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该不该打开校门，面向公众开放校园参观、游玩？
过去几年来，原本开放的大学，因为防控需要，都改成了封闭式管理，但随着社会运行恢复常态化，大学的封闭式管理却普遍延续下来，所以关于大学校园该不该开放的话题，近期屡屡引发热烈讨论。现在，终于有教育部门明确发声了。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公开回应称，“大学校园是公众资源，应该尽可能对外开放”。广东省教育厅还表示，后面会下发通知，指导各高校安全有序地面向社会开放。
虽然是一省的教育主管部门，但广东省教育厅“大学当然应该开放”的回应，掷地有声，再次重申了一个基本常识。
现在不少人反对大学开放，觉得高校就应该是独立于世，应该保持清净，一旦打开校门，社会闲杂人员涌入，会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带来管理上的不便，比如小偷小摸现象增加，损害师生的权益，等等。
但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
在三年防控之前，中国的大多数高校，一直都是面向外界打开校门的，很多大学甚至都不用预约，或者刷身份证，而是自由进出，开放校园冲击教学秩序，师生被外人打扰，在那时候为什么从来都不是问题？
封闭和隔断校门，关闭社会人员的进出通道，只是防控期间造成的例外状态，现在高校把例外状态当成了常态，享受封闭管理的便利，说白了就是偷懒，是节省管理成本。
对此，广东省教育厅的回应很有道理——“如果开放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也不是开放带来的问题，而是管理不善带来的问题”，“管理不便不能凌驾于开放之上”。
为什么“管理不便不能凌驾于开放之上”？一方面，大学本身就不是什么私产，它是广大纳税人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社会性的资源，是公共资产。
按照《高等学校财务制度》，我国高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他活动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其中事业收入，主要是学费、住宿费等。在所有的收入构成中，财政补贴是大头。
公共资源只能面向有限用户，财政拨款建立的高校，无法面向广大纳税人开放，这当然不尽合理。高校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各类场馆，只能由校内人士独享，这也导致资源利用效率偏低。
另一方面，大学本身就以开放、包容著称，关闭校门可以求得一方清净，但也隔断了与社会外界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放眼国际，像欧美的一些世界名校，都是开放参观的。家长可以带着孩子，沉浸式地体验名校的教育氛围，让他们立志学习；高校和周边的社区融合，则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人文氛围，一种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
而我国高校的发展史上，旁听生也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文化。比如民国时期，就有很多社会人士去北大旁听，北大还专门制定了旁听生的规则——《文法科选科生及旁听生规则》，将教育资源尽可能地面向社会公众开放，而一些旁听的人士，不乏后续的学者大咖。
在防控之前，像北大、清华等名校，也有不少校外人士前往旁听，听一些名师的课程，或者学术论坛、讲座。开放式的校园，其包容精神，给社会人员提供了一个接触名校教育资源的良好契机。
现在，大学纷纷关起门来，用一堵高校阻断外界，这不应该，也不合理。在参观游览高校需求刚性存在的基础上，校门关闭导致的结果是，黄牛引导入校从成为了一门地下生意。
比如前不久就有媒体报道，有黄牛在网上公开报价，进入清华北大，少则300元，多则甚至达到500元，甚至部分黄牛手中的预约名额被购买一空。
此外，最近还有报道，上海交大禁止外卖骑手入校，并设中转站有偿转送。说到底，这也是关闭校门带来的影响，它反而给学生造成了不便，却成了高校牟利的一种机会。
关于大学该不该开放，相关争论当休矣。广东省教育厅“不能因安全问题，因噎废食，拒绝开放”的强调，应该成为广大高校的共识。
至于一些人担心，开放校门以后，校园秩序受到影响，师生权益得不到保障，对此完全可以在管理上更加精细化，比如将大型场馆开放，但教学楼、学生宿舍等，可以适当采取一些封闭式的管理措施。
总之，不能以管理不便为由，继续回避公众关于开放校园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