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尔卡季·奥斯特罗夫斯基
[Нет, этоневозможно! Нельзя так жить!.. Нельзя так жить!..]
你现在听到的是俄罗斯最伟大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声音。20世纪初，他用一台留声机录制了一系列录音。这台设备是其发明者托马斯·爱迪生赠送的礼物。
[А в Думепродолжаются разговоры о Финляндии…]
一幅奇怪的画面：这位年近80岁的文学巨匠留着长长的胡须，目光炯炯，在自己位于俄罗斯乡村的家族庄园里，试验着一台来自新大陆的闪闪发光的小机器。但托尔斯泰并不抵触新技术。他用一种非常摩登的方式使用留声机——捕捉对深刻影响自己的事件的即时反应。如果你乐意的话，可以称之为语音备忘录。
[Каждый день столькосмертных приговоров, столько казней.Нынче 5, завтра 7…]
每天都有那么多的死刑判决，那么多的处决，他说。
那是1908年5月，托尔斯泰刚在报纸上读到12名农民在赫尔松市被处以绞刑的报道，当时那里属于俄罗斯帝国。在过去的150年里，俄罗斯很少执行死刑，但如今几乎每天都有处决的报道，因为国家正试图平息1905年第一次革命后爆发的内乱。
[Нельзя так жить!..Нельзя так жить!.. Нельзя и нельзя.]
Нельзя так жить, нельзя так жить! 不能这样生活，不能这样生活！托尔斯泰说。
你可以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他的情感。据说之后不久，他便开始抽泣，无法继续录下去。
几周后，托尔斯泰在一篇名为《我不能沉默》的文章中写下了他对处决的看法。和他的小说一样，小细节让人难以忘怀。他描述了赫尔松的刽子手如何将绞索浸泡在肥皂水中，以便更有效地收紧绳索，以及医生如何检查尸体，以检查事情是否已妥善处理。
托尔斯泰在文章的最后说，如果有人被杀害是为了维持他的舒适生活、他的宽敞房间和他的午餐，那么他希望脱离这个制度，而不是成为它的同谋。“把我关进监牢……或者最好是也给我……踢开凳子，让我全身的重量勒紧套在我这衰老喉管上的抹了肥皂的套索。”他写道。[张孟恢译文]
“我不能，也不会再这样生活了。”
安德烈·佐林
安德烈：这是他最后的宣言之一，不仅关于死刑，也关于国家作为一种制度的合法性，关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和暴力。
安德烈·佐林是牛津大学俄语教授，也是世界上研究托尔斯泰的权威之一。
安德烈：托尔斯泰的主要论点是他的生活就是暴力，是什么让暴力成为可能，为什么人们会互相残杀。他在很年轻时为了亲眼目睹战争而前去参战，经过几十年的思考，他最终得出结论：暴力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所谓的责任分配。
这指的是统治者将自己从杀人的肉体行为中抽离出来，而刽子手则声称只是奉命行事。
安德烈：统治者、沙皇、总统或随便什么我们上面的人，他们不考虑将被杀害、已被杀害的真实的人。他们考虑的是抽象的东西，是我作为领导者的责任。
若是在另一个作家笔下，在另一个国家，诸如《我不能沉默》这样的文章最终会化为历史。但托尔斯泰笔下，在俄罗斯，情况并非如此。
一年前战争爆发时，他的作品被记者、艺术家和反对派人士在媒体上引用，并在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当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基辅、敖德萨和赫尔松，有人开了个黑色幽默玩笑——他最著名的小说要被改名为《特别军事行动与和平》。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警察也开始逮捕那些在标语牌上援引其作品，乃至只是手持其著作站在街头的人。
对于一个正在经历不道德灾难的民族来说，这位老人提供了一个确定无疑的参照点。
安德烈：他显然是道出这种感觉的最强音——战争不该有任何辩护的借口，无论民族主义战争或帝国主义战争，什么样口号的战争都不能被容忍。
不仅如此, 他还给出了一些极为简单的建议。
他不相信政治抗议。他只相信个人卑微的道德努力，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参与——不要穿上军装，不要宣誓，不要参与暴力和自相残杀。无论发生什么，只说不，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逃跑。
我是《经济学人》的阿尔卡季·奥斯特罗夫斯基。这里是《来年重逢莫斯科》，第五集，穿越森林。
格里戈里·斯韦尔德林
格里戈里：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我没想到自己会如此愤怒。
格里戈里·斯韦尔德林高大精瘦，头发很短，目光坚定。他来自圣彼得堡，去年流亡到格鲁吉亚。
格里戈里：我用俄语思考，我在俄罗斯文化中长大，我的国家发动了这场可怕的战争，我的国家每天都在杀害无辜的人，我觉得这种耻辱将伴随我们的余生。
自从搬到第比利斯后，格里戈里选择将自己对那个人的战争的感受转化为一些不同寻常且勇敢的事业。他的故事不仅揭示了俄罗斯如何走上如今的轨道，也为它如何改变方向提供了可能。
一切始于21世纪初。格里戈里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在俄罗斯经济的蓬勃发展进程中站对了方向。他收入丰厚，住在圣彼得堡老城的一座大公寓里，但生活里仍缺少些什么。2003年，他开始在一家名为Ночлежка，亦即“收容所”的慈善机构做志愿者。
格里戈里：每周我都会坐一次夜巴士，这真的很重要，因为我记得到达第一站时的那种感觉。
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一些志愿者会开一辆面包车，从圣彼得堡的餐馆和咖啡馆收集多余的食物，然后在城市的各个站点将其分发给无家可归者。
格里戈里：晚上有150人，有时200人。我们为他们提供食物，也和他们聊天，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人，我觉得对人来说，这和食物一样重要。
如果说夜巴士改善了无家可归者的生活，那么它也对格里戈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格里戈里：我记得有时候自己很累，为什么我不去见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回家看书，但我必须去，我已经被列入了今晚的志愿者名单。然后，在这四个小时后，不知怎的，我回来时比我上夜巴士时还要高兴。这种魔力是怎么产生的，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在这个组织工作了很多很多年后，这种魔力仍然存在。
这种魔力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很罕见。经过近七十年的苏维埃实验，俄罗斯人热情拥抱了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相比起来连西方国家几乎都显得像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变得原子化，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战。
格里戈里在街上就能看到这种现象。他经常与孤儿、老人和诈骗受害者打交道。据“收容所”估计，到2014年，圣彼得堡有6万人露宿街头，俄罗斯全国的无家可归者多达150万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一。有些人在冬天会因体温过低死去，他们被雪盖没，春天解冻后尸体才露出来，被称为“雪花莲”[snowdrop，俄подснежник，字面义为“雪下者”]。
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这些人是完全不可见的。无家可归在苏联是非法的，因为它不想让贫苦者出现在视线里。污名留存了下来。但到了2010年代，旧观念开始转变，苏联解体时还是孩子的那一代人已二三十岁，这些年轻俄罗斯人想要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他们不像父辈那样犬儒，而是更关注自己家门以外的世界。
格里戈里：我们试图提高自己舒适公寓外的温度。
2010年，格里戈里辞去自己的办公室工作，开始担任这家慈善机构的负责人。机构开始扩张，他们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开设了新的分支，帮助的人数也增加了一倍多。
格里戈里：年复一年，我觉得我们慢慢成功提高了这一温度，因为人们开始相互信任。人们开始向慈善机构捐款。慈善理念开始流行。
随着多数其他形式的公共活动被禁止，慈善和志愿服务正成为一种运动的形式。一项调查显示，近40%的俄罗斯青年参与过志愿服务。约50%的人向慈善机构捐过款。重要的是，“收容所”的所有资金都来自私人捐赠，而非国家。
格里戈里：这是来自全俄罗斯民众的捐款，数额不大，比如10美元、20美元。我们每年募集超过200万美元的善款，对俄罗斯的慈善机构而言这是笔不小的数目。而且我们帮助的是无家可归者这样不受欢迎的对象，而非比如帮助困苦儿童。我们成了俄罗斯最大、最著名的慈善组织之一。
教育项目也在蓬勃发展。关于“伦理的回归”和“公共谎言”等主题的公开讲座座无虚席。托尔斯泰成了潮流。
格里戈里：你可以看到，尤其在大城市，人们开始不再只为自己而活，而是关注周遭，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俄罗斯社会正在迅速现代化，走出寒冷，形成一个国族。公众对国家的态度也在迅速改变。年轻的公民将国家视为一种服务，而非一种崇拜，并拒绝将恐惧当作他们与国家关系的基础。相比祖国的利益，他们更青睐人权和言论自由，对国家的依赖程度也低于老一代人。
对一个民主政府来说，这会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但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却敲响了警钟。在克格勃的规则手册中，人民应该被控制，而不该被信任。任何草根运动，任何独立于国家以外的凝结形式，都被视为对其统治的威胁。而威胁必须被消除。
当诸如格里戈里的慈善机构这样的组织变得愈发庞大、显眼，国家就开始留神。第一步就是试图把他们关进羊圈里。
格里戈里：我记得我应邀去找……как сказать,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губернатора?
阿尔卡季：副市长。
格里戈里：圣彼得堡的副市长，一位相当伶俐的女士。我们是大学校友，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一个多小时。
那是2017年。格里高利正在运行“收容所”。他来讨论圣彼得堡街头流浪者死亡人数上升问题。
官员奥丽嘉·卡赞斯卡娅认真听着，她看起来很有同理心。
格里戈里：但到最后我才明白，邀请我来的唯一原因是，我的组织在公开谈论有多少人死于街头。我们让人知道了这个问题、这些统计数字，这就是请我来的原因，因为在会谈的最后关头，她告知我们该小点声，否则她会开坦克碾过我。
阿尔卡季：用俄语怎么说来着？
格里戈里：Ведитесебя потише, или я вас на танке перееду.
阿尔卡季：“小声一点，不然我开坦克压死您。”
格里戈里：是的，没错。
随着那个人的regime变得愈发严酷，独立人道主义工作的空间也在不断缩小。
格里戈里：至少在过去10年中我们感受到了这一点。只要在俄罗斯做记者，在俄罗斯做慈善，你也能感受到这一点。这是很大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在逐年增加。
圣彼得堡的那次会晤过去五年后，在去年2月24日，真正的坦克开进了乌克兰。格里戈里感觉自己崩溃了。
格里戈里：这些混蛋发动了这场战争，温度下降了可能有300度，比以往任何时候，至少比过去七十年都低。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对战争保持沉默，而机构也会因为有一个公开反战的负责人而受到威胁。所以他装满了自己的车，告别自己的家园，前往爱沙尼亚边境。
他并不急于去任何地方。在驾车穿越东欧后，他在维也纳停留，拜访了一个朋友——一位中学老师。这位老师邀请他去她的学校做课堂演讲。孩子们问他，那个人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他回顾了过去的十年，给了他们一个答案。
格里戈里：之所以这场战争开始，是因为那个人和他的班子明白时间对自己不利，因为新一代人对电视宣传不感兴趣。所谓俄罗斯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所谓美国想要征服我们，这种说法对人们，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而言真的只会引起尴尬。所以说，这就是最后一季，结束了。这是那个人童年时代的童话故事。对二、三、四十岁的人而言非常乏味。我觉得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需要做些什么，于是他做了。
德米特里·利金
去年的一个早晨，德米特里·利金在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赶飞机回莫斯科。
德米特里：就像通常要误机时那样，你匆忙赶路，什么都没看到。
利金是俄罗斯国营媒体界的知名人士。他曾在“一频道”担任设计主管长达二十四年，这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电视网络，在全国11个时区进行宣传。
德米特里：所以我给在莫斯科的妻子打了个电话，我说，还好，一切都顺利，午饭时我就能到家。然后是沉默。她说，怎么回事，你什么都不知道？
阿尔卡季：那是24号。
德米特里：是的。
阿尔卡季：24号早晨。我问，发生什么了？她说，战争。所以，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鉴于这家频道对那个人的战争的重要性，一个如此上层人士竟没有收到过就要出大事的任何暗示，这着实让人惊讶。
但这还不是利金跟我说的最让人惊讶的事。
阿尔卡季：回家后你开电视了吗？
德米特里：我家里没电视。
阿尔卡季：你家里没电视？
德米特里：Чукча – не читатель, чукча – писатель[笑]，是的，我从不看电视。
这个负责俄罗斯主要宣传频道全部视觉元素的人并没有电视。当他因工作需要而看节目时，他会采取一个非同寻常的步骤。
德米特里：在每个国家、每家酒店，我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打开等离子电视，但我从不开声音。因为我是设计主管，我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把广播和电视区分开来，我感兴趣的是图像。
利金不是你常在那个人身边看到的那种眼神冷酷的前克格勃特务，也不是西装革履的官员，相反，他说话温和、文雅，留着一头深色长发。他看起来像个建筑师，事实上他也确实是建筑师。除了在“一频道”的工作，他还负责莫斯科的公园和社区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重新设计和改建项目。但在与他交谈时，我却觉得我们中有一个人快要疯了。我们仿佛生活在平行现实之中，我的世界对他来说很陌生，他的世界对我来说也一样。
当时我提到了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她揭露了剧院人质事件背后令人担忧的指控。
德米特里：我不记得这个姓，我不记得……
阿尔卡季：她是个记者。
德米特里：她是个记者，但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阿尔卡季：她被杀害了，她报道车臣的事。
德米特里：也许吧，但是……
也提到了阿列克谢·纳瓦利内，最有影响的这一代反对派政治家。
阿尔卡季：Это одно, но есть Навальный, и это есть сила...
德米特里：Но эта шутка похуй. Послушайте, ну… но вообще это... такая, конечно, фигура юродивая, в общ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юродивая, то есть всерьез к этому, как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оле, силе, партии относиться нельзя было ни тогда, ни сейчас.
利金用俄语对我说：要我说，他是个政治юродивый——圣愚，不能把他当作严肃的政治力量。
也许最奇怪的是当我提到“纪念碑”时，这是一家始终在记录苏联和现代国家所犯罪行的组织。对我而言，这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而对与“纪念碑”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利金而言，他只是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德米特里：老实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知道这是个组织，人道主义组织，有成千上万这样的组织，但我不太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阿尔卡季：好吧，他们是一个处理斯大林主义罪行的组织。
德米特里：也许吧。
阿尔卡季：以及侵犯人权的行径。
德米特里：也许吧。但我们谈话的方式就仿佛我应该感到羞愧，仿佛我每一秒应该都知晓这些。
阿尔卡季：你并不知道。
也许吧。电视上没有的东西就不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则通过摄像机、特效和想象力创造出来。很少有人比林金的前老板康斯坦丁·恩斯特更清楚这一点。
恩斯特是一位痴迷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是“一频道”的负责人，也是俄罗斯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不仅制作大片，还制作了那个人时代一些最重要的大场面：总统奢华的就职典礼、索契冬奥会开幕式，最终，还有乌克兰的战争。
在利金和一个才华横溢的创意团队的协助下，恩斯特将国家电视台从苏联时代单调乏味的镇静剂变成了令人心潮澎湃的致幻剂。
德米特里：他还很兴奋呢，是的。
阿尔卡季：他觉得自己在拍什么，电影？
德米特里：是的，但算是天然取景。
我尤其想问利金一则新闻。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это площа Ленина, наш горисполком.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 это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площадь, куда можно…]
2014年夏天，俄罗斯第一次入侵乌克兰。“一频道”采访了一名乌克兰妇女，她讲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 куда можносогнать всех людей. На площади собрали женщин, вообще-то, потому что…]
她声称在乌克兰东部小城斯洛维扬斯克目睹了一名三岁男童被钉上十字架。
[… струсиках, в футболке, как Иисуса на доску объявления прибили. Один прибивал, двоедержали…]
这位妇女坐在记者对面，向记者讲述了在市中心的列宁广场上，“乌克兰纳粹”如何把一个只穿内裤的小男孩钉在一块木板上，让他在受尽折磨一小时后死去。
这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件，也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斯洛维扬斯克市中心没有列宁广场。记者们找不到任何目击证人，而这名妇女其实是一个前防暴警的妻子。
“一频道”的多数人都知道这是个假新闻，但并不把它当回事。当我问起利金时，他不以为然，觉得这无非是个烂新闻，他觉得观众无论如何都会看穿这一点。
德米特里：我真的觉得，对许多人，尤其是有苏联背景的人来说，真实生活和所谓的官方生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他们会在电视上，在广播里说些什么，但那都没啥大不了的，和现实生活没有关系。尤其是完成的质量，很明显地向你表明，这绝对是假新闻。所以在我看来，没人把它当回事。
此外，利金用俄语告诉我，他只是个野战士兵，一名设计师，而非思想家或记者。他说，记者的工作是理解事情，而他的工作是制作东西。
责任分配。
但将近八年后的2022年2月24日，那些不属于他工作范畴的内容终于找上了利金。
德米特里：我有个非常聪明的妻子，我的天，聪明而且爱嘲讽。大概是第二天早上吧，她问我，亲爱的，就回答我一句话，非黑即白地回答：你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我说，肯定不会上天堂。
利金再也不能说自己只是在那个人的俄罗斯内部做改善性工作。他所供职的电视频道如今正全力投入到一场战争之中。没过几天，他就辞职出国了。
我在他侨居的以色列与他交谈。在俄罗斯国营电视台的控制室里工作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利金对事情有了不同寻常的看法。我请他解释一下那个人和恩斯特是如何看待这场战争的。
德米特里：他们对规模这一概念非常着迷，所以什么民主政治、神权政治、专制政治并不重要，不，不，这只是些细节，最重要的是发生了什么：挑战的规模。
他告诉我，一旦你理解了那个人的这种思考方式，其余一切就都会水到渠成。
德米特里：尽管看起来很奇怪，但很重要的一点是，遇难者的规模越大，就证明计划越伟大。
阿尔卡季：所以战争越是致命、规模越是大，就越会让他满意？
德米特里：我能想象这种观点。
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拱顶下，那个人正在与彼得大帝、伊凡雷帝和约瑟夫·斯大林对谈，他深信自己也和他们一样，正在改变世界的秩序。
德米特里：这与乌克兰的战争无关，这是一场针对“集体西方”的战争。他从2007年起就开始谈论这个问题了。
阿尔卡季：这不是一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
德米特里：很遗憾，不是。乌克兰只是他的野心最容易得逞的地方。但乌克兰本身不是目标。他只不过是在重画世界地图。
阿尔卡季：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正在死去，这并不重要。
德米特里：这是代价。
这是代价。而在俄罗斯，生命是种不值钱的通货。
去年4月，格里戈里结束了他的旅途，在第比利斯定居下来。那并不是段快乐的日子。
格里戈里：战争开始后的头几个月，我很沮丧，我在想，这不再是我的国家，我不想和这个国家有任何共同之处。但后来你意识到，你不会再有另一段童年，另一种成人生活。我们得到了我们所得到的。
让他沮丧的不仅是失去家园或心爱的工作，还有他的国家在以他的名义杀害无辜的人。
9月21日，事情变得更糟。
[Сегодняшнийдень, наверно, запомнятвсе. Мобилизация, которойвРоссиитакбоялисьсначалавойны, объявлена. Теперьвсе…]
那个人曾承诺只有职业军队才会参加他那有限的特别军事行动，现在却宣布将额外征召30万人。
格里戈里：在这一可怕的罪行中，9月21日尤为艰难。感觉就像是第二次2月24日。
格里戈里的同胞们被动员起来去杀人，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这是战争被带入家门的时刻。
[Нет войне! Нетвойне! Нет войне!]
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爆发了抗议。
志愿参战者很少，据估计有35万人在动员后逃离。
[喧闹声]
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间山区的一个检查站，等待过境的车队长达20多公里。但大多数役龄人士没有选择或逃跑的手段。多达50万额外新兵上了战场。
对格里戈里而言，这是个令人不安的想法。
格里戈里：我震惊了两三天，压力真的很大，但然后我想做点什么，我想反击。
而在托尔斯泰看来，阻止战争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拒绝参与战争。
在俄罗斯，逃跑是抗议的主要形式。
格里戈里：所以，想法很明显，我该做点什么来帮助那些不想射杀乌克兰人的俄罗斯人。我想大概是9月24或25日，我宣布要成立一个新组织——Идите лесом。
他称之为“走过森林”。而这个短语在俄语中还有第二个意思。
格里戈里：是的，“滚”，“去你大爷”，很显然，这就是我们大家脑海里的想法。
它的宗旨是帮助尽可能多的俄罗斯人躲避征兵，或者，如果他们已经入伍，那就帮他们从军队中开小差。
格里戈里：俄罗斯国家显然是个罪犯，而我们不会遵守这个罪犯出台的法律。
他刚在网上公布自己的想法，信息就蜂拥而至。
格里戈里：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于是很多人写信给我，免费帮助我。有设计师、IT专家，还有愿意做任何事的志愿者。在短短五天内，我们就有300多名志愿者随时准备为所有求助者提供咨询。
让格里戈里感到意外和欣慰的是，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人们提供了远远超出IT援助范围的支持。
格里戈里：在组织成立的头几天，我就开始收到这样的信息：我离哈萨克斯坦边境很近，我住在蒙古边境附近，我准备每个月带几个人非法越境。我真的很感动，因为这都是普通人，他们不要钱，他们知道风险，但还是想帮忙。这是他们的反击方式。
阿尔卡季：我想俄罗斯有一样不缺的东西，那就是漫长的边境线和森林，所以……
格里戈里：没错，还有荒漠，还有其他一切类型的地形。
阿尔卡季：所以说，不是所有边界都有人守卫。所以如果人们知道路，那就是……栅栏上的一个洞。
格里戈里：没错。
为了保护自己的行动，格里戈里不能透露他们在哪里以及如何把人运出国境的具体细节，但他告诉了我们这个故事。
格里戈里：我们有一个联系人，然后我们给他发消息，说我们有两、三、四个人，通常我们会试图把他们汇集起来，所以会指定一个时间，走私者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加油站和这些人碰头，他有五六条不同路线。他尽可能驾车驶近边境，然后步行一个半小时。也要过小河，水一直到……Господи, забыл как колена…
阿尔卡季：到膝盖。
格里戈里：……一直到你的膝盖，是的，一直到你的膝盖。所以过河并不难，然后真的就要穿过森林，而在另一边他的伙伴也开车来接这些人和第一个走私者，就是这样。
到目前为止，“走过森林”已经帮助了大约五千人，格里戈里估计这让俄罗斯军队损失了至少五百人。这是一个营的兵力。
格里戈里：如今这场战争在俄罗斯显然并不受欢迎。有很多人不准备抵抗，但他们也不支持这场战争。
在格里戈里看来，俄罗斯总统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格里戈里：那个人犯了最大的错误，我认为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我认为一两年内他就会<...>。
但格里戈里太过诚实，他并没有说这会是斗争的结束。
格里戈里：我觉得，在那个人之后，我们的日子将相当艰难，不幸的是，内战也是可能的情况之一。我认为俄罗斯在未来至少十年将会面临相当黑暗的时期。要我说这还是我的乐观看法。
这是一幅黑暗的图景，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丝曙光，因为那个人发动战争的原因也是我们对一个不同的俄罗斯充满希望的原因。
面对暴力国家所做出的同情与善的个体行动。正如托尔斯泰所建议的那样。
争夺人心的斗争将在下一集继续。
[所有记者都顺利出国。没有人被逮捕或拘留或别的什么，所以我觉得他们希望我们离开这个国家，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被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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