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在70岁这年出版自传，不仅回顾自己，也写那个年代各种人的活法。图为他2023年8月在北京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南瓜视业供图/图）
2022年夏末秋初，濮存昕开始写作一本自传。他70岁了，疑心岁月是小偷。那些发生过的事得写下来。他手写，行云流水的行楷字，白纸上满是修改的印迹。
将近一年时间，他写了三十万字，最终删去三分之一，因为契诃夫说，创作要懂得删减。2023年6月，这本《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出版。作为家喻户晓的国民演员，濮存昕写自传，几乎可以视为一代人的成长标本——
他用说话的语气写作，文字质朴，从濮家祖辈的故事讲起。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原名濮思洵，苏民系笔名，参加革命后一直沿用）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第一代演员，1940年代起，参加进步话剧运动，启迪民众，曾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
1953年，濮存昕在北京人艺建院一年后出生，被朋友称为“人艺的长子”。但起初，他不是天然便能走上话剧舞台的。两岁时，濮存昕得过小儿麻痹症，也就是脊髓灰质炎，患上腿疾，童年蒙上自卑的阴影。
有一次，濮存昕出门上学，苏民透过窗户看到儿子一出楼门，便收起拐杖，练习用坏脚走路，他很心疼。
五十年后，濮存昕在云南大山拍《同一堂课》，遇到一个女孩。她的头发被父母剪得很短，同学们欺负她，叫她“男人婆”。当时濮存昕鼓励她，很多得世界冠军的女运动员都是短头发，“不要理他们”。女孩听了之后，笑得很灿烂。“那一刻，我想我也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心疼。”濮存昕回忆。
十岁那年，积水潭医院的荣国威医生为濮存昕的脚成功地做了手术。但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1969年，濮存昕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一去八年。1977年，他考进空政话剧团当文艺兵。直到九年后，才正式进入北京人艺，成为话剧演员，1990年代开始成为影视明星。
濮存昕（左一）在《我爱我家》（1993年）中饰演阿文，这身装扮因电视剧《上海滩》而流行。（资料图/图）
在这本自传里，濮存昕写儿时在人艺的成长，父辈在舞台上的闪耀，少年时代手拿红宝书的革命激情。1990年代，他密集拍影视剧，在中国电视剧的黄金年代起点颇高，因为饰演《英雄无悔》里的警察高天红遍全国，也参演过情景剧《编辑部的故事》和《我爱我家》。
濮存昕在电视剧《英雄无悔》（1996年）中饰演虚构的某市公安局局长高天。（资料图/图）
他写到自己和林兆华、谢晋等名导的合作，在21世纪初参与防治艾滋病宣传的始末。2003年，濮存昕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直至2016年，为官14年。他渐渐淡出影视圈，却活跃在话剧舞台。
时隔二十年，濮存昕（左）重演北京人艺1991年的话剧《李白》。（视觉中国/图）
近两年，濮存昕担任导演重排了《雷雨》和契诃夫的戏剧《海鸥》。他认为这是时间的礼物——是年岁和阅历，让他对剧本产生了年轻时不曾有的领会，点燃了创作的野心。
新书发布会上，朋友们前来捧场。冯远征说，一位有总结能力的演员将自己多年来对角色的体悟写成书，是对年轻演员有帮助的事，“濮哥是最有这种能力的一个演员”。宋丹丹则调侃说，濮存昕年轻时“太帅了”，“往那儿一站男一号”。
“因为演员的形象像才能一样重要……但是你要说他是不是一个有天分的演员？我觉得小濮他是一个条件特别好的演员，天分一般。但是，到今天我们得说，他是非常有成就的演员，他是非常勤力的，而且他是非常好学的，他是一个崇拜知识的人，而且他就是好，你就是会喜欢他。”宋丹丹说。
濮存昕在新书中说，他喜欢阅读。当知青时，晚上点着蜡看书。当演员后，台词、剧本便是教材，“我向我演过的角色学习。我不敢说我的学识到了什么程度，我只能说我愿意当个知识分子式的演员”。
濮存昕在电影《鲁迅》（2005年）中饰演鲁迅。（资料图/图）
他七十了，岁龄比演过的李白、曹操、弘一法师、鲁迅都大。“我生于一九五三年，那一年斯大林去世；在我出生前几天，《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在上甘岭牺牲了许多烈士；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头一年。现在二〇二三年开始了。我干演员四十多年了，快谢幕了，像老前辈们一样……”
“扎根边疆一辈子”
南方周末：在你的生命里，好像并非因为家庭出身就一定能进人艺。你书里写是1984年空政话剧团在人艺剧场表演《9·13事件》，你才第一次萌生了到人艺当演员的欲望。这个愿望的出现这么晚吗，之前都没有过？
濮存昕：那时候命运不能（由自己主宰），我们是经历过特殊年代的一代人，关于能不能进人艺的愿望……那个年代自己做不了主。我们只会唱那首儿歌：我有一个理想，是个美好的理想，等我长大以后，要像工人叔叔一样，像农民伯伯一样，像解放军叔叔一样，要当工农兵。
当时学生写作文都是老师灌输的概念，想当科学家、老师、医生，你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不知道。
但我小时候确实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喜欢玩闹，人来疯地自我表现，喜欢体育。我还喜欢美术，画过小人书，喜欢画枪、坦克，这就是男孩子，拿木头做枪揣兜里，觉得自己很棒。
我父亲他们有朗诵会，我也去听。扯着嗓子高喊革命烈士诗抄，底下一片掌声，说这孩子有表演天赋。
真正学会读书，还是要到后来下乡。那时真的没事干，天天干活，抽烟喝酒，晚上听他们神聊乱侃，早上六点又起来下地，时间就过去了。那会儿就觉得如果有本书挺好。当时可以抄黑板报，写好人好事、连长通知，（人家说）你爱写字去写吧。于是我慢慢成了一个爱好文化的人。
后来进了宣传队，编报幕词，什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击”，然后就“大好形势，全国上下一片红”，这还不容易吗？但是你想当演员没门儿，我们是销了户口离开北京的，一辈子是黑龙江人。
南方周末：当时去黑龙江下乡是如何做的决定？
濮存昕：没有人替我拿主意，我父亲在南口农场，姐姐已经去了内蒙古插队，弟弟跟我母亲在河南淮滨的农场。动员完了报名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走了，销了户口，喊着“扎根边疆一辈子”的口号。
我拿了决定之后写信，母亲接到信后往回返，已经只剩最后三天了，给我准备准备东西。那个年代每个孩子都走，除非极特殊情况。云南、内蒙古、陕西、黑龙江，谁都愿意去建设兵团，工资高。想一想1969年，32块是多高的工资。当时还发了军装，没领章帽徽，没皮带，屯垦戍边。
南方周末：我看你写母亲送别的场景，当时你很不在乎，多年以后，怀着很深的愧疚把它写下来。
濮存昕：对，我们小时候都是放养，没听说过家长送孩子上学的，动荡时期我几天不回家也没事。那时候我们所有人受的教育都是一颗红心交给党，打起背包就出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所以说没有什么留恋，能够离开家太好了。
而且那么多人都去，从众心态很强。我们学校大部分人都报黑龙江，黑龙江要人要得最多，很容易就去了。我因为腿的原因，人家还特意考察，我跑到办公室去，人说你就留北京吧。不行，我要去！还写决心书，走几步给他们看看，跑一跑，转个圈，蹲一蹲，跳一跳，OK，没事，就去了。
当时我坚决不让母亲到火车站送我，但后来她跑到胡同口，找到送知青的汽车，隔着车窗给我送了把吃饭的铁勺。那把勺子当时我记忆不深，事后多少年，写书写到这儿了，才想起来。这个细节忽略了多少年。
因为我父母是双职工，在我们童年时，都是不着家的，特别积极工作的人，以单位为家的人，我们也受到这种影响。
我母亲是银行职员，个子算高的，打排球。她去世时，我们整理照片，发现我母亲年轻时真是好漂亮。后来我就感叹，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少年、青年、中年怎么哗哗就过去了。
濮存昕（左）在电影《洗澡》（1999年）中饰演刘大明。（资料图/图）
“我使劲演戏，规避了好多好多事”
南方周末：我看这本书才发现，原来当时李雪健、王学圻你们这一批人都在空政话剧团里。是通过考试招募的吗?
濮存昕：嗯，那时候大批文工团招生，我们差不多是同一拨，前后一年都聚在一起了。那时候百废待兴，文艺的春天又来了。
这本书也反映着那个年代好多人的活法。我有一个总体感觉，无论如何，结果是幸运的，结果我是感恩的。老天是公正的，人的苦与乐，幸福和灾难，应该相辅相成，你付出的和得到的成正比。
你可能过得平平常常，也可能天上掉馅饼，一下子就成暴发户了，但不见得是好事，事后名和利会把你惩治一番。所以需要自省能力，一切都不要太过。
其实我也想，年轻时碰到的年代，给予我们的命运，对我后来的生活真的帮助很大。第一条就是承受力，觉得现在有什么苦啊，还要干嘛。我现在的生活，所做的工作，已经满足了。所以进了人艺之后，我已经确定不会再到别处去了。
第二个是对社会，对生活，对人是有判断的。我早早地规避问题，最不喜欢的事，早早就离开。我使劲演戏，规避了好多好多事。我没有脂肪肝，也没有高血压，因为永远在劳动，晚上不吃夜宵的，特别健康。
濮存昕在《编辑部的故事》（1992年）里饰演一位诗人。（资料图/图）
我们下乡劳动时，早上六点起床，后来又当过兵，生活绝对有规律。等到想偷懒的时候，有孩子了，她上学，7：15就得出家门，你得跟她一块儿。所以早起成了我一生的生活习惯，我们是要叠床的，起来不叠床，就觉得不对。
我在家是要刷碗的，家里有小时工，没有全职阿姨，自己得干，买菜刷碗，适当打扫屋子。阿姨在我也刷碗，阿姨说我刷，我说顺手了。这都是因为年轻的经历，我们习惯了。
南方周末：你走上话剧舞台后有遇到过挫折吗？因为你在空政有九年，并不算短，后来进入北京人艺就是一马平川了吗？
濮存昕：就是干呗，不对就学呗。慢慢积累，不知道哪天就顿悟了。其实我很感恩林兆华的引领，他还感谢我呢，因为一直死心塌地跟他排戏的演员里，我做得最让他满意。但我不见得是他认为最好的演员，我太知道了。我跟他演了很多在北京人艺不可能演的戏，这很重要。
南方周末：2003-2005年似乎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三年，因为你先后演了《白鹿原》、弘一法师、鲁迅，还有《建筑大师》。那几年这些角色之间互相有影响吗？
濮存昕：那段时间挺有意思的，很纠结，同时你必须自我拯救，必须找出路，怎么挺过难关。你必须用创作去抵消这些情绪。到今天也是，因为演出和创作的繁忙，有些会可以不开，有些事就不去，请客吃饭这种事也很少。
濮存昕（右）在电影《一轮明月》（2005年）中饰演李叔同（弘一法师）。（资料图/图）
《建筑大师》一开始也没有演明白，我觉得林兆华他们做的文案和舞台真的很棒，但是我不懂，一直到见观众，我也就是似懂非懂地把词念出来。林兆华说你只要没有多余的表演情绪就行。
有时候他到化妆间说，复辟了，你又回去了，不能回去，意思是不要“演戏”。他想弄不像戏的戏，没有表演的表演。这不光是外行，行内的人也不懂。他要把固化的形式打碎。就是北京人艺老前辈们建立起来的剧目和表演样式，林兆华仍旧非常推崇，但他看到二代演员们就不对了，就学了一个壳，台词已经拿腔拿调。
他是一个破坏者，孙悟空一样的人，他不喜欢这紧箍。但他没把紧箍扔了，他一直在手里拿着，非常尊重这个紧箍，但是他不喜欢。他排写实的戏，排人艺的戏，叫座也不错。但是拍自己戏剧工作室的戏，往往赔钱不卖座。但是业内人说林兆华，往往说他又开拓了什么。
我跟他一起做，近朱者赤，也有点不安生，他是属鼠的，87岁了，耳朵不好，已经没法工作了，但我现在反而特别想重排《建筑大师》，可能会有新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在书里写，你们在纽约拍《最后的贵族》，李安还去做群演？
濮存昕：他当时在纽约学电影，他说我很感兴趣，第一次有中国大陆来的摄制组，他来看看怎么工作的。我们俩坐着等拍摄，等着什么调光、换机位的时间，坐在一个大方块没有靠背的沙发上聊了一会儿天。后来《卧虎藏龙》首映式，我跟他握手，他还说我记得你。
濮存昕在电影《最后的贵族》（1989年）里饰演男主角陈寅。（资料图/图）
“我没法再演唠唠叨叨、家长里短的事”
南方周末：2003年你成为北京人艺的第一副院长，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濮存昕：米兰·昆德拉刚去世，他有一部小说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当时对我来说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太大的一件事，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没有这个能力。你知道这个杠铃有多沉，你要举吗？只要一翻腕就受伤，你提吗？
我觉得有些事情我干不了，但仍旧做了14年。剧院里的领导班子，对我也很宽容。我也知道分寸，一定不能搞不团结，不许在单位形成宗派对立的小圈子。这点我对自己非常有要求，不要只觉得自己对，要允许别人去做别人的事情。
虽然仍旧在领导班子里，但我不大做事情，那就拼命演戏呗，使劲地演。何冰戏称我“戏霸”。我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戏霸，好像不容别人的戏霸。我是别人不演，我演，我也可以给文艺一线的演员做配角。
实际上你担当这个职务，好像是吃亏了，天天演话剧，不到外头挣钱，好像怎么就淡出影视圈，也没名也没利的吧。但是你要知道，只有这样一种投入，你才能成为一个懂得舞台的人。懂得舞台，你在台上是能拿得住观众的。现在我可以当导演了，我要是没有这样，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对舞台的理解。
濮存昕在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年）中饰演孙策。（资料图/图）
南方周末：你当时在影视行业的起点特别高，要放弃会存在痛苦吗？
濮存昕：这是缘分吧。因为你当剧院领导，负起责任后，没法天天往外跑，跑不出去的。另外，我慢慢发现，我没法再演唠唠叨叨、家长里短的事，后来我都不怎么看电视剧了。
因为一般的电视剧或电影，它给观众制造的小误会和小手法，我一眼就看破了，这有什么可赏。震撼我的电影，比如《罗马》《何以为家》，在中国恰恰不一定有电影市场的。
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现状，类似短视频的碎片文化，使得我们对大体量的文化思考缺少脑力。我们很少再去读大部头，《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由你自己去寻找、发现、想象。短视频实际上别人是主角，你没有任何（思维活动），还是该干嘛干嘛。
它是世俗生活的零食，主食仍旧是物质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富起来，尝到了富足，尝到了不愁吃喝，但是我们出现脂肪肝、肥胖症、富贵病。为什么？因为物质生活过多侵占了精神领土，缺少了眼眸里的审美，那点不为所动的自我。
发现原来没在乎的事情
南方周末：1991年你就演过《海鸥》的男主角。时隔多年，为什么想担任导演重排这部戏？
濮存昕：因为我们遇到疫情，闲下来了，十来天门都没出过，在家看书画画。后来在网上培训人艺的年轻演员，练台词，有几个选项，其中就有《海鸥》。过去的老剧本都在家里书柜里，纸张都发黄，不清楚了，但这次一读，就发现了太多原来没在乎或者没有明白的事情。
南方周末：当年演科斯佳和现在重新读科斯佳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濮存昕：那时候只管自己的台词，对作品真正的内涵（理解不深）。现在要从导演的角度解读整个故事，摸清每个角色关系的来龙去脉，就有了很多新的体会。
我当导演新排了《雷雨》和《海鸥》，野心从哪儿来？就是因为自信，我发现了独到的东西。你会欣喜，别人没发现，就像茨威格写的斯科特探险队，他们一定要第一个到达南极点，到了才发现挪威人已经领先一步。
庆幸自己比别人强的那么一点小小的心理，一丝丝得意，驱使着我们好多的言行，就是因为有一点小得意，我看到了，我发现了，别人没有演过，别人没这么看过，兴奋就出现了。
南方周末：你在媒体上说了一句话：《海鸥》是给人艺的最后一个礼物，以后不导戏了吗？
濮存昕：对，没有，目前没有计划，因为我觉得太累了，或者盯不住了。而且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没有学过（导演），都是跟着老前辈学，或者外国导演来导戏，我在旁边留心地看。
所以我在这本书里用了一句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演员和导演爬的仿佛是一座山脉，但是是两座峰。我在这边爬，我也侧脸去看那些导演，他们是怎么做起一个戏，特别是好导演。
我排《简·爱》的时候，就看王晓鹰导演怎么导戏，怎么跟演员合作，给演员提示的语言出处是什么。大家都向他学习，没有用武之地时，不过就当做一个创作经历，或是要聊起艺术创作会拿他们举例。
今天自己当导演了，他们给予我的信息，给予我的启发和感受很多。比如说耐心，我看到体育界那些好的教练，他们大多具备一种耐心，球员打不好，惨败也好，他们还能收拾情绪和判断，重新来过。
这需要有一点经历后才有这种承受力。像承受气压一样，没有那么大空间，怎么才能让空间稍大一点，有一点影响力，那么就是需要耐心，需要慢慢积累的过程。理解、想象和手段，这三条缺一不可。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夏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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