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著名的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有一次在内部一个讲座上评价杜甫名作《石壕吏》，说这首诗是在表现古代老百姓的“爱国主义精神”。
康震的理由大致概有三：
一曰，诗中的征兵行动，是由“咱们的军队发起的”；
二曰，“石壕吏”是“国家公务员”，是郭子仪“委派地方武装部的干部”来完成紧急征兵任务的；
三曰，诗中的老妪最后“没有一头撞死”，而是主动跟石壕吏走了。
于是得出一个结论：国家征兵没有错，石壕吏没有错，老妪也没有错。石壕吏“顶多是态度不好”，但是“他的态度再好老百姓也没法接受”，这就等于说石壕吏的态度其实也没啥大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老妪最后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因为她主动提出跟石壕吏到军队去做饭。因为她知道，石壕吏是为了国家来征兵的。
征兵又是为打跑安禄山，打跑安禄山又是为了恢复原来的生活秩序。可见此老妪的身上，具有一种“爱国主义精神”。
一、康震解读《石壕吏》为何引发争议？
想也不用想，我们就知道康震就是在“胡说八道”。第一，古代普通老百姓的头脑里面，大多没有“爱国主义精神”这回事。
第二，杜甫只是用他的诗歌忠实地记录下了一出人间悲剧，诗中的“怒”、“苦”等用语已经很明显流露出对老妪一家人的同情，说这是在“歌颂爱国主义精神”完全是“指鹿为马”。
那么，为什么堂堂一个高校的博士生导师，一个专业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
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康震在解读、批评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一直在使用当代人的政治思想与阶级立场。
杜甫的诗歌一直被人们称为“诗史”，按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念，康震等人对待杜甫创作《石壕吏》时的“政治立场”，自然不敢大意。
了解这首诗创作背景的人都知道，石壕吏的确是郭子仪派去征兵的“国家公务员”，而郭子仪正是“中兴大唐”的名将。
没有郭子仪，大唐可能就要提前完蛋了。但是杜甫写《石壕吏》这首诗，的确也是在批评小吏“夜捉人”的恶行。
可是你能因此告诉我们的学生们，“诗圣”杜甫写这首诗的目的是在“和国家唱反调”吗？显然是不能的。
但是讲杜甫，又不能绕开他这首代表作。于是康震等人只能另辟蹊径，告诉学生们，杜甫是在歌颂老妪的“爱国主义精神”！
有网友看了“严重不服”，于是发问：这家的老翁为什么“逾墙走”了，让自己的老伴去充军，难道他就不爱国吗？
还有人找来了大唐的政治制度，长篇大论地从老妪家吃奶的孙儿推导出他大儿子、二儿子和三儿子的年龄。
得出的结论是：老妪的长子不会超过三十岁。古代人结婚结得早，唐代男性一般十三、四岁就结婚了。那么算起来，这家的老翁也就五十岁。
五十岁并不算太老，按唐朝的“府兵制”，此老翁当时还没有除脱“兵籍”。可是这个老翁“不爱国”，他也不管老太婆和儿媳、小孙子，自己连夜“逾墙走”了。
还有这家的儿媳妇，你抱着娃儿在家里哭什么呢？征兵法又不捉奶娃，又不捉小媳妇，可见她也是一个不爱国的家伙。
既然要歌颂“爱国”，杜甫为什么又要花这么大力气，写这家人一大堆“不爱国”的表现呢？事实上杜甫写这首诗的目的，的确就是在批判某些东西。
杜甫批判的对象，除了“石壕吏”违规征兵的行为（大唐兵制并没有“以老妇人充军”的征兵条例）。除此之外，他批评的对象，当然还应该有安禄山与唐朝之间“残酷的战争”。
我们不能以现代某些人僵化的思想去理解古人的思维，不能“二极管”地把一切“批判、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全部都打到“敌对”面。
二、杜甫写《石壕吏》的真实用意是什么？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没有之一。但是与此同时，他也是最正统的一位“儒家诗人”。
给学生讲解《石壕吏》时，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回避诗人“批判现实”的正当创作动机。因为支持国家征兵，和反对石壕吏恶劣的行径并不相矛盾。
杜甫之所以没有用更加直白、严厉的措辞批评石壕吏，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征兵的情况的确十分复杂。杜甫对大唐征兵的态度，其实在“三吏三别”中的《新安吏》中已表达得十分明确。
当时朝廷征兵征不到，于是下令要拉走农家的“中男（十八岁）”时。他主动出面安慰被征兵者的家属，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郭子仪对待士兵如同自己的兄弟一样。
所以杜甫创作“三吏三别”并不是为了反对征兵，他其实只是在尽一个爱国诗人“讽谏”的责任罢了。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有一个出自《论语》的，非常有名的“兴观群怨”说，康震教授肯定是知道这个理论。
假如康震教授能把这一套理论给学生讲明白，那么学生自然就会理解，杜甫写《石壕吏》的动机，绝对不是在和国家政策唱反调。
这个理论出自《论语·阳货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按照以上的这种说法，诗应当有四大功能：
第一，诗歌具有文学审美的功能。阅读诗歌，可以激发读者的联想，帮助读者更深刻地去认识这个世界。
第二，诗歌的认知功能。阅读诗歌，可以增广我们的见闻，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世界的本质。
第三，诗歌沟通功能。当许多人共同读一首，或者几首诗时，诗中的思想，能够统一人们的见解和看法。
第四，诗歌还有讽谏君王的功能。人们可以通过写诗委婉地向君主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统治者纠正错误。
儒家文人都是有政治理想的人，杜甫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他写《石壕吏》，就是在发挥诗歌“兴观群怨”四大功能中“怨”的功能。
因此杜甫在这首诗中并没有直接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只是真实地把这个场景呈出现来，给朝廷看。请注意，我在这里说的是，杜甫写这首诗的目的是给朝廷看。
因为在古代中国，底层人基本上都是文盲。所以这些诗不可能是写给最下层的被征兵对象看的，他就是写给统治者看的。
杜甫的真实用意就是在提醒统治者：请注意哟，征兵固然是必然的，但是现在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自《论语》问世二千多年来，除了“文字狱”盛行的清朝，中国历朝历代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还是允许文人通过诗歌和奏章来行使“讽谏”权的。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诗圣”写了一首讽喻、批判现实的诗歌，就大为紧张，更不至于要为了“政治正确”，刻意去歪曲《石壕吏》这首诗的创作本意了。
结语
康震“歪解”了《石壕吏》，结果人们在批他的时候，把郭沫若也拉出来一块儿批了。为什么呢？这大约是因为郭沫若曾经表示自己不喜欢杜甫的诗歌。
但是郭沫若对于杜甫这首《石壕吏》的评价，却是和康震是“相反”的。在康震看来，杜甫批判了“石壕吏”，就等于批判了“国家公务员”。
批判了国家公务员，就等于是在反对唐朝的征兵政策。然而这场征兵活动，又是“由国家发起的正义行动”，由于我们不能说“诗圣”是“反动”的，于是我们只能“歪解”这首诗。
但是在郭沫若看来，杜甫是批评了石壕吏，可是批得还不够彻底。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他有意要包庇地主阶级的恶！
仔细看一下康震、郭沫若二人的论断，基本可以确定，他们都认为杜甫是在通过这首诗批判这场征兵行动。
不同的是，一个人认为杜甫的“政治觉悟”太低，敌我不分；而另一个人则认为杜甫“革命不彻底”，就是在“和稀泥”。
其实人家杜甫什么都还没有说，就已经被郭沫若和康震“打成了右派”，连着批斗了好几个来回。
对于这件事，我最后想说的只有一句：评价古代文学作品，最好还是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请暂时放下狭隘的“阶级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