实施时，则意味着“天下大定”的初步实现。

建安十八年，曹操主导下的汉献帝下诏恢复古代九州之制。《三国志·武帝纪》《后汉书·孝献帝纪》《晋书·地理志》《后汉书志·百官》对此均有记载，各文献详略不一，恰可相互补充。为便于论述，兹为之编号：

1.《三国志》卷1《武帝纪》：

2.《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

3.《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注引《献帝春秋》曰：

对此，李贤等注曰：

4.《晋书》卷14《地理志上》：

5.《后汉书志》卷28《百官五》注引《献帝起居注》曰：

综上五条史料可知：史料1明载省并天下十四州为九州。建安十八年以前，天下有州十四，分别为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和雍州。史料2明载恢复《禹贡》九州。史料3略说裁撤州郡情况，司隶校尉和幽州、并州、凉州、交州均在被裁之列，其属郡分属其余九州。史料4在叙述凉州地理沿革时谈及汉献帝“依古典定九州”。所谓“古典”，其意有二：古代的典章、制度；古代典籍。由史料2和3可知，史料4所谓汉献帝“依古典定九州”，即依据《禹贡》所载的古代九州之制而重新划定汉末九州。建安十八年正月诏令改十四州为九州，乃遵循《禹贡》九州这一“古典”模式。史料5详载建安十八年州郡变动情况。省州并郡并列举郡名者有冀、雍、荆、益、豫、徐、青七州，兖、扬二州应该没有增损。从汉末群雄对各州的实际占据情况来看，建安十八年复古置九州，乃曹操、孙权、刘备三大政治军事集团所控制之九州。

综合上述五条史料，建安十八年由曹操主导并以汉献帝名义颁布的恢复《禹贡》九州之诏，包含着“现实应对”与“历史传承”两个层面的政治考量。就现实应对而言，在汉末“州”已成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州牧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情况下，通过恢复《禹贡》九州古制及伴随而来的州数压缩、属郡改隶，来实现曹操与其他政治集团的利益再分配，其中暗含着曹操与其他政治集团的政治较量。具体而言，约有三端：

其一，拓展冀州，扩大曹操直辖地盘。东汉冀州刺史部下辖魏郡、巨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间、清河、赵国和渤海九郡国。经过这次调整，冀州一举增加至三十二郡：幽州十一郡国、并州八郡改隶冀州，司隶校尉所辖河东和河内二郡并入冀州，青州平原郡改隶冀州。冀州清河郡在汉桓帝时改名甘陵郡。自曹操任冀州牧后，冀州辖境一直在拓展，如建安十七年，“割河内之荡阴、朝歌、林虑，东郡之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巨鹿之瘿陶、曲周、南和，广平之任城，赵之襄国、邯郸、易阳以益魏郡”。建安十八年实行古典九州之制，曹操控制的冀州所辖范围拓展最大，“冀州一州兼辖汉时之幽、并、冀三州，大河以北皆入其范围之内”。从建安九年曹操任冀州牧始，至其死一直担任冀州牧，即便后来封为魏公魏王，也一直兼任冀州牧。冀州是曹操的根据地，也是此后曹操封魏公、魏王的大本营。因此，扩充冀州所辖郡数和扩大冀州直辖范围，是曹操合法扩大自身权势的内在需求，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客观需求，符合曹操集团的政治利益。

复古九州之诏颁布不久，建安十八年五月，汉献帝遣使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将“冀州之河东、河内、魏郡、赵国、中山、常山、巨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作为魏公封地。恢复《禹贡》九州与曹操封魏公，时间上如此紧凑，让人联想曹操此举就是为了扩大自身权势和领地范围。因此有学者认为，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通过汉献帝的名义“并十四州，复为九州”，目的是通过恢复古代的大冀州，扩充自己直接控制的区域，并为建立魏国预作准备。不过这一说法，乃沿用旧说。元代史家胡三省认为：“此曹操自领冀州牧，欲广其所统以制天下耳。”明人唐寅曰：“曹操讽汉复九州，合《禹贡》矣，其志乃欲广冀州而益其地。凡奸人之欲济其邪谋者，类能引经术而称古谊。”清代史家赵翼认为，建安十八年，大概幽州、并州及关中诸郡国已被曹操削平，“曹操自为张本，欲尽以为将来王畿之地故也”；曹操复古九州，“正为禅代地也”。诸史家之论，无疑洞察深刻，曹操利用古典九州之制为自己谋取更大权势、扩大地盘的意图不可否认。

其二，裁撤交州，压缩孙权势力范围。交州本为孙权所控制，曾以步骘“行交州刺史”。建安十八年裁撤交州，将其属郡改隶荆州和益州，而荆州和益州对于刘备集团来说至关重要，“跨有荆益，联吴抗曹”是诸葛亮《隆中对》的核心思想，兼有荆州和益州是刘备争夺天下的战略支撑。赤壁之战后，刘备占有荆州四郡，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遣使迎接刘备入蜀，刘备趁机进军益州，三年后（214）占有益州。荆州对于孙权同样至关重要，兼有荆州和扬州也成为孙权争夺天下的战略支撑。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向孙权建议：“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鲁肃所论，史称《江东对》。六朝时期长江的上流“率指当时荆州境内的长江流域”，故占领荆州，就是鲁肃所言“竟长江所极”。鉴于荆州的重要战略地位，曹操、孙权和刘备竞相争夺，赤壁之战后荆州实由三家分割，均冠以荆州之名，分别占有部分郡县。随着时间的推移，孙刘两家对荆州的争夺日益激烈，矛盾已无法缓和。因此，建安十八年，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恢复《禹贡》九州之制，裁撤本为孙权控制的交州，乃公然削弱孙权势力之举。

其三，交州属郡改隶荆、益二州，制造孙刘联盟矛盾。将被裁交州所属郡改隶荆州和益州，还包含悄然制造孙刘矛盾、瓦解两家联盟的政治意图。东汉交州刺史部置有七郡，郁林与合浦两郡位居中间，恰好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与苍梧、南海两郡分开。建安十八年裁撤交州时，却将其苍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五郡割至荆州，郁林、合浦两郡割至益州。占有益州的刘备虽名义上得到郁林与合浦二郡，但因东西五郡不属于己，实际上无法真正控制。荆州虽名义上得到苍梧等五郡，但荆州本为曹操、孙权与刘备激烈争夺之地，三方事实上对荆州分割占领。苍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五郡位居南方，曹操鞭长莫及，根本无法取得，因此这五郡如何被刘备和孙权两家瓜分，就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曹操借恢复《禹贡》九州之机，将交州的中间两郡改隶益州，将交州东西两端的五郡改隶三方争夺的荆州，造成刘备不仅无法真正据有郁林和合浦二郡，而且因与孙权势力犬牙交错、摩擦增多，最终造成益州统治也不稳固。因此，曹操主导裁撤本属于孙权的交州，肢解交州下属郡，改隶荆州和益州，显然是有意为之，有着制造孙刘矛盾、瓦解孙刘联盟的战略考量。

当然，建安十八年曹操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下，政治权势极大，若需要扩大自己的直辖地域，只需一纸政令就可实现，不需要也不必迂回曲折地通过恢复古典九州之制来完成。因此，若仅从扩大曹操直辖地盘、压缩孙权势力范围、制造孙刘矛盾等现实应对的角度来看待建安十八年恢复《禹贡》九州之制，实际上并未完全洞察《禹贡》九州所蕴含的大一统思想和曹操内心的大一统理想。因此，欲全面理解建安十八年由曹操主导并以汉献帝名义颁布的恢复《禹贡》九州之诏，还必须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考察。

对于汉魏时期的疆域沿革，顾颉刚、史念海认为：其一，九州、十二州以及大九州之学说，“在昔先秦之世，仅为一部学者或政治家之玄想或空谈”，“自王莽假借其所谓之典谟以托古改制”，设置十二州制度，“昔日不著实际之学说乃得见诸实行”。其二，莽新政权短促，所改古制不久废弃，“然百余年后复古思想又一度兴盛，盖东汉献帝时曹操柄政，又倡复九州之制也。两汉末年，两度复古，相映成趣；而其复古之方法与目的又复相似，实奇迹也”。其三，王莽复古改制所据经典是《尧典》，曹操则依据《禹贡》。顾、史两位史家目光如炬，纵论两汉末年的两次复古改制，极具启发意义。

汉献帝建安年间，曹操为何效法王莽复古改制的做法而依据《禹贡》恢复古代九州？曹操复古改制，恢复《禹贡》九州之制，实则蕴含着曹操等人的大一统理想，体现了汉魏之际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传承。具体而言，亦有三端：

第一，宣示“天下大定”，宣扬曹操功业。建安九年曹操欲复古置九州，荀彧以待“天下大定”后再行古代九州之制相规劝，曹操遂搁置九州之议。时过数年，幽州、并州及关中郡国已被削平，曹操稳定控制北方广大地区，统治秩序渐趋稳定。南方的孙权和刘备结为联盟，割据江东、巴蜀以及长江中游，暂时无法平定。因此，曹操认为当时天下大致稳定，近乎荀彧所谓“天下大定”，可以实行九州之制。换言之，建安十八年业已具备恢复古代九州之制的条件，意味着汉末实现“天下大定”，此乃宣扬曹操之功业。

第二，暗示曹操为汉末周文王，拥有正统性与合法性。首先，曹操控制九州中的六州，三分天下有其二，其象征意义不容小觑。建安十八年改制后的九州为冀州、豫州、兖州、徐州、雍州、荆州、扬州和益州。按照实际控制而言，扬州由孙权控制，益州渐由刘备控制，荆州由曹、孙、刘三家分割控制，其余六州则由曹操控制。若加上部分占有的荆州，九州之中竟有七州为曹操掌控，真正做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它向天下郑重宣告：如同殷商末年的周文王那样，即便民众归心，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仍归顺殷商，曹操就是汉末的周文王。早在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己亥令就曾引用《论语》“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之语，更能说明其内心真实想法。对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而言，若能做到三分天下有其二仍尊奉东汉天子，必将极大增强其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影响力。曹操终其一生践行桓文之举，辅佐东汉天子收拾乱局，但为其子曹丕代汉建魏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曹操始终控制着地位崇高而神圣的冀州，且将霸府所在地安置在冀州之邺城。《禹贡》将冀州安排在首州，此乃唐尧、虞舜和夏禹的都城所在地。因此，据有冀州并欲在邺城称魏公、魏王的曹操，借助恢复《禹贡》九州之制，宣扬所据冀州及邺城是中国古代圣王的旧都所在，曹操乃上承尧舜禹等古代圣王，下拯天下苍生、挽救东汉王朝的英雄人物，曹操集团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不言自明。相应地，据有巴蜀的刘备，占有江东的孙权，均为非法割据者，必将遭受东汉朝廷的讨伐。

第三，传承大一统思想，誓言天下不可分裂。上文已论，《禹贡》九州宣扬大一统思想，“九州”与“禹迹”有关，九州乃圣王大禹所定；九州无论山川阻隔，无论分属敌我，本质上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曹操控制的汉献帝于建安十八年以《禹贡》九州为标准，厘定天下各州，整合天下秩序，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即借助《禹贡》九州来宣扬大一统思想，宣誓天下不可分裂。东汉王朝虽遭董卓之乱、群雄并起、军阀混战，刘备、孙权等割据一方，但统一王朝不可分裂，汉献帝仍为天下共主。由此，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才能发挥最大效能，名正言顺地号令天下。

建安十八年诏令颁布后，全国调整州郡统属关系，但州数始终维持在九个。建安十九年至二十四年，全国实际共有九州，分别是冀州、豫州、兖州、徐州、荆州、扬州、益州、雍州和交州。按照诏令，交州被裁撤，其属郡改隶荆州和益州，青州则予以保留。但事实上，交州一直存在，孙权任命的步骘始终为交州刺史，而其后青州则不见记载。据此可知，孙权对于建安十八年裁撤交州改隶荆州、压缩自己势力范围的诏令，是十分抵制的，因此拒不执行，远在北方的曹操囿于自身实力，也只能听之任之，交州始终处于孙权控制之下。曹丕废汉建立曹魏后，九州古制遭破坏，天下又分为十四州。

建安十八年依据《禹贡》九州之制，整合天下十四州为九州，古代典籍所载九州之说，正式由理念层次进入实践环节，从此“九州”有了特殊含义。“九州”遂成为天下的代名词，晋司马彪著《九州春秋》记汉末之事，荀绰《九州记》均为此意。九州成为正统王朝必须统一的天下范围，九州之外可视为边疆之区和化外之地。如赤壁之战后曹操败北，鲁肃当众规劝孙权“总括九州，克成帝业”。鲁肃所谓“九州”，即东汉末年之天下范围，当时尚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在鲁肃看来，孙权拥有九州，成就帝业，才意味着实现天下之一统。不恢复九州，不可谓天下一统，将九州纳入版图是天下一统的重要标志，这成为东汉末年多个政治集团的共识。

先秦两汉时期关于九州的文献记载很多，这些记载不断丰富当时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和地理思想，不断强化中原王国（王朝）对“九州”的感知和对“天下”的认同。《禹贡》即为其最早、最具影响者，成为后世可供遵循的“古典”模式。《禹贡》九州寄托着当时中国人追求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并对汉魏之际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传承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汉献帝建安九年至建安十八年，时近十年，曹操恢复古典九州的理想从未放弃。建安九年，曹操欲采纳“复古置九州”之议，在遭到各地割据势力的抵制和忠汉士大夫的劝阻后，意识到恢复古九州的时机尚不成熟，遂搁置九州之议。建安十八年，曹操以东汉天子的名义下诏“复《禹贡》九州”，调整天下州郡，重新划分天下为九州。诏书颁布之后所进行的天下州郡调整，一方面暗含着扩大曹操直辖地盘、压缩孙权势力范围、制造孙刘政治矛盾的现实政治考量，另一方面宣示天下大定，宣誓天下不可分裂，传承着《禹贡》九州所蕴含的大一统思想。

复古《禹贡》九州之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曹操传承大一统思想的政治载体。对《禹贡》九州古制的认同与复置，客观上有利于大一统思想在汉魏之际的传承与维系，有利于曹操以东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恢复王朝统一秩序，最终有利于日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和天下的一统。

编辑：拾 壹

校审：消 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