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说 | 郑永年：政党与现代化

7月29-30日，百川论坛——“政党与现代化：中国与世界2023研讨会”在深圳举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致开幕辞，并对“政党与现代化”这一主题提出三点看法。郑教授指出，政党在中国并不是其中一种社会制度，而是超越所有社会制度的顶层结构。就功能或者责任来说，政党不仅仅是治理，而且更是发展。以下为郑教授致辞全文。

郑永年教授致开幕辞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政党和现代化”。这里我想就这个主题谈三点看法。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学术界的新近发展。自去年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以来，现代化研究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几乎每周都能看到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会议或者论坛。上个周六，我刚刚在上海参加了由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主办的题为“比较视野下的国家现代化”的论坛。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讨论现代化，有助于深化学术界对现代化的研究。这次百川论坛则是讨论政党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从政党的角度来讨论现代化，在今天不仅具有政策层面的意义，更具有学术层面的意义。

政党研究在西方学术界有一个变化过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党研究是比较政治学领域的一个显学，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但从1980年代以后，学术界转向了“市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政党研究的作品并不多见。在政治实践领域，政党政治也一直处于衰落状态，政党危机不断，并且往往在一些国家导致治理危机。今天，在一些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党争已经变得不可控制。

在中国国内，研究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显学。但在海外，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始终深受西方总体学术氛围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过时的”组织，甚至会很快消失。这种认知使得海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一直不如对中国的社会组织的研究那样深入。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今天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一直处于衰退状态。

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

（图源：Brookings）

就研究队伍来说，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学者也并不多见。今天从丹麦过来的柏思德教授（Kjeld Eric Brødsgaard）是其中一位对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地研究的学者。我在海外工作的时候，2004年，我们合编过一本英文论文集，叫Bringing the Party Back In（《找回政党》）。之后，我们也共同组织过数次聚焦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很多本论文集。在海外，我们是深信“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tters”的少数派。直到今天，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政党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政党本身是现代化的产物，同时也深受现代化的影响。西方近代早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绝对专制主义（absolutism）。应当强调的是，西方基本国家制度大多就是在这段时期确立起来的。之后，随着商业的兴起，出现政党政治。工业化和建立在工业化之上的经济增长大大推动着政党政治的发展。政党政治与西方的民主化一直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进程。如果说西方政党政治起初是建立在政治派系（political factions）之上的，那么可以说，政治派系是民主政治的开端。“派系”是人类永恒的现象。近代之前，宗教领域也存在着“派系”。但为什么近代之前的派系并没有产生政党呢？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党政治是伴随着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基于商业化、工业化之上的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的多元化，利益的多元化导致政党的出现。不管怎么说，随着政党政治的成熟，政党变成西方政治参与的主要平台。所以，一般认为，政党是政治生活的主要组织者。

如果把政党置于现代化进程之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政党这一组织的重要性。自“现代化”（过去我们称之为“近代化”）这个概念产生以来，人们一直把它作为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观来对待。但实际上，在实践层面，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建设的力量，也可以是一个毁灭性的力量。现代化既是表现为一种思想，也表现为一种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物质力量。

历史上，现代化首先表现为一种思想，一种离经叛道的思想，主要表现为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期的思想。文艺复兴摧毁了西方以往基于宗教神学之上的思想体系，开启了现代基于理性之上的思想体系，而启蒙运动则把理性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基于非理性之上的权力（包括绝对专制主义）被宣判为没有合理合法性，从今以后，理性要主宰一切。而基于工业化之上的物质力量更是破坏和扫荡了传统社会秩序的根基。传统社会被破坏和摧毁了，那么就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因此，近代以来，政党便成了确立这个新秩序的主体政治力量。但自从西方从传统精英民主演变成大众民主以来，尤其是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以来，政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政党是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它从属于国家制度，并没有能力居于任何国家制度之上。或者说，尽管西方的政党也重要，但从法理上说，也只是其中一种社会组织，并不能凌驾于其它社会组织之上。一旦失去了竞争力，政党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因此，不难理解，今天大多西方的政党和社会上的其他组织处于一种“适者生存”的竞争状态。

斯里兰卡虽然接受了西方的社会政治秩序，

却出现了重大的危机

（图源：南华早报）

研究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更有意义。在196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写过一本题为《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书，所讨论的其中一个大问题便是政党与政治秩序。亨廷顿认为，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的主要问题并非当时西方学者所说的确立自由民主秩序问题，而是如何确立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问题。或者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问题是有没有秩序，而不是有什么样的秩序。近代以来，在非西方世界，现代化摧毁了旧的政治秩序，而新的秩序秩序建立不起来，造成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二战之后，随着去殖民地化，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这并意味着他们确立了稳定的政治秩序。很多国家获得独立之后长期生活在殖民地制度遗产之中。从文本上看，他们接受西方式的宪政、法治、多党政治、自由结社、自由媒体等等，从文本上看，西方有什么，他们就有什么。但经验地看，这些制度从未从文本变成实践。换句话说，很多发展中国家从来没有确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在很多国家，这种局面直到今天依然存在，有些国家甚至成为失败国家。

我想说的第三点就是，就世界范围的政党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说，中国的经验非常难得和宝贵。但这份宝贵经验一直没有被总结出来，因为很多人从来没有脱离意识形态来做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今天，美国总统拜登把中美之间的关系界定为“美国民主”与“中国专制”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尽管这个定义是拜登作为政治人物给出的，但不可否认，在学术界并不缺少同样站在意识形态立场来看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学者。

在中国，“政党”的概念同样来自西方。尽管概念是进口的，但“政党”的本质则由文化决定，也就是说，其本质是内生的。中国传统国家尽管存在了数千年，但在近代高度组织化的西方国家力量面前显得弱小不堪。中国因此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在当时的中国精英们看来，西方强大的是军事，因为西方打败中国凭借的是其船坚炮利。因此，洋务运动的目标就是发展军事力量。但洋务运动并没有促成中国的强大。此后，各方精英寻找不同的方式来拯救国家，有诉诸于商业的，有诉诸于工业的，有诉诸于教育的。但这些都被证明不足以挽救中国，因此人们转向了政治制度。早期的政治人物，尤其是孙中山先生也试图搬用西方的方式来重构国家的政治制度，包括总统制、内阁制和多党制，但都一一失败了。孙中山先生借鉴当时苏联的经验，最后找到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中国道路。这条道路从孙中山开始到国民党再到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都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所不同的只是策略和依靠对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多半是因为文化的因素。中国自秦汉国家形成之后，国家一直超越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之上，一直是作为一个顶层结构而存在的。近代西方的“主权”概念和当时苏联的“列宁主义国家”概念促成了这个结构的重生和转型。也就是说，经过这种转型，在结构上说，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但这个秩序的本质则依然具有文化性。

自辛亥革命确立的中国式治国道路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所不同的只是策略和依靠对象

（图源：新华网）

和西方不同，政党在中国并不是其中一种社会制度，而是超越所有社会制度的顶层结构。就功能或者责任来说，政党不仅仅是治理，而且更是发展。在学术界，人们把中国国家称之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但其核心则是存在一个“发展型政党（developmental party）”。

在现代社会，任何政党都要追求其执政基础。正如西方政党，中国共产党也一直在探索执政基础。在很多年里，西方学者一直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提出了诸多理论，例如“业绩理论”“调适理论”和“文化传承与转型理论”等等。

经验地看，中国共产党的确如人们所说的在不断夯实其执政基础。近年来所提出的“全过程民主”概念就是其中一种实践。但中国共产党并非只是像西方政党那样“适者生存”，而是在巩固自己执政的基础之上，引导和领导其它所有领域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不是“适应党”，而是领导党。

事实上也是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同时实现了“三个可持续”，即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的制度领导。英美国家尽管也实现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但随着民粹主义的崛起，社会秩序出现了很大问题，治理危机不断。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同时实现这三个可持续？这是我们这次会议所要寻找的答案。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从比较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不仅具有政策意义，更具有学术意义。

那么，就比较现代化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意味着什么呢？我想，有几点非常重要。第一，当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也表明我们意识到存在着“欧洲式现代化”“美国式现代化”“日本式现代化”。我们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不仅对现代化的含义的理解不同，内容不同，追求方式也不同。第二，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要强调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符合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时候，才会成功，否则就会导致失败。经验地看，那些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往往是成功的，而那些照抄照搬其它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现代化往往是失败的现代化。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第三，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表明我们不会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向外推行自己模式的现代化，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强加到其它国家之上。第四，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提倡“文明对话”，文明互鉴互学，共同推进世界的现代化。对话和互鉴便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

GBA Review 新传媒

配图 | 张宇轩

编辑 | 袁浩延

审核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