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朱利安是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哲学家。20世纪70年代，朱利安从对古希腊哲学的沉浸中走出，背井离乡“取道”中国，试图以充满异质性的“他者”（中国）文化为镜鉴，探寻欧洲哲学之“未思”，为西方社会走出现代化危机提供“迂回”策略。
“间距”/“之间”是朱利安哲学的核心理念，有学者甚至将朱利安的哲学直接描述为“间距的哲学”。“间距”来源于“差异”所形成的“张力”。在朱利安看来，只有在“间距”/“之间”游刃有余地展开对话，“迂回”发掘中西方文化的丰富资源，才能实现从“差异”到“共同”的终极理想，才能形成全球化视野下“不同而相通”的文化格局。
（一）
朱利安以汉学研究闻名于世，是当代西方汉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身处思潮涌动、哲思汇通的觉醒年代，当西方引以为傲的“主体性”哲学无法引领人们走出现代性危机，朱利安敲开了神秘而深邃的汉学之门，试图在“非主体性”的汉学研究中寻得走出困境的良策。
朱利安与汉学的不解之缘，始于一场难忘的游学之旅。1975—1977年，朱利安在北京和上海辗转求学，两年的学习经历让他亲身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1978—1981年，朱利安赴香港新亚书院学习期间受到牟宗三、徐复观等新儒学大家的点拨，愈发建立起了对汉学的浓厚兴趣。
▲对鲁迅文学作品的诠释仅代表了朱利安汉学之旅的起航。图片来源中新网资料图
朱利安的汉学研究从鲁迅起步。1979年，《鲁迅：写作与革命》的问世标志着朱利安学术研究的航船正式朝中国转向。在翻译《华盖集》和《朝花夕拾》的过程中，朱利安深刻领悟到中华文化的“隐喻”智慧。在他看来，这种言外之意的“迂回”表达不仅适用于文字的言说或是艺术的呈现，更适用于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当西方的“逻各斯”中心陷入理性的黄昏，在中西文明之间“迂回”镜鉴，以寻求西方社会走出现代化危机的策略，成为朱利安最重要的使命。
不过，对鲁迅文学作品的诠释仅代表了朱利安汉学之旅的起航。就时间跨度而言，朱利安的汉学研究既传统又现代；就研究进路而言，条条大路通往中国思想的内在性特征。从对先秦时期儒家、道家的思想溯源，到视王船山为“中国式”思维的典型代表，再到“回到作品本身”重读鲁迅，将其视作“通往中国的最短途径”……朱利安非常重视中国各个时期、各个思想流派之间的共同特征。在朱利安看来，与西方的“逻各斯”相比，中国思想的形式逻辑并不明显，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松散自洽的气质。事实上，这种气质即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智慧的显现，与西方理性为王的“主客二分”思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在这反复且持续的“迂回”比较中，朱利安不知不觉触及了中西文明互为镜鉴的核心，即人与世界（“他者”）究竟应当如何相处。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性危机起源于“主客对立”，那么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无疑可以为西方社会走出困境提供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
而后的许多年，朱利安频繁在中西文明的航道“之间”往返，《过程或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1989）、《迂回与进入》（1998）、《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2005）、《淡之颂：论中国思想与美学》（2006）、《势：中国的效力观》（2009）、《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2017）、《从存有到生活：欧洲思想与中国思想的间距》（2018）……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研究著述不仅奠定了朱利安作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汉学家的基础，也对西方传统汉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
朱利安将“取道中国”比喻成一次“最远离逻各斯的航行”，渴望“直至差异可能到达的地方去探险”。不过，这次航行仅是一场实验，并非结局。朱利安关注中国，但全面阐释中国仅是为观照欧洲哲思提供外部工具。换句话说，中国是一面镜子，能够“迂回”透析出欧洲自身的褊狭。正如朱利安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我是按照网状的方式来推理的，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布下我的网，去捕捉一些他们还没有思考的东西。”
朱利安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被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深深吸引，一方面又仅仅将中国视作一种“外部解构”的哲学研究方法。
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之于欧洲是完全的“异托邦”。这种“相异性”预设了中国与欧洲的“无关性”。“无关性”越强，“间距”就越大，中国给予欧洲的反思空间也就愈加辽阔。甚至在朱利安看来，真正的“间性”只存在于中国。站在视野宏大的彼岸（中国）观照此岸（欧洲）的全貌，成为朱利安触动欧洲思想自我革新的核心策略。
他并不满足于西方传统汉学研究用“中国解释中国”的目标，而是试图打破以史学为典范的研究进路，将其视作反思欧洲的镜鉴。在中国与欧洲“无关性”的预设之上，朱利安将中国视为欧洲文化的“他者”，并将“他者”思维贯穿始末。有“他者”才能构成比较，在“揽镜自鉴”的历程中，面对现代性危机的勇气被重新唤醒，欧洲思想的活力被重新激发。
不过，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无关性”也造成了事实上的对极化。当“作为哲学研究工具的中国”成了欧洲的对立面，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引发了学界的颇多争议。将中国视作一种研究方法是否有将“他者”工具化的嫌疑？是否披着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外衣却依旧在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中打转？这些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持续思索。
虽然对朱利安而言，从欧洲“绕道”中国是为了实现“迂回”策略，最终依然要复归欧洲。但在此过程中，中国思想也被纳入到当代性思考的视域中，完成了其自身的超越。
（三）
朱利安将发掘“间距”、创造“间距”视作哲学家的重要使命，以期为西方社会走出现代化危机提供“迂回”策略。
2011年12月8日，朱利安在获得法国人文之家基金会世界研究学院“他者性教席”时，发表了题为“间距与之间”的就职演说，引发了学界热议。不过，这并非他首次提出这一概念。20世纪80年代，早在其展开汉学研究之初，朱利安就运用范畴考察的方式对中西诗学概念进行反思。在他看来，“自作品的起源、诗学话语的诞生起，中国和西方的概念就存在着间距”。以“含蓄”为传统的中国文学与以“象征”为传统的西方文学之间的对照，即是朱利安“间距”哲学的起源。
思想的变革总能为解决现实问题开拓新的路径。“间距”/“之间”的哲学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建立中西文明的对话机制，为多样性文化提供“得以相聚的处所”。正如朱利安所呼吁的那样——“无间距，不文化”。
全球化语境之下，西方世界的“强势”裹挟使文化的“标准化”“同质化”逐步成为常态。那些看似“四海皆准”的普世原则在实现统治目标的同时，也侵袭着多元文化交融的场域。当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退守博物馆、孤立无援的独自美丽，朱利安对“差异”的渴求愈发强烈。
毫无疑问，“差异”是五彩缤纷的，尤其对于多元的文化而言，只有“差异”才能让其成为自己，只有色彩才能让文化保持多元。从哲理出发，“间距”来源于“差异”所形成的张力。“相同”无需辨别，更无法对话，只有以“差异”为前提，才能产生“间距”，才能创造“相通”与“对话”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差异”越大，“间距”越大；路程越远，反思越深。
事实上，“差异”与“同一”代表了比较哲学的两个极端结果，如若过分强调“差异”，无疑会陷入西方世界“主客对立”的思维陷阱，让多元文化持续孤立，甚至四处树敌；而过分强调“同一”，则会使多元文化处处妥协，乃至走向“文化之死”的结局。因此，如何把握“差异”与“同一”之间的“张力”是朱利安非常关注的问题。
鉴于此，朱利安提出“间距”哲学，既让中西文明打开距离，又保证二者出现在彼此的视线范围之内。当双方有了彼此注视的空间，观照“他者”，反思“自我”，激发“创造”，展开“对话”……这一切的愿望都成为可能。“间距”赋予了中西文明一种极具意义的比较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朱利安又从悠远的中华文明长河中提取出“之间”的概念，以此区别于西方哲学概念中的“存在”。所谓“之间”，即是指“一切为了自我开展而‘通过’、‘发生’之处”（又称作“无处”，即没有位置）。中国智慧赋予“之间”自在流转、虚实结合的内涵。“天地之间”“有无之间”“毫厘之间”……皆以中华文化的美学意蕴从不同方面阐释着朱利安的“间距”哲学。
在朱利安的视野中，所谓“间距”/“之间”，就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较中寻求对话的可能。当西方文明“揽镜自鉴”，以“他者”文化反观自身，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必将为其提供独一无二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完）
作者/葛梦喆